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聞局”最近更改了“局徽”，原來“局徽”上的中國版圖以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遭到了刪除，修正後的“局徽”以GIO（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三個英文字母為主要圖樣，中間的橋梁圖形象徵與社會之間的溝通。台灣當局為何要修改“局徽”？再聯繫起近期台灣當局一連串別有用心的舉措：2000年11月台灣“外交部”以密件形式通令各駐外“使領館”，取消使用“國徽”為官方標誌，改以“梅花”代替。2001年6月台灣當局領導人在接見民進黨“立委”時表示，在“中華民國”護照上加注“台灣”字樣已經是“勢在必行”。2001年12月13日台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在日本對外透露：“政府決策層已指示‘外交部’護照上國名英文譯名改為‘台灣’。”另外，據稱台灣當局也有意將其駐外“使領館”名稱一律改為“台灣代表處”。台灣當局這一切所為何來？明眼人一看便知，台灣當局包藏禍心的背後無非是為了“去中國化”，進而使國際間潛移默化地接受台灣這一稱謂，從而最終實現“台獨”夢想。為此，關心兩岸事務的人們有必要對當前發生的一切保持高度的警惕。
“去中國化”種種劣跡
一個時期以來，台灣當局“去中國化”、“實施文化台獨”的陰謀正在有條不紊地加緊實施。對此，一些媒體驚呼道，“民進黨當局正在有計劃、有預謀地在社會各個領域，進行清除象徵中國和中華民國的各種口號、標記、符號、特徵、圖案和名稱的工作”。以下就是台灣當局大肆進行“去中國化”和“製造文化台獨”的罪證錄：
一、篡改、偽造歷史。手法有四：一是否認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否認中國人發現、開發、建設、管理和保衛台灣的歷史史實，聲稱台灣“400年以前是無主的土地，是空白”，“明清之前無台灣”；二是否認台灣早期居民與祖國大陸同出一源。聲稱“只有原住民才是台灣人”，否認島內大量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中發現兩岸居民同脈同種的事實。三是凡屬正面意義的歷史史實，則儘量壓低其歷史地位，如鄭成功收復台灣變成“進取台灣”；反之，凡屬反面意義的史實，則儘量壓低其歷史危害，如日本強佔台灣被表述成為“進取台灣”，日本投降則稱為“終戰”。四是挑撥台灣同胞對大陸的感情，煽動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敵意，避談或者少談漢文化給台灣社會帶來的文化提升和經濟發展，而大談特談的卻是大陸如何冷落和欺負台灣。
二、推行臺語教育。臺語並非外國語，而是地方方言中的一種，俗稱“福佬話”，是閩南人的通用語言，它還有一個更加古老的稱呼，叫“河洛話”。為什麼叫“河洛話”，顯然是指它的源頭和中原的黃河、洛水有關。眾所週知，今天的台灣同胞有許多是中原居民南下定居福建而後又移民到台灣去的先民的後裔，也正因為如此，同一種語言才會有了三種稱呼。有人類的地方就存在地方方言，生活在當地的人都會講當地的方言，但是台灣當局強制性地把方言定為中小學教學語言，把方言定為官方語言，則是“方言政治化”，另有其險惡的政治目的。
三、拼湊“通用拼音”。2000年9月16日，也就是民進黨執政不過4個月，有關主管部門就提出要用“通用拼音系統”取代“中文拼音系統”。前者是以臺語發音為基礎，後者是已被國際廣泛採用的中文系統。從學術和發展的角度，對臺語進行研究、整理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用它來取代已經成為中文學習、電腦軟體、生活生産和交往交流的基本語言，顯然是有政治圖謀的。尤其是“通用拼音系統”中的字母和發音與中文拼音系統不同處約有15％，其惡果恐怕是台灣同胞、尤其是學子之禍。
四、“改造”台北“故宮”。2001年12月4日，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聲稱，要對這一機構進行“三化一改造”，即“去蔣介石化”、“去國民黨化”、“去政治化”和“改造成為台灣共和國的文化標誌”。事實上很清楚，民進黨當局並非是要去除“三化”，而是要打造新的“三化”，即“台獨化”、“去中國化”和“民進黨化”。像台北“故宮博物院”這樣純粹的學術機構都已經遭到如此污染，由此可見“文化台獨”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五、宣揚殖民文化。大凡具有中國特徵的口號、標記、符號、色彩、名稱都要被清除，那麼什麼東西值得保留和發揚光大呢？近年來台灣社會殖民文化的氾濫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李登輝寫回憶錄愛請日本人捉刀，而且一寫就是好幾本，再從日文翻譯成中文；李登輝妻子在為“台灣團結聯盟”候選人助選時公開聲稱，李登輝比愛日本還要愛台灣，真是不打自招；呂秀蓮更離譜，數典忘祖到了竟然在《馬關條約》百年忌日時，帶著一幫不肖子孫到日本去擊掌叫好；至於辱罵台灣同胞、侮辱台灣同胞的日本漫畫書籍和作者，竟然在島內大行其道，甚至還被“台獨”分子盛情邀請到台灣奉為上賓，還送上一頂“國策顧問”的高帽。
與“文化台獨”相一致的是，政治領域的“實質台獨”、“去中國化”也在逐步推進。如2001年5月和12月中旬，台灣“外交部”提出要在“護照”上加注英文“台灣”。在外事場合，台灣當局還在2000年間規定在“無邦交國家”進行外事活動時，由“梅花”圖形來取代“國徽”。此外，發行貨幣也由台灣銀行轉為“中央銀行”，變相把“台幣”變為“國幣”。更有一些人聲稱，“‘國名’有必要正名為‘台灣’，應該制定‘台灣新憲法’或‘台灣基本法’”。總之，在“台獨”分子眼裏，容不得“中國”，容不得“中華民族”。“台獨”勢力正在把“去中國化”向下紮根、向上發展、向社會蔓延。
“文化台獨”用心險惡
“去中國化”的用意十分清楚，正如台灣媒體指出，就是要“去掉中國化，留下台獨化”，核心是“文化台獨”。“文化台獨”決不是偶然現象，決不是台灣當局偶爾為之，有它獨到且無恥的理論。“台獨”認為，400年以來，不斷到來的移民，在開發和建設台灣過程中，形成了台灣新興民族。在台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曾經統治過台灣的荷蘭、西班牙、日本都對台灣文化的形成有過各自的貢獻，近50年來美國文化對台灣文化的影響更大，原住民文化和中華文化也成為台灣文化的來源之一。因此，台灣文化並非只源於中華文化，更不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台獨”認為，曾經到過台灣的西方三國和美國，他們在帶來先進生産力的同時，帶來了先進的海洋文化，帶來了競爭意識、發展貿易、注重效率、民權觀念等西方生活觀和價值觀，形成了以先進的海洋文化為主體的台灣文化。“台獨”認為，台灣文化是海洋文明的産物，中華文化則是農業文明的結果，兩者不僅是格格不入，而且還要淘汰“劣質的中華文化”。“台獨”在論述台灣文化形成過程時，已經沒有一點中國人的味道，是赤裸裸的無恥與道德淪喪。“文化台獨”的出現並不奇怪，是“台獨”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眾所週知，李登輝主政12年，在建立“實質台獨”的政治體制、法律體系、運作方式、扶助“台獨”勢力上臺執政等謀略上已經大部得逞。但是，李登輝和所有“台獨”勢力十分清楚，“台獨硬體建設”容易，建立敵視中華民族、排擠中華文化、清除中華特徵的“台獨軟體建設”並非易事，因此在意識形態領域，在思想文化倫理道德領域，在價值觀、人生觀、方法論方面，灌輸“台獨”理念和實施“去中國化”，則成為“台獨”勢力的主要著力點。早在李登輝主政中後期，就開始宣揚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宣揚“台灣意識”、“台灣精神”、“台灣魂”等論調，鼓吹“新台灣人主義”。李登輝十分重視做文化紮根“養獨”工作，聲稱“登輝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文化的重建與新生”，“教育不改，人心也不會改變，過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華的觀念範圍中，台灣不需要大中華主義”。最為典型的是于1997年6月初推出《認識台灣》教科書，在《歷史篇》中大肆煽動民族分裂主義情緒。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當局和台灣地區領導人接過李登輝的論調，強調“台灣主體性”，聲稱要革除“大中華沙文主義的舊內涵”，把“文化台獨”作為重點，在意識形態領域全面推開，“去中國化”開始政策化、具體化，特別是在歷史、語言、文字和標記方面下功夫，可謂是“‘獨’而有道”。“文化台獨”也好，“去中國化”也好，只是“民族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歷史存在”，如果僅憑幾個“台獨”分子篡改一下、捅咕兩下，綿綿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能消失，那還是中華文化嗎？想當初，日本殖民當局無所不用其極，企圖用“皇民化”取代“中國化”，結果還不是自取其辱，要説有成果那就是培養出幾個李登輝式的親日派！從前面所舉的“去中國化”劣跡來看，歷史造假只能讓造假者本人麻痹和陶醉，策劃臺語取代“國語”那麼就請台灣地區領導人嘗試一下在出訪時用臺語進行演講的感受，“通用拼音”根本無法通用，“護照”突出台灣並不能擴大台灣的“外交空間”，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三化一改造”只能成為鬧劇，宣揚殖民文化更是令人不齒，至於“新聞局”換“局徽”，除了證明台灣當局的“台獨病”愈發嚴重之外，其他什麼問題也説明不了。（劉紅）
《中國青年報》2002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