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把從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滿足人的物質需求的可能性擺在每個社會成員的面前，喚醒並啟發了所有社會成員的需求慾望；與此同時，社會財富佔有的不平等，又使一些社會成員心理失衡。再加上傳統的價值觀念規範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小説家們發現，他們正面對一個慾望化的現實。這一現實産生出極為複雜的社會情緒：企盼、焦躁、失落、悵惘、悲涼甚至絕望。中篇小説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失去了文壇中心的位置，就其正面意義而言，這反倒使得中篇小説的作家們有可能以一種更為平和的心態去對待自己的創作。他們從各種各樣不同的人入手，從人的命運變遷、精神處境和心理感受入手，去表現社會變革的各個層面，把小説寫得“越來越像小説”；同時，他們的注意力始終凝聚在人的精神世界，探尋著諸如生命意義、人生價值等一系列重大精神命題，為建設人的精神家園默默耕耘。批判與重建就成為近年來中篇小説的明顯特點。

    慾望化的現實把人的物質慾望歸結為最高價值，對此作家們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們首先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慾望化現實對人的精神的戕害。畢飛宇的《睜大眼睛睡覺》以其具內在張力的敘述，在慾望的膨脹與釋放、感情的渴望與持守的矛盾糾纏中，充分展示了慾望化現實的非理性。紅都的《鼻孔裏的子彈》對比了幾個年輕人十年前後的精神狀態。昔日講師團中純潔而敏感的年輕人，如今癡迷于“碼長城”這種充滿偶然性的遊戲之中。

    批判的又一指向是慾望化現實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毒害。李肇正的《城市生活》中的宋玉蘭就迷誤于把物質生活水準當做了人生價值的唯一體現，在追逐物質的過程中泯滅了親情，喪失了自我。在祁智的《變奏》中和陳應松的《雪樹瓊枝》中，青年男女之間的正常的愛情關係都因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慾望的介入而改變了味道。現實的慾望與浪漫的想像擦肩而過，對平庸生活的無可奈何的屈從代替了對純潔愛情的追求。

    近年來中篇小説的創作還充分展示了慾望化現實中的精神困惑。最深刻的精神困惑表現在文化方面。人對人生價值的認定從來都是以他自己的文化為基準的，但人又常常不能終生固守在自己單一的文化環境之中。特別是在一個急劇變革的歷史年代，人不得不經常面對兩種乃至多種文化的差異與衝突。宋元的《殺入重圍》和鄧一光的《懷念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講述的都是由於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衝突所産生的悲劇。劉連生和遠子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文化的優勢地位對他們的刺激與誘惑，他們想以個人的力量去報復城市或征服城市，結果都被城市吞噬了。劉醒龍的《大樹還小》以農村文化的視角處理知青題材，本身就標誌著對以往知青題材小説的城市文化價值判斷的懷疑與否定。

    最普遍的精神困惑表現在情感方面。何玉茹的《我信愛情？》和裘山山的《落花時節》表現了對愛情完全相反的困惑。愛情到底應該是不講功利的精神默契，還是最表層、最物質的相貌相配呢？莫懷戚的《花樣年月》和萬方的《空鏡子》所表現的也是有關愛情的困惑。更多的自由選擇空間既給人們發展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滿足自己多方面的情感需求創造了更多的機會和條件，同時也要求人們更大限度地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生命之所以有價值首先是因為理想之光的照耀。陳世旭的《青藏手記》無疑是一首理想主義的讚歌。小説中的兩代人在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經過一次次靈魂洗禮和精神提升，個人慾望與奉獻精神從互相抵觸逐漸彼此融合，以堅韌的生命意志戰勝了生存環境的種種考驗，證明了理想主義作為人的一種強烈的內心需求的巨大的力量。

    生命之所以有價值還因為人性的美好。東西的《目光越拉越長》和熊正良的《誰在為我們祝福》都表現了生活底層的母愛。無論是劉井還是徐梅都無法為自己的子女提供優裕的生存環境，然而她們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一定要給兒子創造幸福、就一定不讓女兒墮落的頑強意志卻感人淚下。蘇童的《馴子記》和陸濤的《我愛我爸》則表現了父子情深。父親軟硬兼施，甚至不盡情理的管教包含著融融的溫情，兒子無可奈何卻又心甘情願的服從包含著暖暖的愛意；智障男孩有限的洞察力真實地暴露出父親所從事的工作的種種可笑之處，而他對父親的仰慕與關懷則格外動人心弦。

    生命的價值還在於人的精神持守。在這個紛繁多變的時代裏，只有那些穩定、準確地選擇好了自己生存的精神基礎的人，才能生活得氣定神閒。以時下的標準，徐貴祥的《有錢的感覺》中的韓子歆根本算不上是有錢人。不過按照他的理論，有錢敢花就是有錢人。正因為他有了這種有錢的感覺，把錢看淡了，雖然也常常因錢少而陷入困窘和尷尬，但圍繞在他周圍的始終是濃濃的親情、友情、鄉情和愛情，平凡的日月也因此過得有滋有味。梁晴的《羅扇》中的羅扇也是個有情有義的人，她知書達理，心性平和，窮日子富日子都能過。當周圍的人各被各的利欲驅使，焦慮不安地在人際的縫隙裏謀取著生存的最大空間和最大利益的時候，羅扇居住的汽車間，成了一個讓人心安的地方。野莽的《玩阿基米德飛盤的王永樂師傅》中的王永樂則是一個市井奇人。他雖然只是一個房屋維修工，位卑人矮，但卻有廣博的學識、精湛的技能，更為可貴的是他那高尚獨立的人格品性，像一壇醇厚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這幾個人物在對抗物欲化的現實時，由於勢單力薄難免會有幾分無奈，幾分孤獨。但他們以自己的存在昭示了人類精神家園的再建的可行和必要。能夠凈化人的靈魂的、新的道德規範的建立也許還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但小説家們畢竟已經開始用他們創造的人物進行點點滴滴的積累了。這是可喜的。

    《人民日報》(2001年05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