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諾貝爾獎:中國科學家好夢何時能圓
——中國工程院院士巴德年縱談百年諾貝爾獎

胡永生

    1901年12月10日,德國免疫學家 Emil Adolfvon Behring獲得了第一屆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獲獎成果是血清療法治療白喉。

    百年滄桑。隨著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白喉作為歷史上的急性傳染病,已經漸漸被人淡忘。而諾貝爾獎作為科學界的最高獎,每年都受到世界的高度關注。縱覽諾貝爾獎百年曆史,在物理、化學領域都記載著華裔科學家的功勳,然而在醫學乃至生命科學領域,華人迄今無緣折桂。這裡的深層原因是什麼?中國科學家什麼時候能夠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帶著這些問題,日前筆者採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先生。

    “今年我被聘為諾貝爾醫學獎推薦人。諾貝爾醫學獎的評選工作是由瑞典卡洛林斯卡醫學院負責的。該學院每年都要從世界各地聘請600余名諾貝爾醫學獎推薦人,推選當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評選委員會通過嚴格的民主程式在這些候選人中篩選出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我上一次擔任推薦人是在1990年。”

    “真巧,那麼請您評論百年諾貝爾醫學獎是再合適不過了。”巴院士的話在我意料之外,卻是再好不過的開場白。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名稱是根據諾貝爾的遺囑確定的。隨著歷史的發展,實際上諾貝爾醫學獎已經成為生命科學領域的最高獎。當然,由於諾貝爾醫學獎獲獎人數有限,一流的科學家不一定能獲得這一獎項,但是一般來説,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都是世界級的大科學家。”

    “諾貝爾獎的優點是獲獎成果必須經過相當長時間的驗證,雖然有一些成果是很快授予的,如單克隆抗體,但大部分要經過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驗證、認定。所以,看起來獲獎者的歲數都很大,但是他們出創新成果都是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現在有一種説法,醫生越老越值錢,這種説法是不對的。真正出成果的時候還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正因如此,獲得諾貝爾獎成為大科學家的標誌,諾貝爾獎獲得者成為科學家的榜樣,這一點至今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的話題轉到中國:“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夠獲得諾貝爾獎,是今年媒體議論的熱點。而諾貝爾醫學獎至今與華人無緣,是什麼原因?”

    “當年李政道、楊振寧出國留學的時候,他們在國內的大學學歷得到國外的承認。而當時國內學醫的學生如果出國,有一個行醫資格問題,還需要參加行醫資格考試。所以,以前學醫的華人出國很少行醫,我想這可能是華人至今未能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原因之一。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我國在海外的留學生中從事生命科學學習及研究的不在少數。”

    “我國迄今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不能不説是一個遺憾。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前,學術研究受到政治的干預,科學創新受到壓抑。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是有可能的,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改革開放十年的時候,我們好像還看不到高水準的科研成果。如今改革開放二十年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學術地位明顯提高了。我國科學家的論文經常在 N ature及Science等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這是智慧的積累,工作的積累,成果的積累。”

    “所以,在諾貝爾獎百年的時候,我們應當更多地關注中國。為了在生命科學領域建立激勵機制,1994年,經衛生部批准,中國醫學科學院專門設立了中國醫學科學獎,這是我國醫學科學界的最高獎。設立這一獎項,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為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做準備。中國醫學科學獎完全按照諾貝爾獎的評選程式評選,在操作上也傚法瑞典卡洛林斯卡醫學院的操作方式。中國醫學科學獎獲得者自然是我國向諾貝爾獎推選的人選,而未來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人自然是中國醫學科學獎的獲得者。”巴院士曾經擔任九年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最近剛從這一崗位上退下來,談起他親自參與創建的中國醫學科學獎,言語中充滿了感情。

    “您在醫學科學界長期擔任領導工作,對現在存在的問題一定瞭如指掌。您覺得哪些問題應當予以關注?”我接著問。

    “我認為有幾點是應當強調的。中國人要獲得諾貝爾獎,既要發揮學術帶頭人的作用,又要注意團隊精神,現代科學研究已經不是居裏夫人的時代,不是手工作坊的時代。21世紀的科研既要有領袖,又要有跟著領袖幹的集體。一個研究項目往往需要幾個實驗室通力合作。我國的科研應當大力推崇團隊精神。科學家不僅應當對自己的成就感到欣喜,更應當對同伴、部下以及學生的成就感到興奮和驕傲,只有這樣一種胸懷,才是真正科學的態度。如果一個科學家只是對自己的成果沾沾自喜,看不起別人的成果,那就不是一個好科學家。”

    “另外,我們一定要注意培養年輕人。一位老科學家是否成功,要看他的身後是否站起一批學生。我已經説過,真正的原始創新都出自年富力強的科學家。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設法保護那些勤奮努力,有特殊思維、獨到見解,而不被大多數專家所理解的科研人員。國家應當設專款,為這樣的人才提供必要的研究條件,支援他們的工作。因為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在開始的時候都是不能為大多數人所理解的。大多數人都理解的東西,肯定是舊的思路,不會是原始創新。”

    我被眼前這位老科學家的赤忱之心感動了。我不再提問題。只是傾聽巴院士發自肺腑的聲音,試圖跟上他的思路。

    “在2000年協和醫科大學畢業典禮上,我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的女兒開車送我去首都飛機場一號候機室,等候一架從瑞典飛來的班機。機上乘有剛剛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第一位中國人。當這位學者走上雲梯的時候,包括政府領導在內的所有人都紛紛起身迎接。而他卻直奔過來,把鮮艷的花束給了我。在場的人都驚詫地打量我這老態龍鍾的人。當得知這人曾經就任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校長,是這位學者的老師的時候,那位政府領導趕忙説:‘很好!很好!尊師重教!’此時,全場一片掌聲、笑聲。我也就在笑聲中醒來了,一看表:1點36分。以後再也睡不著了。”

     好夢何時能圓?巴院士沒有説。他的眼神中透著信念與期待。

     《科技日報》2001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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