據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週報5月10日發表題為《我們一同見證歷史——史達林翻譯回憶錄》的文章。

    瓦連京別列日科夫是史達林的私人翻譯。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他多次陪同領袖出席對歐洲及世界歷史産生過深遠影響的重大會議。如今，這位有資格對史達林作出客觀評價的老者已經作古，我們只能通過他留下的珍貴資料回顧往昔。

    初識領袖風采 雄辯説服英美

    我第一次見到史達林是在1941年。9月30日至10月2日，由英國的比弗布魯克男爵和美國外交官司哈裏曼率領的英美聯合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這兩人分別是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全權代表。作為蘇方翻譯，我參加了此次談判。當時，正是前方作戰最艱難的關心：蘇聯有5個軍陷入敵人的包圍圈，德軍坦克集群已經兵臨莫斯科城下。英美聯合代表團此行旨在考察對蘇提供軍事經濟援助的價值，看蘇聯是否有能力繼續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

    就在那時，史達林出現在眾人面前，他與新聞照片中的形象不大一樣：沒有穿筆挺的元帥服，沒有佩戴任何勳章，個子不高，略微有些消瘦，一隻手縮在袖子裏。看來，他終日為戰事殫精竭慮，早已無暇關注自己的儀錶。

    然而，從第一天起，我就為他的談話風格所折服。他嗓音渾厚低沉，講一口略帶點喬治亞口音的俄語。他説話條理非常清晰，那種雄辯家的氣魄和戰略家的韜略，深深感染了在場的每個人。

    多年以後，和我私交不錯的美國人哈裏曼回憶起與史達林的首次會面，感慨萬千：

    “我與比弗布魯克男爵去見史達林時，內心相當沮喪。此前，軍事分析家描繪了最灰暗的前景。武官伊頓更是危言聳聽：蘇軍大勢已去，絕對守不住莫斯科。既然向蘇聯提供的戰略物資和武器裝備很可能落入德國手中，談判簡直是多此一舉。他甚至斷言，如果代表團在莫斯科多逗留些日子，很可能就淪為德軍的階下囚了……

    “在談判過程中，史達林親自對前方形勢作了詳盡準確的分析。他氣定神閒，完全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他並不隱瞞蘇聯在武器生産方面所遇到的困難，希望盟軍能夠迅速支援坦克、反坦克武器和飛機。更令我們吃驚的是，他開始列舉蘇聯最需要的原料、儀錶，就是為了使工廠能在1942年順利開工。

    “他建議代表團去軍醫院看看，與受傷的指戰員交談。我開始為自己的悲觀情緒感到羞愧……”

    與史達林的接觸和前線的見聞令盟友們深信，莫斯科的防守固若金湯。後來，蘇美英三國以最快的速度締結了一系列重要協定，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傳譯希魔發言 準確判斷戰局

    此後，美國對德宣戰、丘吉爾首次訪問莫斯科、蘇英美三國外長莫斯會晤、德黑蘭會議、諾曼底登陸、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每一次歷史性的成功都凝聚了史達林的心血。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這大大加強了反法西斯力量在遠東地區的實力。但令人不安的是，德國是否會向美國宣戰。12月11日晚，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希特勒的例行講話。講話開始前，我來到莫洛托夫辦公室，將收音機調到柏林電臺的波段。他心事重重地告訴我，史達林對講話非常關注，他希望從中了解盡可能多的東西。

    希特勒在其擁護者的掌聲中開始了發言，不久便歇斯度裏大發作。以同聲傳譯的形式來翻譯他狂呼的口號相當困難，我緊張得直冒冷汗。

    這時，綠色電話的鈴聲響起。這是史達林的專線。

    “對，已經開始了。只是些空話。還不清楚德方的立場……”莫洛托夫解釋道。

    關鍵性的句子終於出現了：“德國中止同美國的關係，向其宣戰。”莫洛托夫馬上通知了史達林。他們一致認為，儘管柏林作出了如此明確的外交舉動，但日本不會向蘇聯宣戰的。因為莫斯科保衛戰已經進人反攻階段，德軍不敗的神話已經被打破。而美國在認清了希特勒的冒險本質後，成了反法西斯聯盟的堅定成員。

    盟國巨頭會晤 丘吉爾很尷尬

    此後不久，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來到莫斯科。在參觀了蘇軍擊潰德軍的戰場後，他大為驚嘆。但在克里姆林宮，他也説：“德軍並沒有走遠，他們距退守柏林還遠著呢。”

    史達林幽默他説：“沒關係，在歷史上俄羅斯人曾兩次攻入柏林，同樣還會有第三次。”

    1942年，史達林格勒保衛戰正在緊張進行，丘吉爾來到了莫斯科。丘吉爾曾經莊嚴承諾，將於那年夏天開闢第二戰場，但他食言了。而且在保衛戰的緊要關頭，美英以貨船被擊沉為由，停開通過北方水道向蘇聯輸送物資的船隻。首腦會晤的氣氛有些冷淡。史達林氣衝衝地把一份備忘錄扔到丘吉爾腳邊，措責英國不履行聯盟義務。丘吉爾有些尷尬，宴會時，他猛喝白蘭地，以逃避史達林的目光。

    1943年底，在德黑蘭舉行的隆重儀式上，丘吉爾親手向史達林轉交了英王喬治六世贈給英勇的史達林格勒市民的禮物——一柄長劍，它至今仍存放在史達林格勒（叫伏爾加格勒）的戰爭博物館內。當時，史達林小心地拔出寶劍，舉到面前輕吻了一下。我愉愉地瞅了眼羅斯福和丘吉爾，前者流露出發自內心的感動，而丘吉爾的笑容就顯得有些僵硬。

    幾天后，在三巨頭會晤中，丘吉爾突然告訴史達林，盟軍登陸計劃將不會實施。史達林“嚯”地一下站起來，衝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説：“跟我走！留在這裡還存什麼意義？前方的戰鬥更值得關注！”

    丘吉爾一下子面紅耳赤，開始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動，隨後連忙解釋道，史達林誤會了他的意思，他本人是支寺登陸計劃的。經過羅斯福的勸解，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

    重要歷史時刻 偉人堅定執著

    與史達林共事絕對不容易，但格外榮耀，畢竟我有機會親歷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我們通常每天都要工作12—16小時。史達林習慣在傍晚或是上半夜處理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也只能適應他的這種作息方式。

    在外交人民委員部，我負責美國方面的事務。代表團來訪時，我擔任史達林的翻譯，或是進行同聲傳譯，此外便是起草議定書。史達林通常會對文件進行檢查。

    每次為他準備的文件，我們總是格外認真，莫洛托夫看過後才送給他本人。史達林通常不會改動，只是在上方簽名。不過，有時他也會用藍鉛筆將意見寫出來，讓我們重新起草。

    我在史達林身邊工作了很長時間，親眼目睹了他的功過得失，但他無比堅定的政治意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執著精神和傑出的指揮才能，在取得衛國戰爭勝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作為傑出的外交家，他對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功不可沒。在許多重要會議上，他在顧全大局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維護著蘇聯的國家利益。

    難怪美國外交家哈裏曼對他欽佩有加：“他知識豐富、能夠迅速介入細節問題；頭腦靈活，對人的心理揣摩得很透。我認為，他比羅斯福知道導更多，比丘吉爾更為現實。從一定程度來講，他是最優秀的軍事統帥。”

     參考消息 2001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