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又一次面臨新的挑戰，如何使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在新的世紀裏繼續向前發展，活躍在全國各地文學理論陣地的文學理論工作者對此頗為關注。
一
如何看待全球化對文學帶來的挑戰，在全球化語境中我國文學理論的前景如何？應該採取怎樣的對應姿態和對話策略？
山東大學教授曾繁仁認為，全球化趨勢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它是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之後世界市場的形成而出現的。早在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産黨宣言》中指出了業已存在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及其對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精神生産的影響。其內涵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説的一種各民族文化的“往來與依賴”。這種“往來與依賴”在當前全球化進程中具體情形如何？面對發達國家強勢文化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應採取怎樣的姿態？應如何處理全球化與地方化或本土化的關係？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
陜西師範大學教授暢廣元認為，對於全球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出發點不同。在發展中國家看來，全球化不是簡單地向發達國家的方向深化，也不是某些國家的專利，它是人類歷史和經濟發展的進程，是人類進步的必經階段。目前，探索一種適應全球化的發展戰略，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艱巨任務。其最終結局是多樣並存，加強交流，促進合作，共同發展。
二
在全球化語境中，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的文學理論獲得自主性的同時又走向了邊緣化，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及其理論話語極大地影響甚至左右了我國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近幾年來，文化研究興起，大有取代文學理論研究之勢。以至於一些學者生發出下列隱憂：在全球化語境中文學理論是否會走向消亡？文學理論工作者還有沒有作為？文學理論研究還能繼續存在、發展嗎？會被文化研究替代嗎？
對於目前國內興起的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錢中文分析了歐美與我國文化研究的現狀及成因，他認為，歐美的文化研究中貫穿了現代主義文化思想，體現了後現代的訴求以及後現代性的文化特徵；而在我國的文化研究中，作為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文化研究只佔整個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國整體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導傾向應訴諸於現代性，現代性意味著使社會不斷走向進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種不斷進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不斷變化創新、具有豐富資源的事業。
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童慶炳教授認為，文化研究是對文學的文化研究，它的根源在中國的現實，並非外國的移植，對於文學理論學科來説，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文化研究所謂跨學科反學科的方法，可能衝垮原有的文學理論學科的知識體系，這不能不説是文學理論面臨的挑戰。但是，文化研究由於其跨學科的開闊視野和關懷現實的品格，也可以擴大文學理論研究的領域，密切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使文學理論原有格局發生變化，這是一個發展自己的絕好的機遇。
深圳大學教授胡經之提出，文化研究興盛起來之後，還需要文學研究嗎？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是什麼關係？他同意美國學者卡勒的説法，認為文化研究並不能替代也不會取消文學研究本身。文學研究應該深入研究作為藝術文化之一的文學的特殊性。如果不掌握文學的特殊性，而只停留在文化的一般性，文化研究很容易變成一種非量化的社會學。
姚文放教授認為，全球化的重要一維是話語的全球化，其強權表現為命名權、立法權、主講權和劃圈權。面對西方話語對發展中國家話語的同化趨勢，發展中國家的文學理論應取的對話策略是，必須成為西方話語的“反話語”。
揚州大學教授徐德明認為，我國文學理論的新起點應是“原創的批評”，在原創性批評的追求中實現中國地方性文論的深度創造性的現代轉化。
對於話語全球化趨勢中的西方話語霸權，也有學者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元浦認為，我們的理論研究中確實存在著大量追逐西方理論時髦，新鮮概念術語滿天飛的現象。其實，術語的借鑒與否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是否從邏輯、歷史和現實出發找到了我們發展的真問題。術語是第二層的東西，它可以選擇（從中外古今），借鑒（國外），翻新（過去），創造（命名），可以根據需要來“製造”。在全球化時代裏，西方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理論資源，我們應該在對話交流的基礎上尋找和重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和文化理論。
三
回顧文學理論學科建設所走過的歷程，探索其未來走向，這是擺在每一個文學理論工作者面前的一個嚴肅的課題。
在對文學理論學科建設的反思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副研究員高建平對二十世紀我國文學理論學科的思想資源作了一番分析和清理，指出傳統中國文學理論資源、西方文學理論資源、俄蘇文學理論資源三者對建構現代中國文學理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説，我們尋求外國文學理論的中國化，尋求古代文學理論的現代化，然而，卻忽視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當下文學經驗的理論化。理論家回到文學經驗，解決社會出現的理論問題，把文學放到藝術、社會的大視野中去考慮，也許是醫治文學邊緣化悲觀情緒的良藥。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陶東風提出要“重建文學社會學”。首先在理論方法上要吸收二十世紀語言論轉向的成果，打破文化與社會存在的二元論與依附論，把文化理解為一個基本的社會實踐，它不只反映現實，同時也建構現實。其次必須重視消費社會中的社會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趨勢，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學的美學轉向，不僅用社會理論來解讀文藝現象，同時也從審美的、文藝學的角度解讀社會現象，而且用審美現代性來反思現代社會，診斷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偏向。其次是研究對象的拓展，應當在作家、作品和思潮以外，把文學機構、文學生産與傳播方式、文學場域的內部結構及其與其他社會場域關係，以及文學從業人員的社會構成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
對於文學理論學科的未來發展，不少學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社會科學文學研究所湯學智研究員認為，從學科現狀來看，其發展大體有三種路向，即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當代創新、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的中國化。這是中國文論生命機體中三個最有潛力的生長點。
曾繁仁教授認為，除了上述幾個方面外，文藝學隊伍培養也是學科建設極其重要的方面，要大力培養相當數量的能適應全球化的學術人才。這些人才要有愛國主義情操、高尚的學術道德、紮實的學術功底、優秀的外語素養與掌握中外學科前沿的能力。利用文藝學學科發展的大好機遇，在新的世紀將我國文藝學科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人民日報》 (2001年0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