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晚清文化界重要“景觀”《點石齋畫報》主體的，不外“奇聞”、“果報”、“新知”、“時事”四者。相對來説，早期較多關於“新知”的介紹，而後期則因果報應的色彩更濃些。儘管不同時期文化趣味與思想傾向略有變遷，但作為整體的《點石齋畫報》，最值得重視的，還是其清晰地映現了晚清“西學東漸”的腳印。正是在此意義上，我格外關注畫報中的“時事”與“新知”，而不是同樣佔有很大篇幅的“果報”與“奇聞”。
因中法戰事的刺激而創辦的《點石齋畫報》，對“戰爭風雲”、“中外交涉”以及“租界印象“等給予特殊關照，自在情理之中。除了事關國家安危以及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最能引起讀者的興趣，還因畫報的新聞性質在此類事件的報道中，可以得到最為充分的表現。《點石齋畫報》存在的十五年間（1884－1898），正是晚期中華帝國的多事之秋。身處“門戶開放”的最前線，上海的士紳與民眾，自是最能體會、也最為關注與外國列強的接觸。不管是關係重大的軍事戰爭、外交談判、租界協議，還是近在眼前的變動不居的華洋雜處局面，都與上海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大到中日甲午海戰的悲壯場面以及前因後果，小到租界裏某次西兵會操或某領事捉拿賭博的過程，都在畫家的筆下得到呈現。在這個意義上，鄭振鐸稱其為“畫史”（參見《鄭振鐸藝術考古文集》第193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一點都不過分。問題在於，當畫家使用圖像來敘述“時事”時，因表現手段迥異於以文字為媒介的新聞記者或歷史學家，到底採用何種策略方能奏效。即使暫時不考慮圖像與文字之間巨大的張力，單是敘事角度、評判標準以及欣賞趣味，也都值得仔細斟酌。
不妨就從《點石齋畫報》的開篇之作《力攻北寧》（甲一）説起。王樹村編《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收錄有天津楊柳青製作的《劉提督水戰得勝圖》，同樣表現的是1883年法軍進犯，黑旗軍領袖劉永福領兵于北寧予以痛擊的戰爭場面。除了畫家立意以及畫面構圖的差別，《力攻北寧》還有以下的敘述文字：
北寧之役，中法迭有勝負。其城之收復與否，雖無確耗，而戰績有可紀，即戰陣亦可圖也。此次法兵三路並進，竊恐深山窮谷中遇伏驚潰，故布長圍以相困。比會合，奮勇齊驅。一時煙焰蔽空，驚霆不測，地軸震蕩，百川亂流，而華軍已于前一日退守險要。狐善疑，而兔更狡，總如善弈者之爭一先著耳。
有趣的是，這裡沒有日後常常作為主導話語的“正邪之分”，作者只是關心戰爭的具體進程，以及“戰績”與“戰陣”，而不著眼于“迭有勝負”的中法之間到底誰是誰非。就好象圖説的是《三國》或《水滸》故事，與己無關，可以隔岸觀火似的。這種近乎“中立”、講求“趣味”的敘述態度，不能簡單歸結為《點石齋畫報》的市民傾向，而是因當時中國的士大夫與普通民眾，並沒真正意識到亡國的危險，民族主義情緒也尚未形成。只是在經歷甲午海戰的失敗（1895）、戊戌變法的流産（1898）、庚子事變的恥辱（1900）後，國人方才有了迫在眉睫的危機感，以及明確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在此之前，對於外國列強的驕橫，雖然也有不滿與憤恨，但並未上升到理論層面。
這一點，落實在關於租界生活的描摹，便是承認存在的合理性，不追究租界實行治外法權是否代表國家恥辱，而喜歡就事論事地打抱不平。這種基本立場，使得《點石齋畫報》對於洋人、洋事、洋物以及必要的中外交涉，取欣賞及支援的態度。只是在對方“欺人太甚”的情況下，才會起而表示憤懣。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也都是很有節制。與進入20世紀後國人碰到類似事件時之傾向於以點帶面、小題大做不同，畫報作者們更願意採取彈性的立場與朦朧的目光。這裡以《大鬧洋場》（信十二）之表現車夫抗捐（1897年）和《法人殘忍》（貞十一）之報道四明公所事件（1898年）為例，兼及圖文，説明《點石齋畫報》處理此類“時事”的策略。
《大鬧洋場》介紹“本埠英美租界各小車夫，因英工部局議加月捐二百文，聚眾歇業”，因有人破壞規矩，罷工車夫加以攔阻，與巡捕發生衝突。從維護社會秩序的角度出發，作者只能站在巡捕的立場，略為譴責聚眾鬥毆的車夫。可畫面語言則是另一番景象：左側是飛馬來馳的巡捕，右上方則為軍艦上派遣的士兵乘船前來增援，而最能吸引讀者注意力的畫面中心，乃罷工車夫將巡捕打得人仰馬翻。文字介紹中，作者還走出具體的畫面，稱“後經中西官設法調停，暫免加捐，已各安業如常矣”，似乎是車夫獲得了道義上和事實上的勝利。其實，事情的發展遠比這複雜，結果也並不美妙。畫報如此表現，也算是一種帶傾向性的“如實報道”。
四明公所事件當年影響極大，1898年7月17至7月25日的《申報》上，曾有連續性的追蹤報道，且每篇都是義憤填膺。《點石齋畫報》自然也不例外，《法人殘忍》先講“法人自拆毀四明公所圍墻後，寓滬甬人義憤填膺，相率停工罷市”，後是法國軍隊開槍鎮壓，“合計是役受傷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十七人之多”。以此事實為依據，控訴“法人之殘忍無理”，本來已經足矣，可作者偏要強調“無端遇禍“的，“皆外幫之人”。而且，宣稱“寧人實未鬧事”，只是因“法界之流氓無賴遂乘機而起”，方才事態擴大。這麼一來，法人開槍變得事出有因，只是殺錯了人而已。
如此敘述，在百年後的今人看來，很可能嫌其“境界太低”。可這種就事論事，更多著眼個人利益而不是國家主權的言説思路，頗能代表當時普通百姓的意見。反而是“在四千余幅圖畫中，我們看到十九世紀末葉帝國主義的侵華史實和中國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鬥爭”之類的説法，近乎強人所難，刻意拔高。
如果説《點石齋畫報》在敘述“時事”時，因目光所限，有時態度失之曖昧；那麼在介紹“新知”時，則基本上是無條件的欣賞、讚嘆。這裡所説的“新知”，既包括涉及國家利益的聲光電化、堅船利炮，也包括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的醫院、學堂以及文化娛樂設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大都是通過“事件”的形式體現出來，而不是靜態的介紹。比如，最受國人讚揚的西洋醫術，便是借助一系列“故事”的傳揚，而日漸深入人心。隨便舉個例子，《西醫治病》（庚十一）的説明文字是這樣寫的：
都中施醫院之西醫某君，初次蒞華，未諳言語。而治病給藥，必需詳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為懷者，願代某君喉舌之司。兩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計，西士女不以煩冗為苦，殊足多矣。
相對於西洋大夫神奇的醫療效果與良好的職業道德，中國原有的江湖郎中之只知斂錢不會治病，實在不可同日而語。《點石齋畫報》中不少庸醫殺人的故事，無一例外，均指向中醫；至於西醫的神奇本領，包括“收腸入腹”、“西醫治疝”、“剖腹出兒”、“妙手割瘤”等，又大都落實為外科手術。對於晚清的國人來説，手術刀所體現的西學，很可能是最具神奇色彩、而且可以“眼見為實”的。
更能體現晚清國人的好奇心的，是對於各種既無傷大雅也無關大局的西洋遊藝的介紹與描述。西人之賽馬、划船、拔河、體操、蹴鞠、馬戲等，均讓中國觀眾興奮不已。即便是寄希望於讀者“茗余酒後，展卷玩賞”的《點石齋畫報》，談論有關國計民生的工藝技術，也不無正襟危坐的時刻；只有在品評體育與遊戲時，才可能完全放鬆，純粹本乎個人興趣。這個時候，作者對西方事物的強烈的好奇心，以及其圖像／文字的表現能力，也才得到充分的展露。《賽馬志盛》（甲二）筆墨之精確與行文之灑脫，均值得稱道：
西人于春秋佳日，例行賽馬三天。設重金以為孤注，捷足者奪標焉。其地設圍闌三匝。開跑時，人則錦衣，馬則金勒；入闌而後，相約並轡；洎乎紅旗一，真有所謂“風入四蹄輕”者。圍角有樓，西人登之以了望。一人獲雋，夾道歡呼。個中人固極平生快意事也，而環而觀者如堵墻，無勝負之攖心，較之個中人，尤覺興高采烈雲。
最後一句尤其精彩：作者仿佛置身“環而觀者如堵墻”，既熟知遊戲規則，又“無勝負之攖心”，故能以相對超然的眼光來觀賞眼前的“風入四蹄輕”。要説“較之個中人，尤覺興高采烈”，現場觀眾固然如此，畫報的作者與讀者又何嘗例外？在遊戲中接受西洋文明，還有比這更輕鬆更有趣的“西學東漸”途徑嗎？
《點石齋畫報》的內容，也有兼及“新知”與“時事”者。最典型的，當屬斷案故事中摻雜中西法律制度的比較。“利八”中有三幅連續的畫面，介紹某巡捕因擅用私刑而受到懲罰，前為《包探私刑》，後為《枷示劣探》，中間的《私刑定讞》最為關鍵。“豈知捕房用人，向例不準擅自毆人，況私刑拷打乎”——破案過程中之是否倚賴用刑，最為晚清文人所關注。因為，與社會腐敗互為表裏的司法黑暗，往往落實為大刑之下多冤鬼。畫面上是租界的會審公堂，眾人的目光似乎集中在中國官員，可文字説明則是另一回事，主角顯然是堅決主張嚴辦的薩副領事：“眾供鑿鑿，韋等無可抵賴。於是薩副領事大怒，以該包探倚勢妄為，膽敢擅用私刑，將無贓無證之人平空威逼，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私刑定讞》）這裡除了對該包探“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的憤恨，還有對破案中“用刑”與“取證”何者為要的認識。後者作為“新知”，落實在《點石齋畫報》諸多關於折獄斷案的故事中。當作者批評官員不經審訊而活埋罪人，或者用略帶譏諷的語氣敘述外國人參觀中國庭審後驚嘆中國刑具之發達（參見戊十一《活埋罪人》、午十一《遊滬觀審》、數十二《請觀刑具》等），都隱含著對於中國官員之過於依賴“大刑伺候”的批評。
《點石齋畫報》之注重傳播“新知”，既體現了編者與作者的文化理想，也是為了適應上海民眾的欣賞口味。當時的租界，傳統士大夫熱中的“夷夏之辨”與“義利之辨”不佔主導地位，講求實際以及強烈的好奇心，使得一般民眾“趨新騖奇”，幾乎毫無心理障礙地接受西方物質文明。正如學者已經指出的，“上海平民無傳統道德負擔，十分樂於接受新鮮事物、西方物質文明”（葉曉青：《點石齋畫報中的上海平民文化》，《二十一世紀》創刊號，1990年10月）。可這種在“不受上層文化控制的情況下形成的”的“上海平民文化”，是有明顯的局限性的：與迂腐的傳統道德説教相對立，但不等於就能真正理解並接納西方文明。《點石齋畫報》在政治觀念方面偏向保守，偶有指名道姓批評地方官吏的，但從不敢對朝廷決策之是非“妄加評議”。放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這不足為病。我想指出的是，在提倡女學等問題上，《點石齋畫報》的市民趣味也妨礙其理解與發揮。
1897年12月6日，中西女士共122人出席了在張園安塏第舉行的中西女學堂第四次籌備會議。在風氣未開的當年，此舉的意義不言而喻。同年12月9日至12日的《新聞報》上連載了《女學堂中西大會記》，此文先開列了全部與會者名單，接下來從三點鐘入席開始記敘，先是李德夫人等來賓起立發言，繼而西班牙領事夫人等表示願意捐款，華提調沈和卿女史介紹章程，後錄彭宜人《敘女學堂記》及蔣畹芳女史即席賦詩。“至此時詞畢席散，中西女客各整歸鞭，安塏第已火樹銀花，璀璨一室矣。”
如此驚世駭俗的舉動，本該是《點石齋畫報》的絕好素材。按照以往的慣例，發生在上海的新聞事件，大都一週內見諸畫報。可這回《點石齋畫報》的舉措意味深長，先是沉默了一陣，終於在第二年的1月13日刊出了《裙釵大會》（利五）。此圖的説明文字，因稱許“是誠我華二千年來絕無僅有之盛會也，何幸於今日見之”而廣為學者所徵引。可以下的這段話，同樣值得仔細玩味。“上海女學堂之設，倡議于電報局總辦經蓮珊太守”；“去冬十一月十三日假座張氏味莼園之安塏第，設筵暢敘”——這些敘述，並無特異之處。我關注的是關於與會者的介紹：“共計到者一百二十有二人，而西女居其大半。最奇者，京都同德堂孫敬和之私婦彭氏寄雲女史亦與焉。”對於“我華二千年來絕無僅有之盛會”，《點石齋畫報》的處理方式，明顯迥異於《新聞報》。在122人的名單裏，獨獨挑出一位“彭氏寄雲女史”，而且強調的重點不是其學識與熱情，而是其姘婦的身份，此舉很能顯示畫報之投合市民趣味。彭宜人《敘女學堂記》，本來也是頗出風頭的舉動；如今竟以“私婦”身份而獨得大名，成為《裙釵大會》中唯一“露臉”的女性，恐怕非彭女史所願。
如此低調處理女學堂事件，似乎與《申報》總主筆黃協塤的政治態度與文化立場有關。對於這次史無前例的中西女士大會，《申報》不但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與報道，反而在1897年12月14日發表《男女平權説》，針鋒相對地大唱反調，表明其觀念過分守舊。據雷《申報館之過去狀況》（見《最近之五十年》，申報館刊，1922年）稱，1897年《申報》由黃協塤主事後，變得大受官場歡迎，因其“尤兢兢于字句間，撰述之稍涉激烈者，記載之略觸忌諱者，必于閱總時悉數刪去”。時人不見得都贊同康梁的政治主張，但大都對新政表示同情，若《申報》之“乃時時詈為叛徒，斥為逆黨，則其拂逆人心，夫豈淺鮮，而《申報》之銷場，從此大受影響矣”。1898年10月的《申報》上，連續發表關於緝拿康梁的報道，以及《康有為大逆不道》、《再論康有為大逆不道事》等文。後兩者雖未署名，但與此後此前的《石印翼教叢編序》（12月12日《申報》）和《整頓報紙芻言》（8月15日《申報》）互相勾連，可以判定其出自黃協塤的手筆。這幾篇文章，除了吹噓其初讀康有為關於孔子的著述便已明瞭“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再就是自我表功：“若鄙人則人微言輕，既不敢大聲疾呼，冀以危言勸大人先生之視聽，僅于日報中微嘲陰諷，刺其辯言亂政之非。”所謂“于日報中微嘲陰諷”，當是指百日維新期間《申報》上發表的主張嚴懲“妄議朝政，煽惑人心”者的《整頓報紙芻言》。
在主張國人開辦鐵路、抗議法人強佔公所等一系列問題上，《點石齋畫報》與其歸屬的《申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二者的言論往往趨同。雖然《申報》總主筆的個人傾向不一定直接制約《點石齋畫報》的具體操作，但這兩個報刊的政治立場不可能天差地別。後者幸虧停辦于百日維新失敗之前，不必要參加日後《申報》為代表的討伐康梁進而擯棄新學的鬧劇，總算保持住了“晚節”，使得畫報傳播“新知”的立場首尾一致。當然，具體落實到從“私婦”角度來談論“二千年來絕無僅有之盛會”，更主要的還是基於“文化趣味”，而非“政治立場”。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很容易理解關注國家大事的日報與強調市民趣味的畫報之間並不細微的區別。
《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