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先生的故居在江蘇東臺市至城區蘭香巷11號。故居面積並不大,計有房屋三進十間,佔地247平方米。一進故居的大門,“壽”字圖案的花墻便映入眼簾,院內飾有園林小品。故居的房間,均為四面壁板,長窗長,古色古香,是座典型的清末民初建築。故居內設有“戈公振紀念館”,陳列著豐富的文物資料。
走進第一展室,首先見到的是“我是中國人”幾個耀眼的大字。先生這句感人肺腑的遺言,使我對這位著名的新聞記者、我國新聞學和新聞史研究的開拓者,頓時産生了無限敬仰之情。
戈公振原名戈紹發,從事新聞工作後才改用“公振”這個名字。“九 一八”事變後,他積極主張抗日,參加各種救亡活動。1932年3月,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來我國調查“九 一八”事變和“一 二八”戰爭的真相,戈公振以記者身份,隨中國代表團赴東北和上海調查日寇侵略中國的真相。據説他在離開北平前曾立下遺囑,交由堂弟保存。在瀋陽時,他冒著生命危險前往“九 一八”事變發生地北大營等處調查,因而被日偽憲警拘捕,後經代表團出面交涉才獲釋放。1935年10月22日,他在上海臨終之際,還斷斷續續地對鄒韜奮説:“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回來……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先生逝世後,沈鈞儒曾以《我是中國人》為題,寫了一首著名的悼詩:“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説,我是中國人!”
戈公振畢生獻給了我國的新聞事業。他在《時報》工作15年,後又在《申報》工作3年。1927年初,他出國到歐美和日本等國訪問,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1927年8月,他應國際聯盟的邀請,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新聞專家會議。1933年,他去蘇聯採訪和考察。
他撰寫的《中國報學史》,于192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新聞史專著。該書出版後,在國內外産生了重大的影響。《大公報》曾發表評論説:“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代著作中之所罕見者。”在故居展室的櫥窗裏,我有幸見到了《中國報學史》初版本、日譯本,以及解放前後出版的各種版本。
1935年夏天,戈公振在蘇聯接到鄒韜奮從上海發去的電報,催他早日回國重新籌辦《生活日報》。他很快啟程回國,于同年10月15日到達上海。到上海沒幾天就因患闌尾炎住院治療,豈料手術後不久,即于1935年10月22日與世長辭,享年45歲。對他的死因,當時就引起人們的猜疑。戈公振的胞妹戈紹恰女士説他“死後手指甲皆發青,開刀醫生被一批批愛國學生責問得無言以對”。戈公振的侄兒戈寶權也認為:“他的死因,在他逝世時一直到今天,始終是個謎。”
在故居的櫥窗裏,我看到了先生的許多遺物,其中有去歐洲、蘇聯考察的出國護照、記者證,有國民政府委派他出席國際新聞會議的“簡派狀”,有先生的印章、手跡、照片,還有他生前愛穿的黑色禮服等。這些珍貴的遺物,都是戈公振的兒子、核物理學家、美籍華人戈寶樹先生於1985年從美國帶回國捐贈給紀念館的。“睹物思人”,我在先生的遺物前,良久地默念著這位新聞界的前輩先賢。
走出戈公振故居的大門,我的腦海中還想著在先生逝世後,南京新聞學會發去的唁電中所寫的話語:“戈君軀殼,雖不幸物化,戈君之道德文章,終可彪炳于寰宇也。”
《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