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澤民主席為首的中國領導層已明確表示，蓬勃發展的股票市場對這個國家的長期經濟重建工作必不可少。他們要求拓展行之有效的資本市場，向境況不佳的國營公司和嶄露頭角的私有公司提供它們迫切需要的資金，並且建立一個資金自給的社會安全體制。但中國當局意識到，為實現這些目標，至關重要的一步將是改革股票市場本身。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本月公開打擊操縱股價的行為，這是多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儘管官方經常查實一些上市企業有造假賬或與投機分子勾結抬高股價等行為，中國大陸在其10年證券交易史上從未讓任何一家公司停牌。

    不過，在這一時期，充滿生機的股東文化生根發芽。中國如今擁有大約5800萬零星投資者，僅次於美國。1050多家公司在上海和深圳上市，它們的資金共計5800億美元。在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它們的市場價值加起來僅次於香港。

    去年歲末，上海的B股上漲136%。這些股票本來是留給外國投資者的，但中國人利用法律漏洞進行交易。在深圳，這個指數攀升63%。留給中國投資者的較大的A股指數在這兩座城市上漲50%以上。

    指數暴漲在部分程度上是零星投資者帶來的流動性造成的。但隨著股票價格扶搖直上，市場缺點越來越暴露無遺。

    首先，人民幣的不可兌換性把投資者與外界隔離開來。即將出版的描寫中國股市發展史的著作《致富光榮！》的作者卡爾沃爾特和弗雷澤豪伊寫道：“中國國內市場的基本事實是，它們在一個封閉的體制下運作。任何影響——無論來自亞洲地區，還是來自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地區——到這裡都大打折扣。”

    第二，公司管理渙散以及無處不在的內部交易意味著，股值與公司的基本因素幾乎沒有任何瓜葛。香港瑞銀華寶有限公司的喬張前不久在有關A股的報告中説：“二級市場上業績不錯的公司的股價不一定就高，而經營不善的公司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政府本身所發揮的作用。市場情緒的力量可以追溯到1999年6月，當時《人民日報》在頭版一篇文章中，對股價飚升大加讚揚，並且敦促政府官員保護“來之不易的”成果。

    在大多數上市公司，絕大多數股票仍然受到國家控制。資深管理人員仍然認為自己是公務員。

    1999年底，政府做出決定，徵收銀行存款利息稅，從而使投資者大受鼓舞。此舉是為了使小心翼翼的儲戶把存在銀行的錢投入到股票市場。對通貨緊縮憂心忡忡的官員們也希望股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會刺激消費。

    這項政策在部分程度上獲得了成功。儘管消費上漲幅度不大，資金已從銀行流入股票市場。結果是，中國投資者與政府達成了某種默契：他們將把存款投入市場，只要政府確保他們不會蒙受損失。

    對政府來説，這帶來極大的風險，就像沃爾特和豪伊所指出的那樣：“如此依賴國家意味著如果市場出現問題，不管原因如何，責任都將歸到政府頭上。”如果中國打算使其股票市場繼續與世隔絕，這就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儘管中國政府沒有為資本可兌換性定下時間表，它説它打算允許外國人直接投資于中國股票。

    外國人的進入很有可能為改革上市公司帶來更大的壓力，因為他們將用全球標準來衡量中國市場。

    政府以前通過在各省分配配額來管理掛牌上市業務，這意味著利用它們來扶植“關鍵”工業。實際上，各省政府把密切相聯但業績很差的國營公司推入市場。

    根據新條例，證券公司可以幫助公司上市掛牌，然後把它們交給一個據認為應該獨立的委員會。在較嚴格的公開資産條例的支援下，這種變化將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削弱政府對上市程式的政治影響。

    私營公司到現在為止基本上被排斥在市場之外。當納斯達克風格的“二板”市場今年在深圳開始交易時，私營公司也應該發現上市比以前容易了。據張先生説，這些改革將提高公司上市的品質。他認為：“股票市場因此應該能夠把業績良好和境況不佳的公司區分開來。”

    英國《金融時報》2001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