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促進經濟領域結構的優化和調整，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採取了積極的改革態度和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的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海外投資者對在中國投資的信心進一步增強。而中國入世的利好消息更是給世界經濟打了一劑強心針，投資者紛至遝來，中國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資數額因此也水漲船高。

    有證據顯示，中國並沒有以犧牲亞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獲得海外投資，相關數據表明，流入亞洲其他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數額同流入中國的數額在上升數量上基本保持一致。

    同面對慘澹的國民經濟而回天乏術的其他亞洲經濟體相比，迄今為止中國所採取的各項推動經濟增長的改革政策都是比較成功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將加速中國微觀經濟改革的進程，使中國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海外投資場所。

    有人宣稱中國獲得的外資是以亞洲其他國家為代價的，這種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雖然中國可能將繼續吸引大量外國投資的進入，但是在相對優勢推動下的全球化進程意味著進入亞洲的外資是一個凈增長額。

    但是，儘管中國在經濟上有許多同日本類似的缺陷，那麼為什麼唯獨中國可以吸引絕大多數的外國直接投資呢？要想理解中國緣何能夠成為外資磁石，我們最好將出發點放在中日兩國經濟的對比上。

    共同的問題

    儘管中日兩國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上，但是中國經濟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同日本有著類似甚至是共同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過度投資（這在鉅額儲蓄存款額和生産能力的大量閒置上可見一斑）、通貨緊縮、企業和金融領域效率低下等等。這些共同的問題在兩國都産生了類似的宏觀經濟混亂，諸如資金的不合理分配、利潤空間過低以及金融非居間化(指由銀行儲蓄存款轉為直接的證券投資)等現象。

    然而，有證據顯示，同日本及許多其他亞洲國家處理經濟問題的方式相比，中國為保持經濟增長而採取的政策迄今為止仍是最有效最成功的。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是亞洲地區唯一的一個保持了緩慢但卻十分穩定的經濟改革進程的國家。

    中國的國有企業創造的工業産量比重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超過80%降到了目前的不到25% 。失業人口也劇增。一部分國有企業的破産倒閉每年可以在社會上形成約700萬過剩勞動力。因此有人認為，同中國官方公佈的3.1%的數字相比，中國的實際失業率可能已經超過了8%。不過，儘管改革措施在初期經歷了陣痛，但是中國政府採取的努力已經顯示出了初步的成效。最明顯的回報便是虧損的企業數量在不斷下降，企業整體盈利狀況也在不斷改善中。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儘管東京方面為了推動經濟改革也投入了大把打把的資金，但是日本僵化的經濟體制似乎依舊頑固地拒絕作出改變。近些年來，日本走馬燈般地換了一任又一任政府首相，每一個新上臺的政府首腦都宣稱將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往往過不了多久便沒有了下文。小泉純一郎的走馬上任曾經使日本民眾重燃起了繼續改革的希望，但是小泉首相面對的是一個複雜的、充滿了爭議的保守勢力網路，儘管當前日本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經濟環境，但當時保守派實力的強大使得任何改革的努力都變得異常艱難。

    與此同時，日本的低失業率也反映了其改革的惰性，改革的阻力同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得日本的失業率被人為地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上。過去十年日本平均3.3%的失業率本應該會使日本經濟邁上高速發展的軌道，可是事實是日本的國內生産總值每年的增長率只有1.6%。

    最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日本仍然生産著許多低附加值的産品。像眼鏡、紡織品、鞋類的等的製造都將這個國家擺在了作為中國競爭對手的位置上。自今年4月以來出現的中日貿易爭端標誌著日本貿易保護主義力量的崛起，同時也反映了日本國內對中國産品強大競爭力的威脅的擔憂。與此相比，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出口産品高速向高附加值産品過渡，中國對日進出口貿易已經創造了創紀錄的貿易盈餘。

    經濟邁上發展的正軌

    在充分認識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改革所存在的潛在的短期負面影響後，中國毅然決定依靠擴大內需帶動經濟的發展。為此中國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提高公務員工資，並且大舉增發國債刺激其國內銀行擴大貸款規模。後者的目的在於通過資本市場引導銀行系統中的閒散資金轉化為投資，由此降低金融非居間化造成的危害。從目前的狀況看來，北京在平衡改革的進度與發展速度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改革依舊進行，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受到有效控制，個人消費已經恢復活力。

    相比之下，日本的決策者似乎不能實現改革與發展的平衡發展。當20世紀90年代早期資産泡沫破滅時，他們錯誤地將銀行利息率保持在較高的水準上，由此加重了通貨緊縮的程度並損害了日本的改革能力。1999年提高消費稅的決策以及隨後2000年提高利息率的決定也都暴露了日本政府當局決策層的不成熟。這些舉動對日本本已十分脆弱的經濟來説無異於雪上加霜。

    不過，隨著中國財政赤字的不斷擴大，其貫徹的大規模財政擴張政策也在引發了一些人士對其可持續性的疑慮。確實，如果目前的狀況繼續發展而不加以關注的話，中國的財政就將出現問題。但是，由於中國銀行系統中尚存留著大量閒散的居民存款（目前為8000億美元，仍在不斷增長中）足以應付中國短期的財政需求，因此未來幾年內中國的財政狀況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幸運的是，儘管中國短期內不會出現大的財政危機，但是北京方面已經積極主動採取措施防止其財政狀況和公債形勢向長期惡化。其中就包括了許多國家增收節支的措施，如標準化國內企業和外企的稅收，進行稅改擴大稅收網路，以及在國民經濟趨於穩定時減少財政支出等等。迄今為止，中國的老百姓對他們所面臨的財政狀況及其他經濟困難也都表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中國人需要保持住經濟穩步增長的良好態勢以免步日本的後塵。

    中國和日本對他們國內銀行業困難的嚴重程度都有清醒的認識。但是北京在積極謀求解決這些困難方面的動作要比東京堅決、迅速得多。中國已經建立了一批的資産管理公司以幫助各大銀行逐步將壞賬從他們的資産平衡表上清除掉。為了處理銀行業的問題，中國還要求各銀行每年至少要解決掉2%的壞賬，同時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調整銀行部門的資本結構。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日本也為銀行系統注入了大量的流動資金。但是在沒有進行結構改革的情況下，簡單的資金注入不會産生有效的最終需求，因為銀行仍不願意給企業提供貸款。由此可見，日本在宏觀財政支出增長和銀行信用增長兩者之間並沒有形成一致，反而還存在有巨大的分歧；而中國的金融財政改革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來自中國的召喚

    事實上，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吸引力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中國廣受外國投資者的青睞無外乎是因為她為了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和推動結構改革採取了積極的改革態度以及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相比之下，日本則陷入了保護現行經濟體系既得利益者的慣性泥沼，以至於投入的大量良性資産也都轉變成了呆賬壞賬。

    處於同樣的原因，除新加坡外，東南亞國家在積極改革和平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缺乏也增加了這一地區的經濟風險，也使得這一地區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目標的地位日益邊緣化。不過，即便是中國這樣的成功國家也應當認識到，改善經濟資源在國民經濟部門中的配置，推動經濟結構改革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作為國家的一种經濟政策的姿態應當處於從屬的地位。

    這些微觀的機構性的改革包括放鬆對中國私營經濟成分的發展在政治、制度以及金融規則上的種種限制和約束，加強創新以促進企業盈利。中國入世將會加快這一進程，成功的關鍵就在於能否保持經濟改革良好發展勢頭。

    《商業時報》2001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