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寫小説像在玩兒，有的人寫小説時像個農夫，閻連科則是力士，扛千斤之鼎。

    當然，一個把自己弄得去舉重的小説家是不聰明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寫小説的人通常是聰明人，聰明人不會去舉千斤鼎，他們去追逐鵝毛。那個捷克人發明瞭一句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於是聰明人有救了，鵝毛覆蓋我們的小説，像鴨絨被子一樣。

    但閻連科堅定地認為有些事物是實實在在的重，而且決心去承受和測量它如山的重量，於是他寫了《日光流年》，現在又寫了這本《堅硬如水》。《堅硬如水》講的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故事：“文革”時期一對“革命”男女的危險關係。這種關係中充滿了疾風野火般的激情，驚心動魄的焚燒和毀滅。看這個故事，你會覺得閻連科對人類生活中的激情狀態有一種莎士比亞式的沉迷。他從來不會在36攝氏度的正常體溫時觀察人，他筆下的人物永遠處於42攝氏度的高燒：他們在極端的亢奮、極端的緊張痛苦中徹底地展示自己，他們隨時都在經受血淋淋的考驗和血淋淋的狂喜，他們令人恐怖。

    是的，讀閻連科的小説是一種恐怖體驗。這種恐怖不是被裝神弄鬼嚇住，而是人被他所看到的人嚇住。我們震驚地看到人竟不可自拔地深陷於慾望、罪孽、瘋狂和絕望之中，看到閻連科把人心最深處的魔鬼喚醒和釋放，看到人在掙扎和受苦；我甚至對自己感到恐怖，因為在這一切之中我還看到了恢宏、詭奇的大美。在寧靜的冬夜讀這本書，就像古羅馬的尼祿皇帝，喝著小酒，看羅馬焚燒的美景。

    我承認，作為讀者，我的道德感是可疑的，我抱著一種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態度，這是這本小説賦予我們的特殊樂趣。這種樂趣中還有一層是相對專業化的，那就是我看到閻連科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宏大的任務，他要寫“人性”，我認為這就是那尊千斤鼎，一個人擺開架勢要把它整個扛起來，我倒看看他怎麼扛。

    他扛起來了，挺住了。閻連科一口氣處理了圍繞“人性”的一系列相關主題：權力、政治、語言、暴力、文化、性、死亡等等，這一切在小説中風起雲湧。你會哭笑不得地看到，《堅硬如水》裏的人物都有一種語言譫妄症，他們能把生活中微小的一點事兒誇大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這就是所謂“文革”語言，其實至今沒有絕跡。閻連科大量地、甚至更誇大地複製了這種語言，這不是為了“再現”歷史，而是因為他發現這種語言是一條秘密通道：人在濫用語言時掉進意義的深淵，真的與某些絕對沉重、絕對宏大的事物相遇，於是，事情就簡單了，平日隱藏于生活底部的那把刀寒光閃閃地露出來，被人性所註定的宏大命運要試試鋒刃。

    所以，這部小説複雜而簡單。閻連科是個極為老派的小説家，老得如同18世紀、19世紀。他對人性懷有執著的好奇，他總想既在總體上又在具體的方方面面中描述人性；同時他又是一個現代的小説家，他擁有一些出奇制勝、舉重若輕的巧辦法，比如他對語言的認識和運用幾乎就是尼采和福柯式的，雖然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讀過這兩位的書。

    但終究他還是在舉鼎，是在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把輕化為重相對容易，把重化為輕至為艱難，有時難免露出空門和破綻，也難免不從容、不舒展。這本書名為《堅硬如水》，它的確堅硬，但它未能充分地“如水”。———那就“如酒”吧，如剛猛的烈酒。

    《深圳商報》2001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