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西方戰地女記者的特殊戰場

    有這樣一群風華正茂的女子，她們本可以在大都市過舒適的生活，享受美麗人生的愜意，可是記者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她們必須奔赴烽火瀰漫的戰場。在阿富汗、科索沃和車臣首府格羅茲尼，她們出生入死，克服重重困難，將第一手的戰地報道公之於眾，讓世人了解戰爭的慘烈和生命的脆弱。

    戰地姊妹花

    走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ＣＮＮ）國際報道記者克裏斯蒂安阿曼普爾在倫敦諾丁山的家，屋內的佈置讓人不由讚嘆女主人的品位。擺放在咖啡桌上的攝影書籍和非洲雕塑等裝飾物顯示出了阿曼普爾獨特的情趣，但“明眼人”不難看出，走廊裏的花瓶並非普通裝飾品，而是一枚榴彈的彈殼，那是阿曼普爾在報道波黑戰爭時帶回來的“紀念品”。那枚榴彈當時墜落在飯店裏，和她只隔兩道門。一想起當時的情景，阿曼普爾至今心有餘悸———“如果炸彈爆炸，我和在這一側房間裏的每個人就都沒命了”。

    阿曼普爾是一名戰地女記者，但她和同伴們卻堅持説自己就是“記者”，同任何男性一樣堅韌勇敢。憑藉這種堅韌和勇敢，阿曼普爾去年“殺”入了危機四伏的阿富汗，並在那裏發現了小型軍事訓練營和關於如何製造化學武器和核武器的材料。

    到過阿富汗的還不止她一個女記者，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的傑基羅蘭是第一批抵達那裏的西方記者。在美國對阿富汗軍事打擊剛剛開始時，英國《衛報》的瑪吉奧凱恩，一位頭髮淩亂的愛爾蘭“鐵娘子”，用了一週左右的時間從巴基斯坦走山路進入了阿富汗。據説她穿過的關口極為難走，簡直能把馬累死。義大利裔美國人雅尼娜迪喬瓦尼是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她在托拉博拉靈活地躲過了“基地”組織的射擊。

    唯一沒有在去年到阿富汗採訪的可能是這群女記者中最“強悍”的女子———美國人瑪麗科爾文。為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工作的科爾文去年在斯里蘭卡採訪時遭襲，一隻眼睛被手榴彈打傷，已經完全失明。

    以上幾人是戰地女記者中的代表。她們把足跡留在了伊拉克、波黑、東帝汶和約旦河西岸等地。她們在戰火中同吃同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她們互相合作，尋找獲取新聞線索的渠道。

    誰説女子不如男

    雖然人們都説戰爭是屬於男人的，但戰爭中的女記者卻一點也不遜“鬚眉”。她們不僅具有性別優勢，而且在報道中體現出男性同行們無法比擬的豐富情感和獨到視角。

    作為女性，她們更容易搞到好素材。在雅尼娜迪喬瓦尼綠色大眼睛的注視下，士兵們無法不向她傾吐心聲。她是長得最性感的女記者，士兵們都親切地叫她“寶貝兒”。

    瑪吉奧凱恩的鬼點子總是很多，她能杜撰出一些感人的故事，好在檢查站矇混過關。在適當的時候，幾封“露骨得令人尷尬”的情書也能起很大作用。

    在像阿富汗這樣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國家，男人休想接近當地婦女。媒體了解那些永遠蒙著面紗的婦女的唯一途徑就是女記者。在阿富汗男人們的眼裏，這些西方女性既不是女人，更不是男人，而是屬於“第三性別”。

    由於性別上的差異，男女記者對戰爭的看法和處理方式也相差甚遠。“男孩在兩歲時就被玩具武器吸引，長大後也沒有改變，”瑪麗科爾文説，“但我認為在報道戰爭中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我想重要的應該是人。”和戰爭本身相比，女性更加關注的是在其中受折磨的生命。也許正因為如此，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前妻、曾經報道過西班牙內戰的瑪爾塔格爾霍恩才被人譽為戰地女記者中的楷模。她的文章反映出來的除了槍炮外，還有人性的良知。

    當瑪麗科爾文駕車在波黑戰場上行駛時，看見一名男子黯然坐在路邊。出於一種本能，她跳下汽車去和他攀談，男子告訴科爾文，她身旁就是他妻子和孩子的墳墓，他們沒能逃脫無情的戰火，科爾文將他的故事寫了出來，那些整天忙於追逐將軍的男記者不得不佩服她敏銳的觀察力和生動感人的筆觸。

    戰地有情天

    戰爭和愛情是許多電影偏愛的主題。戰爭是殘忍無情的，愛情是甜蜜溫馨的，兩者看似相差萬里，但一旦它們結合起來，産生的震撼力無可比擬。

    這些可愛的戰地女記者和男同行們在戰地上相遇、炮火中相愛，譜寫出一幕又一幕戰地浪漫曲。

    法國電視記者布魯諾吉羅東１９９３年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與雅尼娜迪喬瓦尼相遇，並對她一見鍾情。但直到１９９８年，兩人的關係才在阿爾及利亞有了進一步發展。在科索沃的硝煙中，他們的愛情經歷了生離死別的考驗，並最終心心相印。１９９９年５月，吉羅東正在阿爾巴尼亞的庫克斯工作，而喬瓦尼在科索沃採訪。當他聽説北約轟炸科索沃時非常為戀人擔心，而一些關於士兵被炸死消息更是讓他焦急萬分。他瘋狂地給有關部門打電話，最後終於聯絡到一位秘魯攝影師。他對這個攝影師説：“告訴她（喬瓦尼）離開那裏，這非常重要，她的處境十分危險。”迫於戰爭的威脅，吉羅東的同伴都撤走了，但他還固執地留在庫克斯的飯店裏，心急如焚地等待戀人的消息。一天，奇跡發生了，喬瓦尼出現在了他的面前。一開始吉羅東沒認出她，“她説‘我回來了，我還活著’，她的身上臟極了”。回憶吉羅東當時説的話時，喬瓦尼的眼睛濕潤了，“他只説道：‘我不會再有像今天這樣快樂的時刻了’”。

    瑪麗科爾文從１９８６年開始從事戰地記者的工作，她的戰地戀情也隨之展開。在兩伊戰爭前線，她認識了來自《星期日電訊報》、久經沙場的帕特裏克畢曉普。相識伊始，畢曉普得意洋洋地向她傳授自己的各種“戰地本領”。“你不用擔心（那些炮彈），它們都是打向外面的，當你像我這樣在戰場上待久了，你就能聽得出來哪些炮彈的方向是向這兒來的，哪些是出去的，”他説道，“喏，這是打過去的，而這個……是打過來的！”説著，畢曉普像耗子一樣將自己隱蔽起來，而瑪麗還站在那裏。結果什麼也沒發生，路過的伊拉克士兵們哈哈大笑。出了醜的畢曉普感到很沮喪，他總是希望能演一齣“英雄救美”，來捕獲科爾文的芳心。他説：“我幻想（我們乘坐的）吉普車被炮彈擊中，而我把她從殘骸中拽出來，救了她的命。”雖然，畢曉普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但科爾文愛上了他，兩人結了婚。

    天真的科爾文那時還沒有意識到一件事，那就是戰爭中的愛情很難長久。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兩年後她和畢曉普的婚姻破裂，科爾文甚至説畢曉普是這個世界上“她最後一個想見到、聽到或進行交談的人”。當科爾文重新審視這段失敗的婚姻，她總是覺得自己和前夫就像兩個不知疲倦的孩子，太專注于戰爭中的毀滅與死亡，以至於忽略了其他東西，甚至對方的存在。

    幾年後，在報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發生的衝突時，科爾文又遇到了《國家報》的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奧。他們很快結婚，但是不久又離了婚。

    一次次失敗的婚姻給科爾文帶來不小的麻煩。由於同是戰地記者，她總擔心會在戰場上碰到兩位前夫。她在阿爾巴尼亞庫克斯採訪時，一天，她回到飯店，發現另一個人的東西已經在她的房間裏，科爾文當時嚇了一跳。“我想，哦，上帝，如果碰到的是我的前夫該怎麼辦？”她知道兩個人都要到這裡採訪，於是她開始“檢查”來客的包，結果找到一件“滾石”樂隊的Ｔ恤衫，她這才松了口氣，因為兩個前夫從不穿這樣的衣服。

    生活在戰爭之中

    感情問題總是讓人頭痛，但除此之外，這些烽火佳人們還面臨著種種其他問題。首先，從戰場歸來後，女記者們發現，自己已經不適應“和平年代”，因為生活安靜得讓她們發慌。傑基羅蘭發現倫敦的生活無聊透頂。“我無法和人們就一些平常的事進行平常的談話，在經歷了戰爭、炮火和逃亡以後，我真的很難在這裡談論什麼住房抵押或內衣店裏的流行款式”。她回憶説，在貝爾格萊德的經歷就像是一部史詩般的電影。“時間慢慢地流過，那裏所有的一切，包括燈光，看上去都是那麼特殊”。

    戰地女記者們需要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

    有時，她們會産生一種負罪感，感覺自己是從戰爭中受益的人。“我們是貪婪的，”雅尼娜迪喬瓦尼説。她在非洲的獅子山出色地完成了對娃娃兵和因傷截肢者的報道，也因此獲得多項新聞獎。喬瓦尼説，“我們把他們身上發生過的可怕故事榨取出來，然後就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瑪麗科爾文也説，有時感覺自己就是個偽君子，因為“我總是要回家的”。

    《羊城晚報》 200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