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第一展室，首先見到的是“我是中國人”幾個耀眼的大字。先生這句感人肺腑的遺言，使我對這位著名的新聞記者、我國新聞學和新聞史研究的開拓者，頓時産生了無限敬仰之情。

    戈公振原名戈紹發，從事新聞工作後才改用“公振”這個名字。“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主張抗日，參加各種救亡活動。1932年3月，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來我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戰爭的真相，戈公振以記者身份，隨中國代表團赴東北和上海調查日寇侵略中國的真相。據説他在離開北平前曾立下遺囑，交由堂弟保存。在瀋陽時，他冒著生命危險前往“九一八”事變發生地北大營等處調查，因而被日偽憲警拘捕，後經代表團出面交涉才獲釋放。1935年10月22日，他在上海臨終之際，還斷斷續續地對鄒韜奮説：“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回來……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先生逝世後，沈鈞儒曾以《我是中國人》為題，寫了一首著名的悼詩：“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説，我是中國人！”

    戈公振畢生獻給了我國的新聞事業。他在《時報》工作15年，後又在《申報》工作3年。1927年初，他出國到歐美和日本等國訪問，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1927年8月，他應國際聯盟的邀請，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新聞專家會議。1933年，他去蘇聯採訪和考察。

    他撰寫的《中國報學史》，于192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新聞史專著。該書出版後，在國內外産生了重大的影響。《大公報》曾發表評論説：“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代著作中之所罕見者。”在故居展室的櫥窗裏，我有幸見到了《中國報學史》初版本、日譯本，以及解放前後出版的各種版本。

    1935年夏天，戈公振在蘇聯接到鄒韜奮從上海發去的電報，催他早日回國重新籌辦《生活日報》。他很快啟程回國，于同年10月15日到達上海。到上海沒幾天就因患闌尾炎住院治療，豈料手術後不久，即于1935年10月22日與世長辭，享年45歲。對他的死因，當時就引起人們的猜疑。戈公振的胞妹戈紹恰女士説他“死後手指甲皆發青，開刀醫生被一批批愛國學生責問得無言以對”。戈公振的侄兒戈寶權也認為：“他的死因，在他逝世時一直到今天，始終是個謎。”

    在故居的櫥窗裏，我看到了先生的許多遺物，其中有去歐洲、蘇聯考察的出國護照、記者證，有國民政府委派他出席國際新聞會議的“簡派狀”，有先生的印章、手跡、照片，還有他生前愛穿的黑色禮服等。這些珍貴的遺物，都是戈公振的兒子、核物理學家、美籍華人戈寶樹先生於1985年從美國帶回國捐贈給紀念館的。“睹物思人”，我在先生的遺物前，良久地默念著這位新聞界的前輩先賢。

    走出戈公振故居的大門，我的腦海中還想著在先生逝世後，南京新聞學會發去的唁電中所寫的話語：“戈君軀殼，雖不幸物化，戈君之道德文章，終可彪炳于寰宇也。”

    《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