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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鎮定自若的譯筆:《蘇格拉底的審判》

趙武平

    當年念過的泛讀教材,如今唯一留下印象的,是講蘇格拉底凜然赴死故事的課文。後來拜望董樂山先生,借閱他譯的牛津版《蘇格拉底的審判》(IF斯東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2月據港版重排初印,289頁,16.80元),更感受到那慷慨就義場面的動人。

    他在譯序中寫道:

    後人心目中的蘇格拉底的哲人形象大部分是柏拉圖所創造出來的。

    直到今天,我們無法知曉,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有多少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有多少是柏拉圖妙筆生花的結果。……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把抽象的形而上學寫成戲劇性的對話的哲學家。……他記述蘇格拉底受審和處死經過的四部對話錄都可以作為悲劇作品而流傳下來,它們的文學價值不下于哲學價值。凡是讀到《斐多篇》中蘇格拉底心平氣和地向他的弟子們告別時的人,很難不掉眼淚的。

    但無論那篇英語課文,還是董先生的介紹,都無法讓人直接感悟那奇特的告別場景。很巧,日前意外得手的楊絳先生新譯《斐多》(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初版,103頁,10.80元),卻把那幕揪人心肺的情景再現出來,叫人油然而生如臨其境的幻覺。

    柏拉圖這個作品,又名《談靈魂》,譯成中文不足6萬字。楊先生譯文前面,有波恩大學莫芝宜佳教授所作序言,稱此書“描繪的是哲人蘇格拉底就義的當日,與其門徒就正義和不朽的討論,以及飲鳩致死的過程。在西方文化中,論影響的深遠,幾乎沒有另一本著作能與《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選擇死亡,歷史上這是第一宗。”她還説,“在《斐多》中,蘇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為活潑而深刻。如果他要茍且偷生,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答應從此保持緘默,不再在雅典街頭與人論道。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即在今日,他在就義前從容不懼,與門徒侃侃論道的情景,仍然令人驚嘆嚮往。”(頁1-2)

    這位教授的稱許並不過分,因為這部一口氣可以連讀兩遍的小冊子,敘寫的內容確實給人異樣的感覺。你在壓抑中讀罷長嘆,同時會獲得一種淋漓盡致的解脫。這書通過蘇格拉底弟子斐多同弗裏烏斯人伊奇的交談,重述蘇格拉底與門徒探討的哲學研究終極問題。類似“到底為什麼自殺是不容許的。”(頁9)“我們認為人世間有死這回事嗎?”(頁13)“我們再説説怎樣去尋求真純的知識吧。”(頁14)和“絕對的美,絕對的善,有沒有?”(頁15)這樣的提問,幾乎貫穿了整個對話。不過,斐多回憶老師侃侃而談的細節,並不枯燥乏味。相反,閱讀很多語重心長的訓誨,你會萌生一種錯覺,幻想蘇格拉底面對的並不是他的一夥朋友,而仿佛是整個人世間的蕓蕓眾生。

    他的話説得委實太高妙了:

    再加肉體使我們充滿了熱情、慾望、怕懼、各種胡思亂想和愚昧,就像人家説的,叫我們連思想的功夫都沒有了。衝突呀,分幫結派呀,戰爭呀,根源在哪?不都是出於肉體和肉體的貪慾嗎?為了賺錢,引發了戰爭;為了肉體的享用,又不得不掙錢。我們都成了這類事情的奴隸了。因此我們沒有時間研究哲學了。還有最糟糕的呢。我們偶然有點時間來研究哲學,肉體就吵吵鬧鬧地打擾我們思考,阻礙我們見到真理。這都説明一個道理: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們得甩掉肉體,全靠靈活用心眼兒去觀看。所以這番論證可以説明,我們要求的智慧,我們聲稱熱愛的智慧,在我們活著的時候是得不到的,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頁17)

    如此通俗又別有韻味的譯文,不管誰讀都會得到享受。正如楊絳在後記中所言,“我是按照自己翻譯的慣例,一句句死盯著原譯文而力求通達流暢。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談論,該是隨常的談話而不是哲學論文或者哲學座談會上的講稿,所以我儘量避免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有戲劇性的對話譯成如實的對話。”所以,讀者需要感謝楊先生的勞績。

    楊絳先生的譯作不多,但差不多所有譯文,都是她堅持自己慣有的翻譯風格和準則的産物。記得《傅譯傳記五種》出版時,選她的文章作代序,其中談到一種設想:“我最厭惡翻譯的名字詰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並不相近,曾想大膽創新,把洋名一概中國化,歷史地理上的專門名字也加簡縮,另作‘引得’或加注。”(《雜憶與雜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2月初版,頁195)十數年後,她譯《斐多》,再次實踐了這個創新。她在前言中説:“人名地名等除了個別幾個字可意譯,一般只能音譯。一個名字往往需用許多字,這一長串毫無意義的字並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確讀音,只增添譯文的澀滯,所以我大膽儘量簡化了。不過每個名字不論簡化與否,最初出現時都附有原譯的英文譯名。”這種無人不敬佩的嚴謹譯文做法,讓我想起《回憶蘇格拉底》(色諾芬著,吳永泉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9月初版,204頁)譯者的相近追求:“這些譯本中相關部分常常出現差異,顯然這與這幾位譯者對於原文理解的出入有關,也有是由於他們所依據的原文版本不同而産生的歧異,對此,我在如何取捨上,都擇要在註腳中加以説明。”(頁201)

    很早前就聽説,楊先生在翻譯一部難度很大的古典著作,但對書名和內容一無所知。不久前,朋友陪同金聖華女士前往探望先生回來,告知所譯乃是柏拉圖的《斐多》。我當時聞之倍感悵然,因為斐多描繪宗師的辭別場面,胸懷充滿悲喜交集的心情;而楊先生譯此書前,也剛剛送走兩位最親近的家人。我們不得不欽佩這位耄耋老人的鎮定自若。

     人民書城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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