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人，在學問之外，能寫好舊體詩的，好像難得有一兩位，此道在陳寅恪、錢鐘書、程千帆、錢仲聯等老一輩大家之後，已絕矣；而能寫得一手好文章的，倒是有不少，最突出的也是我最佩服的有三位，一是北大的陳平原，二是清華的葛兆光，三是川大的羅志田。他們已將學問與文章結合到交相生輝的境地；他們的學術論文因有流暢的文筆調和而特具一種清新的氣象；而學術隨筆因學術功力的支援而有厚實平穩之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這也是他們能較快崛起並廣為人知的原因之一。三人之中，陳平原的手似更勤快，上海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大精神及其他》又是一個例證。

    《北大精神及其他》是《世界名校文化叢錄》中的一種，其他幾種是張鳳的《哈佛心影錄》、孫康宜的《耶魯性別與文化》、王海龍的《哥大與現代中國》，比較而言，可能還是陳平原這一本出色些，因為此書更能抓住作為“世界名校”的北大的精神，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影”或“面”上；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陳平原談北大的人和事，總有一種深情貫注，是真正地打開天窗説亮話，不隔。在《北大精神及其他》之前，陳平原曾出版過頗受人關注的《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估計這本新書也不會是他關於大學史研究的結束。在該書“後記”中他也特別點出了為何如此鍾情北大：

    我之關注北大，從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學，到近年撰寫現代中國學術史，再到逐漸逼近作為現代知識生産基地的大學制度。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這互相制約的三角關係，不只糾葛複雜，而且影響深遠，特別適合作為我的個案研究。

    陳平原自稱《北大精神及其他》“不是專業著述，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散文隨筆，而是半學術半文章，姑且稱之為‘第三種筆墨’”。曾經有“學者散文”這一名目，現在陳平原要自創一體，立“第三種筆墨”，他的理由可能是調和學術和文章，在“學者散文”中注入更多的“溫潤的性情”和思想性的學術。事實上，陳平原的“第三種筆墨”確實深得他的小説史和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的助力。這種助力之外，還有他早年提倡的“人間情懷”作為精神資源。

    只要稍加留意書店，就可以發現各種各樣的關於“老大學”的書，或是選編前人的文章，或是今人創作的，且多是圖文並茂。這是一種氾濫成災的懷舊情緒，還是一窩蜂的商業利益驅動?不過，撥開表面的泥沙俱下，我們還是能見到深層的一股清流，這股清流我想和陳平原的大學史研究大有關聯。以他的“老北大”個案研究而言，那就是“將北大置於教育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考察，除了凸顯史家的眼光，更多希望引導讀者走向歷史深處，思考若干重大問題”。就是因為有了這種立足點，所以他的大學史研究超越了政治框架下的校史研究，也超越了津津樂道地絮説或純考證樣式，從而能在找尋大學真精神的旅途上大大前進一步。這種“學者的人間情懷”，“是保持古代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會交給的‘責任’”。站在這個高度上來讀《北大精神及其他》，就不能把它當作閒書了。

    《北大精神及其他》共分五輯，即“北大人物”、“人在燕園”、“百年慶典”、“解説大學”、“記憶五四”，第一、三、五輯基本上是延續《老北大的故事》的思路，而第二、四輯是新出的兩輯。其中“解説大學”中的《新教育與新文學》和《大學之道》是將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作整體性探討的佳作，開拓了學術研究的新空間。“人在燕園”寫他如何從中大到北大，以及和錢理群、黃子平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的“學術聊天”，當然是很有學術意義的“北大新事”，最後落腳在北大中文系的“四老”，即王瑤、吳組緗、季鎮淮、林庚四位老先生，談他們的學問與性情，談親承育旨的細節，筆端深帶感情。《念王瑤先生》一文，是陳平原連綴以前的五篇文章而成。可與王瑤當年《念朱自清先生》媲美。

    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一文中，對師生之關係，有一妙解：“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如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然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可惜的是，這種“從遊之樂”，也是“即將消逝的風景”，在陳平原眼裏，沒有這些真學問真性情的導師，“未名湖肯定會寂寞得多了”，然而“個性化的魅力也無法複製，新一代的北大人，必須另外構建其值得再三品味的新的‘風景線’”。如何構建?那就得看如何面對“大學之道”的真義了。

    《深圳特區報》200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