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女作家學術研討會期間，身為中方團長的張抗抗已經夠忙碌的了。儘管這樣，我們還是在會議間歇時採訪了她。（以下簡稱記者和張）記者：請你談談對日本女作家的印象。

    張：通過幾天的接觸，感觸很深。在這之前，我們通過《世界文學》也讀到過與會的一些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而現在對她們又有了一些感性的、形象的認識，我覺得她們的發言很隨意，也很輕鬆，也都認真地做了準備。隨意是指她們沒有那些刻意的表現，而是把她們的一些有意思的想法，以女性的方式很自然地表達出來。這一點和男性不一樣，男性在發言時有很強的宣講慾望，對話語的那種控制權、講演的慾望很強。而女人的表達卻是娓娓道來，沒有太多的咄咄逼人的東西，很親切、很自然。這可能是東方女性原有的一種特點。

    記者：這次到會的日本女作家，很多中國讀者對她們並不十分了解，您覺得通過這次交流，是不是對推進中日女作家的作品在各自國家的影響會有一些積極的作用？

    張：如何使資訊到達讀者那裏，還有一個過程。我們算是直接的受眾吧。而且也只能説是我們個人對她們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知道日本女性文學在日本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比重。以前，我們的印像是日本女性比較多的從事家務勞動。當然她們的教育程度是比較高的。在家庭，一部分知識女性採取了寫作這種方式作為補充，來完成她們和社會的一種聯繫。這次會議讓我知道日本的女性文學作品有如此之多，在此之前，我們只是知道一些比較著名的男作家的作品，比如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渡邊淳一等。而實際上，女性作家在日本有一種不可忽視的潛在的影響。把她們的作品譯介到中國來，中國的女性作家是受益的。

    記者：關於松浦理英子等人在作品中比較大膽的性描寫，你怎麼看？

    張：我聽了她的發言。作為一個現代女性，我覺得她的確應該對這個問題有一些看法。她的作品涉及了多種方式的性行為，是不是對兩性關係的和諧有一些補充的作用，我也説不準，但我覺得她的探討是有意義的，不管她寫《大拇指》還是《二百年忌辰》。她的作品對一些性的問題的探討，比起中國的女作家來，要更大膽些。性的描寫在林白、陳染的作品裏有一些，但是她們沒有像日本女作家描寫到那種程度。就是説，我們在這方面的禁錮還是存在的。比如同性戀，可能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是不太允許的，有一種無形的社會的“場”在影響著我們。而有的作品寫性又成了一種很商業性的東西，拿這個來吸引讀者，而不是一種很嚴肅的探討。

    記者：請你更具體地談談，通過幾天的接觸，不同國家的女作家在一個共同的活動中，你所發現的共同點和差異。

    張：我那天在開幕式的致辭中也講到，日本女性和中國女性在很多方面有共同點，由於地緣上、歷史上的關係，我們在很多方面比歐美的女作家更加有認同感。比如，她們都是用筷子吃飯，我們感覺一下子就很親切，沒有什麼隔閡。另外這次來開會的中日女作家都是實力派的，都是中青年。日方的年齡構成和我們相似，有50年代出生的，也有60年代出生的；從發言來講，女人都比較認真，尤其日本人一向是以認真著稱的；還有我剛才講到的比較自然、比較溫和，等等。不同的地方嘛，日本女作家都喜歡喝酒。（笑）而且晚上還要出去喝一杯。她們抽煙也很厲害，我好像覺得日本女性的這種開放度比中國要大一些。我們中國女作家差不多都不抽煙、不喝酒。我偶爾抽一點煙也要沒人在場，不會在公共場合若無其事地拿起來就抽，而她們卻覺得很正常。以前我們認為日本女性很東方、很賢淑，實際上日本受教育的女性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

    記者：作為中國女作家代表團團長，您認為這次會議是不是能夠引起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對女性寫作更為關注？

    張：這當然是我們的一個願望，我們要特別感謝很多男性研究工作者支援和參與了這次會議，本來兩性關係就不應該是對立的。這次會議的組織活動很多都是男性在搞，我們是被他們所“操縱”。（笑）我似乎覺得是男性在“賜予”我們這樣一種機會。但是我們不能這樣想問題，因為女權主義馬上就會這麼想，她們會把兩性關係對立起來，説我們不需要你們男人給我們開這種會。而我覺得這些男性能夠拿出時間來為女性文學的發展做事，受益的不只是女性，男性和女性都同時受益，這是一種非常友好的態度，也希望在其他行業當中我們的男性領導和男性學者能夠以這樣的方式來關注女性問題。

    記者：這樣的活動是不是有利於女性更加了解自身？

    張：當然。讀她們的作品我們會想到，原來她們會從這種角度去表現生活，像《腳後跟》那種虛構性、幻想性，《狗女婿》那種看似無結構。日本女作家的作品隨意性比較強，她們的作品有時候到結尾突然就沒有了。她們接受歐美文學的影響比我們好像要多一些。這次活動使中日兩國女作家産生一種互補性，如中國女作家對外界事物的關注度、廣闊性，題材的豐富性，對於社會認識的深刻性和表現力度，日本女作家的那種細膩，對人性挖掘的那種細微、複雜，我覺得是可以互補的。

    《環球時報》 (2001年0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