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沒見劉索拉了。説許多年,其實也就是十四五年。但對一個人來説,十四五年也不算短了,人活七十古來稀,就按七十五歲算,大約也佔一生的五分之一了。這樣長的一段時間,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人也可能發生很大的變化。日前見到劉索拉,又讀了她的新書《行走的劉索拉》,覺得她和我記憶中的那個劉索拉確實有了很大的區別。不過,我記憶中的那個劉索拉早已變得形象模糊了。説有很大區別,也只是一種感覺。
這麼多年,劉索拉似乎一直在世界各地行走,從英國到美國,從歐洲到亞洲;即使是在某一國家住下來,她好像也不喜歡在一個地方常住,經常要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她給自己這本新書起名叫《行走的劉索拉》,倒也真是名實相符。行走當中她不斷地與機會相遇,也與選擇相遇,行走終於使她走出了《你別無選擇》。她説:“在國內時,我就特別想找到一種東西,能發揮我的個性,可是我在國內就是找不到這種東西,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到了國外,我覺得我像是在爬著走,一點兒一點兒,一步一步,一個曲子一個曲子地熬,來發現什麼東西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能表現我個性的。”她這一走就走進了“黑人的生活狀態”。
在這裡,她還真有新的發現,她從黑人的演唱中發現了曾經被她忽略的東西,就是演唱者的“生理特點”。她説:“民間藝人的生活不穩定感,他們的演唱中總帶著他們每人的生活經歷留下的特點。”對別人來説,這也許不是什麼新的發現,但劉索拉覺得這很重要,“以前沒有人這麼告訴我,所以30歲還得去學藍調,去聽黑人朋友講人生,”她説,“我等於是倒著走,所以我覺得我的路走得特長,特冤枉”。
劉索拉的發現雖然只是對某種傳統的重新確認,但這種發現卻相當重要。我想它一定和藝術的本真狀態有關,用劉索拉的話説就是:“任何一種真的藝術作品都是生理性的産物。”所以她總是強調演奏家要“摸琴”,不要彈琴,“彈得好的就是摸出來的”。這裡所説的“摸”,我理解其實是指我們對藝術的態度,我們把藝術看做是什麼。藝術不僅僅和我們的頭腦有關係,不僅僅指向精神和本質,它還和我們的身體有關係。包括唱也是,劉索拉希望“聲音是從腳底下發出來的,而不是嗓子,不是腹腔,也不是其他什麼地方,而是腳底下那個根”。這當然只是一種説法,我們沒必要較真兒,實際上,她強調的我想正是藝術家個性的表達。她比較了崔蘭田和常香玉處理河南梆子唱腔時的不同,然後説:“這就是生理性現象給她們帶來的。我們有一些老藝人,解放前用的是一種發聲法,解放後用的是另一種發聲法,可能覺得後者更科學吧,可是就削弱了他們聲音中的個性。”她稱“生理狀態往往是很高的一種境界”。
《行走的劉索拉》還有許多驚世駭俗的説法,我們讀了覺得很新鮮,從而讀出了一個新的劉索拉,不同於許多年前我所認識的那個劉索拉。這種不同劉索拉自己有個概括,她説,以前的劉索拉“酸”,今天的劉索拉“不酸”了,至少知道什麼是酸,什麼是不酸了。這種概括雖有點玄,卻不是沒有道理。
《北京晨報》2001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