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九一八事變”70週年之際，本刊特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日本文學專家李德純先生對日本戰後回顧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文學的綜述，以使讀者從中窺見日本知識界對這場戰爭的反思和心理狀態。

    秋空度雁、樹疏菊黃季節，日本軍隊在瀋陽炸毀鐵路打響了侵華第一槍的“九一八”事變，轉瞬間已度過70個年頭了。面對當前沉澱在日本政治思想生活最底層的渣滓——一小撮軍國主義餘孽心中最卑劣的慾念的浮現，不能不引起飽受其鐵蹄踐踏的亞洲各國人民的高度警惕，也不禁令人想起以戰後派為首的日本眾多作家揭露批判法西斯政權的文學作品來。

    任何歷史都有一個後代如何“面對”的問題。戰後初期，解放久已禁錮的思想，繁榮已經凋敝了20多年的文學創作，曾給日本作家以長久尋覓終於獲得的契機，去思考與評價歷史罪過，並以良知和熱忱呼喚蘊藏心底的聲音。這時期的作品，最根本的思想內容是對法西斯橫行年代所造成的各種創傷大張撻伐，點燃起包括作家在內的日本人民壓抑心中多年的仇恨之火，做著痛苦但無法回避的各種思考。

    戰後派代表作家大岡昇平在《野火》（1948）中，描繪日軍在菲律賓侵略戰場潰不成軍的散兵遊勇，彈盡糧絕、自相殘殺、吃死去同伴屍體的慘烈，表現極端狀態下人的生存慾望降低到動物本能的殘忍，把戰爭的殘酷推向了極致。梅崎春生的《劇烈搖擺的風箏》（1963）中，中士川邊身染梅毒久治不愈，聽説喝人骨磨成的粉末可以痊癒的偏方，便掘墓挖出半年前處決的中國俘虜的頭蓋骨，將其輾碎一飲而盡。在20世紀人類社會的文明曙光中，封建落後的日本軍隊還籠罩在上古乃至史前蒙昧之中，不禁令人想起但丁《神曲》中的一段話：“我將引導你經歷永劫之邦，在那裏你可以聽到絕望的呼聲，看見受苦的幽靈。”小説中的日軍看來似乎並不缺乏血肉，缺乏的是靈魂。

    從年代久遠的幕府以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貫輕視人的個體生命價值，特別是二戰中，不能享受公平、尊嚴，把握自己的命運。野間宏的代表作《真空地帶》（195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刻畫了非人境況促成的軍營癰疽。那裏是密不透風的封閉禁區，沒有一點人類空氣的“真空地帶”，而人的天性又不容有真空，從而宣泄人性的呻吟喟嘆，這才是作家靈魂深處的拷問。梅崎春生的《太陽深處》（1947）對存在於黑暗如牢獄、腥穢如屠場的法西斯軍隊瀕臨瘋狂的非理性獸類慾念的揭露纖毫畢見。

    暴露歷史被某種虛假性籠罩的理性，讓人們了解鮮為人知的日軍慘敗故事和在法西斯政府謊言掩蓋下的士兵的內心世界，也是戰後派作家極為關注並創作的一個熱點話題。梅崎春生以《櫻島》（1945）問世為契機，連續發表的《太陽深處》、《B島風物志》（1948）、《劇烈搖擺的風箏》及《幻化》（1965）等系列戰爭題材小説，撕開了驚人內幕的一角，通過普通士兵的眼睛，近距離地披露了軍國主義危厄跡象已彰的現實，內外交困，他們在軍事上已經沒有出路，心中充滿動蕩和恐怖，精神的惶恐比肉體的疼痛還難忍受。

    女作家野上彌生子在《狐》（1946）中，描寫一個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自“九一八”事變後一貫反對日本武裝入侵中國，為逃避兵役，隱遁山林養狐以安身立命。“每當想起肺病一旦痊癒，又會被拉去打仗，便産生絕望”，傾訴了埋藏在一代青年心底的惆悵。正宗白鳥的《戰爭受害者的悲哀》（1946）和宇野浩二的《回憶草》（1946），以蒼涼和悲憤的筆觸，描述了皓首窮經的老作家，縱然在白色恐怖猖獗歲月，也使我們看到了時間深處那屬於作家的寂寞孤燈，守望著文化田園中的純凈。

    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説過：藝術“所要爭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詩句以後陡然發出的掌聲，而是長時間靜默壓抑後發自心靈的一聲深沉嘆息……是使全國嚴肅思考問題而坐立不安”。井伏鱒二的《遙拜隊長》（1950）中主人公岡崎悠一在二戰中被驅往馬來亞作小隊長，戰後復員回到家鄉農村，仍保持法西斯軍隊的一套習氣，由此上演了一系列錯位而荒誕的喜劇，引起村民的厭惡，讓人想起揮舞長矛不自量力的唐吉訶德。田宮虎彥的《畫冊》（1950）則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戰爭帶給人們的精神創傷。中學生福井義治僅僅因為哥哥被俘而受株連，被視為“另類”，遭歧視與侮辱，被凡俗的塵埃所困擾。

    至於詩壇，以荒原派為中心，飽含憤怒與沉痛反思，反映對外侵略戰爭給幾代人的心靈留下的創痛烙印。該派代表詩人鲇川信夫的《死去的男子》是荒原派詩歌的起點。這派詩人在戰爭結束後，從硝煙瀰漫的戰場回到瘡痍滿目的祖國，迫切要求袒露和傾訴戰場上的所見所聞，讓人們永遠牢記日本歷史上的這個慘痛教訓。鲇川以《救護船日記》為總題的組詩，都以同樣格調表達了同樣內涵。詩人在《遙遠的航標》中，抒發了綿綿不絕的悲憤：“寂寞的航標／漾起波濤／向不幸的士兵告別／無論什麼鬼怪魔妖／也無法拆毀這航標。儘管那航標／永遠在記憶中的海港飄搖／我的悲哀卻難以久久縈繞。這不幸的士兵啊／不知何時何地／陷入魔爪／在他決心死去之前／再也不會看見／這寂寞的航標了”。

    寂寞的航標是死亡的象徵，不幸的士兵受著隨時被吞噬的痛苦折磨，表現了他們對戰爭的惶恐不安和絕望心情。女詩人茨木則子的《那時我最美麗》，宣泄著日本婦女對生命在黃金時代全部被軍國主義所踐踏的詛咒。井上靖的散文詩《安魂》，通過對二戰的反思，喊出了“只追求本國和平的時代已經過去。沒有別國的和平，本國怎麼會有和平。”

    戲劇方面，鈴木政男的獨幕劇《落日》（1947）以戰後第二年夏天的東京上野公園為背景，主人公淺田二戰時應徵入伍，在前方曾收到一位名叫好子的女性寫來的慰問信，戰後帶著一身硝煙回到劫後廢墟東京，躑躕大街小巷，尋覓這位未曾謀面的異性。在落日夕暉的上野公園，同無家可歸併淪落風塵的好子相遇，但戰火的摧殘和戰後舉步維艱的生活，使年僅23歲的好子，早已失去當年的純真，拒不承認自己就是好子。從作品所提煉的主題思想來看，作者意在勾勒出平民百姓飽經憂患的歷史和時代的印轍。一位高擎紅旗的工人更是悲憤交加，痛切陳詞：“就算是這場仗打贏了，我們任什麼好處也得不到！不論是我們還是姐妹們，照樣過著現在這樣的苦日子”，充滿了來自生活底層衝擊的流動。

    久保田萬太郎在三幕劇《秋草故事》（1946）中，以日本戰敗投降前一個月的東京一家貨源短缺而歇業的魚店為舞臺，通過市井瑣事，杯水風波，展示了平民百姓在法西斯政權壓迫下的心態失衡。

    森本薰的五幕話劇《女人的一生》（1945），作者通過女主人公阿布圭前後40餘年不堪回首的苦難生活，再現了幾乎貫通整個軍國主義演變發展的過程，具有鮮明的反戰思想和深刻的社會意義。

    久保榮的四幕話劇《蘋果園日記》（1947），選取“七七事變”前後北海道一小鎮的蘋果園作為人物活動的舞臺，刻畫了在戰爭破壞下蘋果園日趨敗落的過程。

    總的來看，這類題材的不同體裁作品，有力地批判了戰前軍國主義有悖于生命價值的扭曲，但多從戰爭“受害者”的角度還未從“加害者”的角度審視那場戰爭；倘若對這場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給予必要的批判，並做深層次的探討，也許會具有更加發人深省的思想藝術力量。在這方面，必須指出森村誠一的長篇報告文學《惡魔的飲食》（1981），它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二戰中，在我國東北、朝鮮和俄羅斯南部，用活人做生化實驗的慘無人道罪行，有力地否定和反駁了多年來某些右翼政客不承認日本帝國主義罪行的錯誤歷史觀，具有強烈的思考和批判力量。

    《光明日報》2001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