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廢話》，可能是我寫小説以來寫得相當好的一部。它是一部“新寫實”的小説，過去像《一地雞毛》啊，《單位》啊，等等，寫了我們日常活動的物理時間裏的東西，它們好像是新寫實的，其實只是新理想，這種小説的寫法還是有頭有尾，有一個大體的故事。而有頭有尾有故事，這在生活當中是不存在的，它都是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按照自己的想像、要求，還包括觀念弄出來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十多年前對於“新寫實”的命名是非常反動的。它準確的名字應該是“新理想”。

    《一腔廢話》是我“新寫實”小説的開端，因為《一腔廢話》這樣的東西更接近我們生活的原狀態。我們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在物理時間裏，説的都是廢話。我們生活中９０％的時間裏是在胡思亂想，嘴是在胡説八道。

    《一腔廢話》的創作主要就來自日常生活，人物都是我們每天都能見到的下層勞動人民，修鞋的、開澡堂的、賣雜碎湯的、當三陪的、搓背的、撿破爛的……精神生活也是我們日常見到的，每天從電視裏看到的，模倣秀、辯論賽、快樂總動員……生活當中，人民群眾的創造是我們創作的源泉，他們的創造走在了我們文學、文藝創作的前面。我覺得我們日常在餐桌上説的話，比我們的文學創作高明多了，這種高明使得藝術的實現達到了一種荒謬的程度。

    生活的真實，看似亂，實際上一點也不亂。《一腔廢話》的創作和樣式，就來自於這樣的胡思亂想和胡説八道。

    《一腔廢話》的寫實還表現在，在今天，小説依舊是寫一個人的命運，寫一個人的故事，寫一個人的男歡女愛，就過時了。這些東西用電影、生活空間那樣的電視欄目、報紙文章、紀實性報道，都能比小説表達得好。而小説再按照傳統的方式去寫，它會永遠沒有人看了。

    小説應該去表現那些在影視、報刊上不能表達的東西，比如人們日常生活當中佔據９０％以上的，腦子裏胡思亂想的東西。《一腔廢話》創作上的一個想法，就在於此。它是一本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書，也是一本笑語連篇的書。

    還有一點，漢語在語種上，對於創作已經有了障礙。這種語種的想像力，就像長江黃河的河床，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沙化了，那種乾巴巴的東西非常多。生活語言的力量被破壞了。這種語言用於以往那種“新理想”的創作，即便是誇張一點，也足夠了。但是像《一腔廢話》這樣的，想用這種語言表達一種非常微妙的狀況，就非常捉襟見肘，非常不夠用。

    一個作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無非是對一種語種的想像力負責。這需要一個過程。我們的語言在沙漠裏呆得太久了。在江南水鄉里長大的女孩，她的皮膚就是好，而長在西北的女孩，臉上就是有兩塊紅。我們有人説那紅很好看，可其實它就是被太陽、風沙損害了的，毛細血管被破壞的病症的體現。我覺得現在我們語言表達的困惑，就是西北女孩臉上的兩塊紅斑。

    還有，大眾的想像直接來源於生活，又圍繞著生活，高於生活，比生活複雜。我媽不識字，但是她有一次問我：“有人寫過園子裏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嗎？”我説寫過，我媽説那你們寫作不難…… （孫紅）

     《北京晨報》 200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