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向學術腐敗説“不”

    我國2000年度國家科技獎頒獎後不久，有位留名Jia Shaofeng的網民曾在《人民網》上發了《“科技一等獎為何三年空缺？”之我見》的貼子，他説：“缺乏原創性的科研成果，最根本的還是體制問題。”“如果科研項目的立項、承擔、考核、鑒定都是一班人，自己為自己（或關聯人）立項，自己評自己為‘國際先進’，本不多的同行評議也變味兒成關係網迴圈，誰還敢指望有‘一等獎’？不評一等獎倒還説明國家一等獎的評委們沒有喪失起碼的客觀公正。”“‘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産生腐敗。’科學領域也脫不了俗。”這位網友在網上的評論雖然尖銳，但卻也不無道理，字裏行間頗有點“恨鐵不成鋼”的味道。

    前不久，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組織了一次有30名院士參加的座談會。據悉，舉行這樣規模的座談會研究加強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問題，這在中國科學院學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出席座談會的院士認為，目前科技界存在著一些違背科學道德的行為和不良學風，且有日趨嚴重之勢。院士們呼籲：對學術界的腐敗行為要進行堅決的揭露和鬥爭；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尊重和正確引用他人成果；尊重合作者的勞動和權益，根據個人的實際貢獻署名和排序，不參加不屬實或不公平的署名，更不以院士的名望侵佔他人成果；公平、公正、客觀地參與各種推薦、評審、鑒定、答辯、評獎活動，堅持原則，不徇私情，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不參與新聞炒作及商業性廣告宣傳活動。有必要儘快制訂“中國科學院院士行為自律準則”。

    我國的院士隊伍一向無愧於國家賦予的崇高榮譽。但即便如此，院士們也絕不能忽視並容忍自己隊伍中存在的不足。

    在福州鼓山有幅有趣的楹聯，聯曰“凈地不需掃”“空門何要關”，但據旅遊者目擊，這個風景勝地實際上有人經常打掃衛生，人夜也要關門閉戶。科技界既不是什麼“空門”，也決不是一方完完全全的凈土，它也需要我們“清晨即起，灑掃庭除”；“入夜防賊，火燭小心”。

    令人扼腕的署名排序之爭

    “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研究”曾獲得1982年我國的自然科學一等獎。“這一成果促進了生命科學的發展，開闢了人工合成蛋白質的時代”，“併為我國多肽合成的制藥工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如催産素、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等藥物的工業生産等，都是在人工合成胰島素後興起的。”

    胰島素全合成的論文，是由我國科學家1966年在華沙歐洲生化會議上宣讀的。

    作為一項國際公認的重大突破研究成果，“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研究”獲得我國自然科學一等獎既理所當然，又是眾望所歸——只不過因眾所週知的“文革”造成的結果，它的獲獎一直拖延到了1982年。由於我當時的閉關鎖國，諾貝爾獎評委會對我國科學家的成就缺乏應有的了解，以及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局限性，當時我國在論文署名上片面強調的“集體榮譽”（一個諾貝爾獎項目一般只能同時授予兩人），“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研究”成果，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與諾貝爾獎痛失交臂，否則的話，近年來國人熱衷討論的“諾貝爾獎離我們有多遠？”的大命題都不能成立。

    然而，在我國改革開放20年之後，卻有某些人在為署名排序問題爭論不休，互不讓步，就實在令我們扼腕嘆息了。

    其實，近幾年我國是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國際領先水準”的科學研究成果，本來有望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但是在“異議”階段，卻因為個別獲獎人對自己獲獎名字應該由排第二改為排第一的“排序”問題，産生了暫時不可解決的“異議”，而按我國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實施細則，“任何單位或個人對國家科學技術獎候選人及其項目持有異議的”“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初評結果公佈之日起30天內向獎勵辦公室提出”是合法和允許的，為此，爭論來爭論去，結果只好不了了之，本來學術水準、學術價值很高的獲獎項目、只是因獲獎人排名前後順序問題無法協調，導致不能客觀地表達該成果應獲得的獎勵等級，是非常可惜，也是值得研究群體深思的。

    “剪不斷，理還亂”，如果一項成果是由同個部門下達、並由該部門組織完成的還好辦，如果是跨部門完成，“署名排序”之爭就更不好協調。據悉，有項重大的科研成果是教育部所屬某重點大學完成的，但另一個教育部系統以外的科研機構也完成了類似的科研成果，兩家單位完成的兩個項目，按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辦公室的説法是“內容相近”、“各有側重”，但願這兩個跨部門的單位在合併申報該成果時，不要出現“署名排序”之爭。

    “注水豬肉”價幾何？

    對尋于基礎研究而言，每位研究人員要想得到“社會承認”，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恐怕就是論文的發表和論文發表後同行的評價；換言之，每位研究人員在某個單位時間裏發表的論文數量和品質，也體現了他開展研究工作的主要績效，論文“數量”相對好統計，論文的“品質”則很難判定。同樣是一篇論文，論文的“品質”則很難判定。同樣是一篇論文，“含金量”顯然是不一樣的。如果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産黨宣言》也是一篇論文的話，它那沉甸甸的分量誰又能夠稱得出來呢？

    “寫一百篇平平常常的文章，很可能很快在學術舞臺消失；但如果寫一篇有份量的論文，引起大量後續性研究，人家都跟著你做，就可能在學術界樹立了一個里程碑。”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李福安説。

    有位“牢騷滿腹”的科技人員説：現在“論文”水太多，簡直就是市場上不法奸商謀財害命的“注水豬肉”！

    現實中有這樣的“怪圈”：在確立研究課題時，有的單位和個人急功近利，看重的是論文的多寡，有時將一項完整而又系統的研究工作在“成果”還沒有熟透的時候就匆匆“殺青”甚至七零八碎地拆成幾篇論文發表，表面上看去很“熱鬧”，有點“捷報頻傳”的味道，在填寫諸如“職稱申報表”時也可羅列出一大串“成果”，實際上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只能説是些“科學小雜碎”，幾乎沒有創新的“亮點”，最終還是得不到國內外同行的承認，成不了氣候。

    在我們的科技領域，“國際領先”、“國際先進水準”、“重大突破”、“顯著效益”等本屬神聖的字眼，這些年的確是被用濫了。一個頗引人玩味的現象是：過去在我們一些不同等級科研成果鑒定中，冠以“國際領先”、“國際先進水準”、“重大突破”、“顯著效益”、“成果”屢見不鮮，照理説，這樣“巨大”的“成果”，都該報自然科學一等獎或技術發明獎一等獎的獎項了，但是，這些所謂“成果”的擁有人或擁有單位，最後真的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辦公室“較真”的倒也沒有，是他們不願意或不屑于較真呢，還是不敢“較真”？説到底，這些人雖然沽名釣譽，但若要“對簿公堂”，終究是“有心沒膽”。

    為“眼高手低”者辯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白春禮院士近日對本報記者談到原始性創新時説，科研工作的自信心很重要，就像攀登珠穆朗瑪峰似的，登山運動員如果連起碼的自信心都沒有，怎麼有可能攀上那巍峨的高峰？

    白春禮舉了這樣的例子：1996年中國科學院設立了一項院長創新基金，旨在鼓勵青年科學家在創新中能夠“大膽想像”，如天馬行空般地讓思想自由馳騁，只要有一些創新的想法和苗頭就可以申請，哪怕是10個項目中最後有9個失敗，但有一個項目能夠成功也足以告慰。但評委會後來發現，有些申請人連起碼的自信都沒有，無端給自己套上了這樣那樣的精神枷鎖，動不動就問：“這只是一個想法而已，能行嗎？”這個問題若要追根溯源，大概還要探討一下我們現在如何對青少年進行素質教育，要歸結地目前我們教育體制的不盡合理。

    愛因斯坦在《物理學的進化》中説：“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是一個數字上或實驗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以新的角度看問題，卻需要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

    遺憾的是，我們現在一些科研人員不太擅長提出科學問題。哪怕參加一些國際學術討論會，提問也不太踴躍，與國外的科研人員參加學術討論會熱烈的情景大相徑庭。

    我們的社會、學校、家長對青少年的一以貫之的教育就是要他們“循規蹈矩”，“為尊者諱”，不但從小就沒有對他們的求異思維加以必要的鼓勵，而是經常動不動就一記悶棍：“你怎麼能那樣想、那樣做呢？”長期“罵殺”、“棒殺”潛移默化的結果，他們形成了凡事唯唯諾諾、惟命是從的思維定勢，不敢張揚和發軍自己的個性，長大後還能大膽地開展科技創新和發明創造呢？

    對人才成長極端有殺傷作用的是“眼高手低”這樣一個成語。大概許多德高望重的長者、大權在握的長官在如此這般地喝斥他的晚輩或下屬時都沒有認真想過：“眼高手低”固然不可取，但是，蕓蕓叢生 ，又有幾人能夠是“眼低手高”呢？

    平心而論，“眼高”者可能會“手低”，也可能會“手高”，加以正確的引導，“眼高手低”或者可能變成“眼高手高”，這也是我們現在經常説的“思路決定出路”；但“眼低”者必定“手低”，“眼低”而能“手高”者概率幾乎為零。壯志淩雲者可能一輩子曆盡坎坷卻毫無建樹，成為終身遺憾，但古今中外，從來沒有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能“一不留神”就獲得諾貝爾獎這樣的先例。

     《科技日報》2001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