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帷幕剛剛徐徐落下,新世紀的曙光閃爍在東方的地平線。
在這金秋九月,數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商將匯聚六朝古都,講鄉情,覓商機,譜寫攜手並進新世紀、和平發展共繁榮的新篇章。他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像一部充滿傳奇的故事,舉世矚目,吸引各界人士前來解讀。
眾所週知,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上,經濟秩序猶如簡單明瞭而變化萬千的棋局,局局出新。然而,無論潮起潮落,總有一個名字叫華商,成為世界經濟舞臺上的重要角色。他們長袖善舞,創業有成,在激烈的商戰中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為當地經濟及所在國與華人祖籍國的經濟往來,乃至世界經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海外華商的驚人業績,引來世界經濟學家、企業家等無數人士為之折腰。不過,他們能有今日的正果,用二十世紀的同齡人冰心的詩來説便是:“成功的花,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中國這個文明古國,曾經開闢了歐亞陸上絲綢之路,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者。但鴉片戰爭以後的內憂外患,促使中國人遠涉南洋、遠涉世界,去尋找一片新天地,大規模移居海外便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從而奠定了今天華僑華人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的基本格局。有專家認為,從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百年間,有近千萬中國人移居海外。
海外華人素有逆境求生的本能。他們大多來自地狹人稠的閩粵地區以及江浙部分地區,蔚藍色、起伏波動的大海,以及九死一生的艱難歷程,激蕩著他們不甘潦倒和平庸的心。特別是當時西方殖民當局明令華人不能擁有土地,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種植業又為原住民所佔,迫使華人在小商販、仲介商這類行業夾縫求生。而一旦他們經營得手,積累了相當資本,就向其他行業發展,其經濟活動範圍也從流通、採礦等領域開始走向製造業、種植業乃至金融業。
華商發家致富奧秘何在?就記者看來,至少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吃苦耐勞,勤儉致富,白手起家,從小到大。
第一代移民兩手空空,再加上人地生疏,為了生存,大都先幹體力活;然後是勒緊褲帶存錢,只要有一點小本資金,就開始做小本生意;第三步就是擴大經營,力求發展。在事業有了一定起色之後,或開分店,以求遍地開花;或進行多角經營,達成“狡兔三窟”。
二、講求實際,不務虛名,審時度勢,當機立斷。
華商大多有一股堅毅的精神,能夠適應一些不利的環境;同時有敏銳的觀察力,很快攫取賺錢機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華人巨富一旦看準行情,就會依託本業,大膽向其他行業滲透。如在山東興建張裕葡萄酒的張振勳由種植業和承包煙酒起家,兼營礦業、航運、鐵路等業,終成雄視一方的富豪。
事實上,每個時代的華商都有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涌現。如二十世紀初出現的胡璇澤、胡國廉、陳善謙、張煜南等,便是南洋一帶的華人巨商。此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陳禎祿家族集團、陳嘉庚家族、陳六使家族、胡文虎家族及稍後的李光前家族集團,均以自己的獨到眼光,創造過不可小覷的業績。
戰後到七十年代,東南亞和香港、台灣等華商風雲際會,躍登“龍門”。他們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從單元到多元,並逐漸越過區域的藩籬,向集團化、多元化和國際化擴展的發展趨勢。特別是他們敏銳地捕捉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的商機,從勞動密集型到商業、房地産業、高科技等行業,從沿海東部到中部、大西北都有他們的身影和資金,達到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境地。同時,也大大壯大了自身的實力。
三、善於理財,和氣生財,取信於人,合群隨眾。
中國人把白圭看作商家的祖師爺,其“樂觀時變”和“人棄我取”的經驗,自然被華商奉為圭臬,並加以運用。華商在文化策略、決策方式和為人處世,都有有些別於其他族裔的做法。例如,華商做生意有時只要一個電話就搞掂,甚至不必簽定合同,因為華人注重信用之道,生意的成交是建立在相互守信的基礎上。他們深知有了信用,資金可以通融,經營可以拓展。
此外,世界華商具有一些中國傳統的特質和儒家倫理,比如對社會秩序的重視,強有力的家庭結構,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以及由地緣、血緣出發的華人商幫和商業網路的出奇入化的運用,都是華商事業發展的不二法門,因此成就了他們在世界經濟的獨特地位。
中新社2001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