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帷幕剛剛徐徐落下，新世紀的曙光閃爍在東方的地平線。

    在這金秋九月，數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商將匯聚六朝古都，講鄉情，覓商機，譜寫攜手並進新世紀、和平發展共繁榮的新篇章。他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像一部充滿傳奇的故事，舉世矚目，吸引各界人士前來解讀。

    眾所週知，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上，經濟秩序猶如簡單明瞭而變化萬千的棋局，局局出新。然而，無論潮起潮落，總有一個名字叫華商，成為世界經濟舞臺上的重要角色。他們長袖善舞，創業有成，在激烈的商戰中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為當地經濟及所在國與華人祖籍國的經濟往來，乃至世界經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海外華商的驚人業績，引來世界經濟學家、企業家等無數人士為之折腰。不過，他們能有今日的正果，用二十世紀的同齡人冰心的詩來説便是：“成功的花，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中國這個文明古國，曾經開闢了歐亞陸上絲綢之路，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者。但鴉片戰爭以後的內憂外患，促使中國人遠涉南洋、遠涉世界，去尋找一片新天地，大規模移居海外便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從而奠定了今天華僑華人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的基本格局。有專家認為，從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百年間，有近千萬中國人移居海外。

    海外華人素有逆境求生的本能。他們大多來自地狹人稠的閩粵地區以及江浙部分地區，蔚藍色、起伏波動的大海，以及九死一生的艱難歷程，激蕩著他們不甘潦倒和平庸的心。特別是當時西方殖民當局明令華人不能擁有土地，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種植業又為原住民所佔，迫使華人在小商販、仲介商這類行業夾縫求生。而一旦他們經營得手，積累了相當資本，就向其他行業發展，其經濟活動範圍也從流通、採礦等領域開始走向製造業、種植業乃至金融業。

    華商發家致富奧秘何在？就記者看來，至少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吃苦耐勞，勤儉致富，白手起家，從小到大。

    第一代移民兩手空空，再加上人地生疏，為了生存，大都先幹體力活；然後是勒緊褲帶存錢，只要有一點小本資金，就開始做小本生意；第三步就是擴大經營，力求發展。在事業有了一定起色之後，或開分店，以求遍地開花；或進行多角經營，達成“狡兔三窟”。

    二、講求實際，不務虛名，審時度勢，當機立斷。

    華商大多有一股堅毅的精神，能夠適應一些不利的環境；同時有敏銳的觀察力，很快攫取賺錢機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華人巨富一旦看準行情，就會依託本業，大膽向其他行業滲透。如在山東興建張裕葡萄酒的張振勳由種植業和承包煙酒起家，兼營礦業、航運、鐵路等業，終成雄視一方的富豪。

    事實上，每個時代的華商都有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涌現。如二十世紀初出現的胡璇澤、胡國廉、陳善謙、張煜南等，便是南洋一帶的華人巨商。此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陳禎祿家族集團、陳嘉庚家族、陳六使家族、胡文虎家族及稍後的李光前家族集團，均以自己的獨到眼光，創造過不可小覷的業績。

    戰後到七十年代，東南亞和香港、台灣等華商風雲際會，躍登“龍門”。他們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從單元到多元，並逐漸越過區域的藩籬，向集團化、多元化和國際化擴展的發展趨勢。特別是他們敏銳地捕捉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的商機，從勞動密集型到商業、房地産業、高科技等行業，從沿海東部到中部、大西北都有他們的身影和資金，達到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境地。同時，也大大壯大了自身的實力。

    三、善於理財，和氣生財，取信於人，合群隨眾。

    中國人把白圭看作商家的祖師爺，其“樂觀時變”和“人棄我取”的經驗，自然被華商奉為圭臬，並加以運用。華商在文化策略、決策方式和為人處世，都有有些別於其他族裔的做法。例如，華商做生意有時只要一個電話就搞掂，甚至不必簽定合同，因為華人注重信用之道，生意的成交是建立在相互守信的基礎上。他們深知有了信用，資金可以通融，經營可以拓展。

    此外，世界華商具有一些中國傳統的特質和儒家倫理，比如對社會秩序的重視，強有力的家庭結構，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以及由地緣、血緣出發的華人商幫和商業網路的出奇入化的運用，都是華商事業發展的不二法門，因此成就了他們在世界經濟的獨特地位。

    中新社2001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