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野偏安一隅，游離于圈子之外，似乎在很遙遠的地方説著他自己的話，寫著他自己的文字。我曾查閱了若干部湖北當代文學的斷代史或編年史，南野這個名字在《雪地裏打鳥》、《大鯨》之後已經消失。南野的消失或被冷落幾乎是命定的，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是並且一直是一位詩人，而且，他從一開始就是並且一直是一位形式主義詩人。眾所週知，在這樣一條道路上走下去，其背影只會越來越遠，直至進入為這一群人專門製造的象牙塔：

    我獨自居住在市中心的一幢樓房裏，住在六層。仿佛已經很久沒有人來到我的居室了，連信件也很稀少。一星期中，我除了有兩個上午去任職的大學講課外，其餘就是偶爾下樓買一點生活必需品。有一天下午我走過去開門，發現房門鎖的保險還未打開，這才想起我已經三天沒出房門了。更可怕的是，我也不太想和他人來往，連交談的願望都藏匿不見。

    在離群索居的生活和寫作中，南野不是沒有對他走過的這樣一條藝術的道路有過懷疑和動搖，甚至沮喪，但是，這種感受與其説是“日常生活的孤單與藝術孤獨的重疊狀態”造成的，不如説是在藝術探索中，因為難以企及純粹的詩性從而無法觸及事物的內核所帶來的壓抑和躁動；象牙之塔是一個隱喻，是一朵迷幻之花，仿佛近在眼前，卻是遙不可及。在《在時間的前方》這本詩集的自序中，南野歷數了那些有幸居住在象牙塔裏的貴客：愛倫坡、王爾德、夏多布里昂、莫奈……象牙塔這個在文學常識中基本上帶有貶義的隱喻，不如康定斯基用以比喻精神生活的運動方式的“巨大的銳角三角形”更為貼切。是的，那些沉醉、迷狂于文學藝術的完美、精緻、純粹、透明的形式主義者，正是居住在三角形上層或者頂端的人，“他歡快的眼光是他內心憂傷的標記”。人們憤怒地罵他們是騙子、瘋子，如同王爾德，背著罪不可赦的恥辱悽慘地死去，也不會低下他們高貴的頭顱。

    文學是有意味的形式，文學的內容是包含了形式的內容，文學研究的對像是文學性，這些曾經偏執、極端的文學觀念，由於康氏所説的三角形的向前和向上的運動，今天已然稀鬆平常，就連那些有著另外的同樣偏執、極端的文學觀念的人，也會主動宣稱這些觀念原本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早在他們的主張之中。但是，“形式與內容”的二分論者，庸俗的“反映論”者，他們如何會理解一個聾子怎樣譜寫出撼動人心的旋律，一個雙目失明、盤桓在圖書館中的人怎樣想像交叉小徑的花園，一個十年間自我幽閉、足不出戶，甚至不到隔壁哥哥家拜訪的詩人，她的作品會有怎樣的價值？我常常難以理解的是，曹禺、老舍等前輩作家在創作上的悲劇和痛思，為什麼對激進的自詡為“為人民立言”的作家沒有一點觸動？南野的某種程度上的“自我幽閉”，是他的主動選擇，也是地理、個性、寫作態勢和日漸清晰的文學理念構成的巧合，但在環境和氣氛的烘托下，讓人嗅出“異類”甚而“匪類”的氣息。圈子有圈子的遊戲規則，規則的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甚至讓他們不覺得有什麼圈子、規則存在。他們可以把獎項送給憑一部作品討得時代歡心的機會主義者，而對二十年來如一日、執著于藝術探索並不間斷地發出自己聲音的真正的詩人不置一詞。

    曇花一現、改弦易轍式的作家詩人我們見得太多，本已才盡、無力進取卻抱怨時運不濟、詩歌衰落、無人愛詩的詩人也不鮮見。南野的存在是一個奇跡，是湖北文壇的，也是中國詩歌界的；這不是我的預言，而是正在發生的。從80年代初期與王家新等一同出道，到80年代末期第三代詩人的沸沸颺颺，到90年代的所謂詩歌的危機和低谷，在一片“挺住意味著一切”的自慰和他慰的呼聲中，南野始終默默走著他的路，讀書，寫詩，並且有小説在《人民文學》等刊發表，貫穿著他冷峻、乾淨、理性的詩人風格。直到剛剛頒發的《上海文學》2000年度作品獎，也給了南野一個位置。在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內，南野在詩歌界的地位也是不能讓人漠視的。他的最新的詩歌、詩論結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也是一個證明。

    在時間的前方，有人看見了曙光，有人看見了愈加濃重的黑暗；有人接受了洗禮而重獲新生，有人寧願沉入黑暗而不仰人鼻息。南野眺望到的是那些因藝術作品自身的巨大力量而使時間改變了弧度的藝術家，他們仍在時間的前方，踽踽獨行。

    （《在時間的前方》，南野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2月）

    《長江日報》 2001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