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就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如今念過18年的書之後,我就懷著對北京的神往,來到了北京找工作。
離開長春那天冷得很,風像刀子一樣,刮得人痛不欲生。挾著大包小裹往火車站趕,又想起前途未卜,連住的地方都沒個著落,淒涼之感油然而生。好在60次特快的車廂裏溫暖如春,我們好了傷疤也就忘了痛,這一宿睡得昏昏然。
從來就是辦事著三不著兩的人。住處還沒有著落,就風風火火地闖北京來了。來的第一天就去安頓住處,空跑了一天沒有收穫,往同學男友的暫住地趕回的時候,天已擦黑。千打聽萬打聽地,終於繞回了那條衚同。遠遠地看見早晨那個一臉公事公辦的守門大爺,竟好似見了親人一般。這一晚在同學男友的辦公室裏安身。一個好朋友為我聯繫了一間學校的宿舍。那是典型的高校筒子樓。朋友一再説條件簡陋,可在我看來,那簡直是像總統套房了。這一夜,我睡了三天以來第一個好覺。
到北京的第四天,我開始拿著地圖到處送簡歷。我暗暗告誡自己起點要高,於是第一家便直奔《北京青年報》。當我換了幾趟車,終於能遠遠地看見北青報社的招牌時,已經累得七葷八素、蓬頭土臉了,心想這個樣子哪像求職,分明是逃荒的。一眼望見路邊有家麥當勞店,就為它的洗手間裏有水有鏡子,一咬牙一跺腳進去吃了一頓最便宜的,然後便衝進洗手間,涂口紅梳頭撣灰擦皮鞋,然後再對著鏡子練習笑容和眼神,弄得正在洗手的一位小姐狐疑地盯了我半天。自以為萬無一失了,我這才走出麥當勞,開赴北青報。一路上想著,會有什麼結果?拒絕我、答應我,或給我模棱兩可的答案讓我抱無謂的等待?無非也就這三種了,我既已都想到,就沒什麼可怕的了。
北青報門口守衛森嚴。我向他説是來求職的。他問我預約了嗎,我搖頭,他便要我走,我不甘心,請他幫忙打一個電話。還好,他接通了,將話筒遞給我,裏面傳來一個冷峻的女聲:“我們這次招聘已經結束,下次尚未開始,具體情況請關注報紙。”説完“咔”地一聲挂掉。我一時愕然。
這是我絕對沒有想到的第四種結果。我精心地在麥當勞拾掇一番,充其量也只在北青報門口打了個轉而已。有點諷刺有點滑稽,這就是我的第一次求職。
初生牛犢不怕虎,哪跌倒哪爬起。我在秋風襲人的北京街頭小立片刻,便再鼓鬥志,又殺向《三聯生活週刊》。
在那條我看來長得不可理喻的衚同裏走得快絕望時,我終於看到了《三聯生活週刊》的牌子,這次我輕鬆闖過大門關。負責人事的人接待了我。他告訴我,第一,他們的招聘期已過;第二,他們傾向於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因為後者可塑性不強。我問,能否解決編制?他説:如果我們覺得你是不可缺少的。答得委婉含蓄而不留餘地。我只能留下簡歷,禮貌地告辭。
拖著兩條灌了鉛一樣的腿回到住處。正逢晚飯時分,不知是誰家正在做魚,魚湯的香味鮮得不可思議,我像阿凡提的故事裏那窮人一樣,就著走廊裏飄來的魚香,默默地啃著兩個五毛錢的燒餅,吃完了我的夢想大餐。
又一日,我來到一家小出版社。我所學專業是新聞,跟出版業只算得是遠親。不過,既然是找工作,自是漫天撒網。負責人事的是位中年男子,看起來是古道熱腸那種人。他建議我等一下社長,跟社長面談接收幾率要大一些。於是就先跟他閒聊,聊來聊去,覺得這個人頗可信賴,就露出白癡本色,防人之心全無。他説:“你可以先隨便找一個單位,先弄好戶口,再跳出來。”這話正中我意,於是我一拍巴掌,兩眼發亮眉飛色舞地説:“是呀!我就這麼想的。”説完頓覺失語,但覆水難收,悔之已晚。這家出版社,就算是有點希望也沒希望了。於是,我也不等社長了,乖乖地背起包,識時務地走了。
去農業部的一家雜誌社求職的時候,守門的年輕小門衛説什麼也不讓我進去,我明白這是他職責所在,怪不得他。但我在寒風凜冽的北京跋涉了三個多小時才來到這裡,就這樣過其門而不得其入,實在不甘心。於是千般懇求他,要他網開一面。他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並説收發室裏沒有電話,要我出去打。自覺我那城墻般厚的臉皮已在剛才磨得紙樣薄了,於是不再求他,轉身離去,這裡整個是農業部的內部辦公區域,方圓十幾米之內根本沒有電話。其實這家雜誌社也並非我志趣所在,這麼走了,也不算損失,想一想那小門衛有些氣人。不就是瞅著我無權無勢無財無貌,可以讓他盡情施展一下手中輕易不得施展的權力麼?我偏要進去:氣氣他!正在絞盡腦汁怎麼進去的時候,我看見一間房子似乎是這座大樓的地下室出口。地下室裏應該有電梯吧?果不其然!於是盡情在樓裏轉了一圈,出來的時候,小門衛的表情很詫異,“你是怎麼進去的?”我爆笑著走出大門。
一個月時間,我把北京大小媒體的門衛認得差不多了,也體會了研究生畢業前所不曾體會到的所有世態炎涼。我毅然離開北京,回東北做了一位以前不屑于做的大學老師。 (摘自《青年文摘》2001年第6期)
中華讀書報 200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