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寫小説像在玩兒,有的人寫小説時像個農夫,閻連科則是力士,扛千斤之鼎。
當然,一個把自己弄得去舉重的小説家是不聰明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寫小説的人通常是聰明人,聰明人不會去舉千斤鼎,他們去追逐鵝毛。那個捷克人發明瞭一句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於是聰明人有救了,鵝毛覆蓋我們的小説,像鴨絨被子一樣。
但閻連科堅定地認為有些事物是實實在在的重,而且決心去承受和測量它如山的重量,於是他寫了《日光流年》,現在又寫了這本《堅硬如水》。《堅硬如水》講的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故事:“文革”時期一對“革命”男女的危險關係。這種關係中充滿了疾風野火般的激情,驚心動魄的焚燒和毀滅。看這個故事,你會覺得閻連科對人類生活中的激情狀態有一種莎士比亞式的沉迷。他從來不會在36攝氏度的正常體溫時觀察人,他筆下的人物永遠處於42攝氏度的高燒:他們在極端的亢奮、極端的緊張痛苦中徹底地展示自己,他們隨時都在經受血淋淋的考驗和血淋淋的狂喜,他們令人恐怖。
是的,讀閻連科的小説是一種恐怖體驗。這種恐怖不是被裝神弄鬼嚇住,而是人被他所看到的人嚇住。我們震驚地看到人竟不可自拔地深陷於慾望、罪孽、瘋狂和絕望之中,看到閻連科把人心最深處的魔鬼喚醒和釋放,看到人在掙扎和受苦;我甚至對自己感到恐怖,因為在這一切之中我還看到了恢宏、詭奇的大美。在寧靜的冬夜讀這本書,就像古羅馬的尼祿皇帝,喝著小酒,看羅馬焚燒的美景。
我承認,作為讀者,我的道德感是可疑的,我抱著一種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態度,這是這本小説賦予我們的特殊樂趣。這種樂趣中還有一層是相對專業化的,那就是我看到閻連科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宏大的任務,他要寫“人性”,我認為這就是那尊千斤鼎,一個人擺開架勢要把它整個扛起來,我倒看看他怎麼扛。
他扛起來了,挺住了。閻連科一口氣處理了圍繞“人性”的一系列相關主題:權力、政治、語言、暴力、文化、性、死亡等等,這一切在小説中風起雲湧。你會哭笑不得地看到,《堅硬如水》裏的人物都有一種語言譫妄症,他們能把生活中微小的一點事兒誇大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這就是所謂“文革”語言,其實至今沒有絕跡。閻連科大量地、甚至更誇大地複製了這種語言,這不是為了“再現”歷史,而是因為他發現這種語言是一條秘密通道:人在濫用語言時掉進意義的深淵,真的與某些絕對沉重、絕對宏大的事物相遇,於是,事情就簡單了,平日隱藏于生活底部的那把刀寒光閃閃地露出來,被人性所註定的宏大命運要試試鋒刃。
所以,這部小説複雜而簡單。閻連科是個極為老派的小説家,老得如同18世紀、19世紀。他對人性懷有執著的好奇,他總想既在總體上又在具體的方方面面中描述人性;同時他又是一個現代的小説家,他擁有一些出奇制勝、舉重若輕的巧辦法,比如他對語言的認識和運用幾乎就是尼采和福柯式的,雖然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讀過這兩位的書。
但終究他還是在舉鼎,是在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把輕化為重相對容易,把重化為輕至為艱難,有時難免露出空門和破綻,也難免不從容、不舒展。這本書名為《堅硬如水》,它的確堅硬,但它未能充分地“如水”。———那就“如酒”吧,如剛猛的烈酒。
《深圳商報》2001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