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就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如今念過18年的書之後，我就懷著對北京的神往，來到了北京找工作。

    離開長春那天冷得很，風像刀子一樣，刮得人痛不欲生。挾著大包小裹往火車站趕，又想起前途未卜，連住的地方都沒個著落，淒涼之感油然而生。好在60次特快的車廂裏溫暖如春，我們好了傷疤也就忘了痛，這一宿睡得昏昏然。

    從來就是辦事著三不著兩的人。住處還沒有著落，就風風火火地闖北京來了。來的第一天就去安頓住處，空跑了一天沒有收穫，往同學男友的暫住地趕回的時候，天已擦黑。千打聽萬打聽地，終於繞回了那條衚同。遠遠地看見早晨那個一臉公事公辦的守門大爺，竟好似見了親人一般。這一晚在同學男友的辦公室裏安身。一個好朋友為我聯繫了一間學校的宿舍。那是典型的高校筒子樓。朋友一再説條件簡陋，可在我看來，那簡直是像總統套房了。這一夜，我睡了三天以來第一個好覺。

    到北京的第四天，我開始拿著地圖到處送簡歷。我暗暗告誡自己起點要高，於是第一家便直奔《北京青年報》。當我換了幾趟車，終於能遠遠地看見北青報社的招牌時，已經累得七葷八素、蓬頭土臉了，心想這個樣子哪像求職，分明是逃荒的。一眼望見路邊有家麥當勞店，就為它的洗手間裏有水有鏡子，一咬牙一跺腳進去吃了一頓最便宜的，然後便衝進洗手間，涂口紅梳頭撣灰擦皮鞋，然後再對著鏡子練習笑容和眼神，弄得正在洗手的一位小姐狐疑地盯了我半天。自以為萬無一失了，我這才走出麥當勞，開赴北青報。一路上想著，會有什麼結果？拒絕我、答應我，或給我模棱兩可的答案讓我抱無謂的等待？無非也就這三種了，我既已都想到，就沒什麼可怕的了。

    北青報門口守衛森嚴。我向他説是來求職的。他問我預約了嗎，我搖頭，他便要我走，我不甘心，請他幫忙打一個電話。還好，他接通了，將話筒遞給我，裏面傳來一個冷峻的女聲：“我們這次招聘已經結束，下次尚未開始，具體情況請關注報紙。”説完“咔”地一聲挂掉。我一時愕然。

    這是我絕對沒有想到的第四種結果。我精心地在麥當勞拾掇一番，充其量也只在北青報門口打了個轉而已。有點諷刺有點滑稽，這就是我的第一次求職。

    初生牛犢不怕虎，哪跌倒哪爬起。我在秋風襲人的北京街頭小立片刻，便再鼓鬥志，又殺向《三聯生活週刊》。

    在那條我看來長得不可理喻的衚同裏走得快絕望時，我終於看到了《三聯生活週刊》的牌子，這次我輕鬆闖過大門關。負責人事的人接待了我。他告訴我，第一，他們的招聘期已過；第二，他們傾向於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因為後者可塑性不強。我問，能否解決編制？他説：如果我們覺得你是不可缺少的。答得委婉含蓄而不留餘地。我只能留下簡歷，禮貌地告辭。

    拖著兩條灌了鉛一樣的腿回到住處。正逢晚飯時分，不知是誰家正在做魚，魚湯的香味鮮得不可思議，我像阿凡提的故事裏那窮人一樣，就著走廊裏飄來的魚香，默默地啃著兩個五毛錢的燒餅，吃完了我的夢想大餐。

    又一日，我來到一家小出版社。我所學專業是新聞，跟出版業只算得是遠親。不過，既然是找工作，自是漫天撒網。負責人事的是位中年男子，看起來是古道熱腸那種人。他建議我等一下社長，跟社長面談接收幾率要大一些。於是就先跟他閒聊，聊來聊去，覺得這個人頗可信賴，就露出白癡本色，防人之心全無。他説：“你可以先隨便找一個單位，先弄好戶口，再跳出來。”這話正中我意，於是我一拍巴掌，兩眼發亮眉飛色舞地説：“是呀！我就這麼想的。”説完頓覺失語，但覆水難收，悔之已晚。這家出版社，就算是有點希望也沒希望了。於是，我也不等社長了，乖乖地背起包，識時務地走了。

    去農業部的一家雜誌社求職的時候，守門的年輕小門衛説什麼也不讓我進去，我明白這是他職責所在，怪不得他。但我在寒風凜冽的北京跋涉了三個多小時才來到這裡，就這樣過其門而不得其入，實在不甘心。於是千般懇求他，要他網開一面。他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並説收發室裏沒有電話，要我出去打。自覺我那城墻般厚的臉皮已在剛才磨得紙樣薄了，於是不再求他，轉身離去，這裡整個是農業部的內部辦公區域，方圓十幾米之內根本沒有電話。其實這家雜誌社也並非我志趣所在，這麼走了，也不算損失，想一想那小門衛有些氣人。不就是瞅著我無權無勢無財無貌，可以讓他盡情施展一下手中輕易不得施展的權力麼？我偏要進去：氣氣他！正在絞盡腦汁怎麼進去的時候，我看見一間房子似乎是這座大樓的地下室出口。地下室裏應該有電梯吧？果不其然！於是盡情在樓裏轉了一圈，出來的時候，小門衛的表情很詫異，“你是怎麼進去的？”我爆笑著走出大門。

    一個月時間，我把北京大小媒體的門衛認得差不多了，也體會了研究生畢業前所不曾體會到的所有世態炎涼。我毅然離開北京，回東北做了一位以前不屑于做的大學老師。 （摘自《青年文摘》2001年第6期）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