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文壇涌現一批直面社會矛盾、揭露醜惡現象的文學作品，為新世紀的文學創作帶來強悍的正氣和興旺的人氣———
近年來我國文壇涌現出一大批直面社會矛盾、揭露醜惡現象的文學作品——《蒼天在上》、《抉擇》、《中國製造》、《大雪無痕》、《至高利益》、《大法官》等。它們貼近現實生活、反映社會問題、傳達群眾心聲，産生巨大的心靈震撼和社會效應，也為我國新世紀的文學創作帶來一種強悍的正氣和興旺的人氣。這些被稱為“反腐文學”和“主旋律”的作品，正成為世紀之交中國文壇引人矚目的亮點、熱點與焦點。
對此，無論是普通讀者還是文學界自身，都投以熱切的關注。在正在舉行的全國作家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對這類“反腐文學”、“主旋律”作品特別關注。
“這些作品越來越銳利、越來越深刻了。”評論家曾鎮南把這種進展首先歸功於生活。他説，社會、時代的發展變化本身，為文學創作的深化提供了大量素材。比如説“反腐”，這幾年黨和國家在“反腐”鬥爭中的力度有目共睹，這當然成為“反腐”題材創作最好的基礎。“有時生活中一件素材的激發，可能比很多理念更能打動作家，觸動作家。”
先後創作了《西部警察》、《車間主任》、《大法官》等作品的青年作家張宏森談到，他也曾熱衷於所謂“個人化寫作”，因沉浸于一些曲折的理念、曖昧的表述而自得。最終促使他轉型的理由是——“我無法漠視正在發生的一幕幕現實活劇，以及身邊父老兄弟的歡樂與憂傷。”
其實“主旋律”並不是一種表層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本身。也只有在對生活的觀察、體會、思考中觸摸到生活的脈動和潮流，才能將之在文學創作中生動真實地體現。
許多像張宏森一樣受生活感召的作家，都在帶著滿腔的激情投身於關注現實矛盾、關注社會熱點的文學創作上。但是，僅有激情並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為真正的文學精品。許多讀者都有過這樣的體驗：有些作品觸及很重大的主題、佔據很重要的題材，但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就是讓人看不下去，致使很多讀者和觀眾一聽“主旋律”3個字就“不感冒”。雖然生活和藝術是相通的，但要在創作中真正把生活演繹為藝術，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於是作家們在“主旋律”作品的創作中，開始更注意藝術表現力的開掘，特別是注重深入人物內心細膩刻畫。從《天網》到《抉擇》再到《十面埋伏》，從中可以明顯看出作家張平作品的文學性在不斷加強；而周梅森從《人間正道》到《中國製造》到《至高利益》，在主題不斷深化的同時，人物形象的刻畫也日趨豐滿。
“我想把社會的話題轉化成文學的話題，塑造出文學的新人物”，以表現農村現實生活而躍上文壇的河北青年作家關仁山，深切感悟到，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不斷超越過去，必須從關注“問題”的層面向關注“精神”和“人性”的層面深入。
他的這番思考，體現出整個作家群體一種自覺的意識，這些努力使我們越來越多的“主旋律”作品好看了，也耐看了。
作家出版社社長張勝友對此的看法是，這種“變臉”決非只是幾本書、幾部戲“好看了”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它為今後“主旋律”文學創作，昭示了一個重要啟示。
期待突破，這是作家本人和整個文學界對“主旋律”作品的熱望，更是文學發展和廣大讀者的期盼。但任何一種突破都會有艱難的過程。
“這是異常痛苦的一段路程”，被認為文學之路一帆風順的作家陸天明，竟深藏著“剪不斷、理還亂”的種種苦惱。
他説，這類作品的創作，優勢在於貼近現實，關注現實，而劣勢很大程度上也在於此。他説，我們創作中觸及的社會矛盾、提出的問題和思考，可以説距離生活太近了，來不得半點虛假，也來不及更多的沉澱和思考，有時還要受到種種方面的干擾，這都容易給作品留下不少遺憾。
也許就是從這個角度説，許多主旋律作品被認為“粗糙”或“非文學”。對這種題材註定的局限，陸天明認為，還可以更加坦然面對。因為隨著社會生活的演變，人們———包括作家———對生活的認識都在逐步深化。
“比如我在寫《蒼天在上》時，對腐敗、對貪官的認識就十分簡單，覺得他們太壞了。但幾年過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不那麼簡單了。一個人、一個官員的腐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問題，還有社會、家庭、體制等等許多綜合因素，是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所以到《大雪無痕》，我對腐敗官員的刻畫就不那麼簡單化、臉譜化了。”
陸天明還談到，有些人對關注現實題材的創作總有某種誤解，以為是“走捷徑”，對這類題材的作品一概斥之為“非文學”。他認為，面對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面對這巨大變革中人們的精神蛻變，如果文學不去表現，那將是無可挽回的失職；而有沒有能力加以深刻、全面、藝術的表現，是對當代文學提出的最大挑戰。
陸天明説：“我們今天的創作也許只是初步的嘗試和探索，為後來人趟平一些道路，打開一些禁區，這是我們應該肩負的使命，應該付出的代價。因為我們無法回避社會和時代的呼喚。”讓他無比感動的是廣大讀者和觀眾的心聲——“他們的熱烈響應，使我們在負重前行的道路上勇氣倍增”。 (徐虹、曲志紅)
《中國青年報》 2001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