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沒見劉索拉了。説許多年，其實也就是十四五年。但對一個人來説，十四五年也不算短了，人活七十古來稀，就按七十五歲算，大約也佔一生的五分之一了。這樣長的一段時間，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人也可能發生很大的變化。日前見到劉索拉，又讀了她的新書《行走的劉索拉》，覺得她和我記憶中的那個劉索拉確實有了很大的區別。不過，我記憶中的那個劉索拉早已變得形象模糊了。説有很大區別，也只是一種感覺。

    這麼多年，劉索拉似乎一直在世界各地行走，從英國到美國，從歐洲到亞洲；即使是在某一國家住下來，她好像也不喜歡在一個地方常住，經常要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她給自己這本新書起名叫《行走的劉索拉》，倒也真是名實相符。行走當中她不斷地與機會相遇，也與選擇相遇，行走終於使她走出了《你別無選擇》。她説：“在國內時，我就特別想找到一種東西，能發揮我的個性，可是我在國內就是找不到這種東西，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到了國外，我覺得我像是在爬著走，一點兒一點兒，一步一步，一個曲子一個曲子地熬，來發現什麼東西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能表現我個性的。”她這一走就走進了“黑人的生活狀態”。

    在這裡，她還真有新的發現，她從黑人的演唱中發現了曾經被她忽略的東西，就是演唱者的“生理特點”。她説：“民間藝人的生活不穩定感，他們的演唱中總帶著他們每人的生活經歷留下的特點。”對別人來説，這也許不是什麼新的發現，但劉索拉覺得這很重要，“以前沒有人這麼告訴我，所以３０歲還得去學藍調，去聽黑人朋友講人生，”她説，“我等於是倒著走，所以我覺得我的路走得特長，特冤枉”。

    劉索拉的發現雖然只是對某種傳統的重新確認，但這種發現卻相當重要。我想它一定和藝術的本真狀態有關，用劉索拉的話説就是：“任何一種真的藝術作品都是生理性的産物。”所以她總是強調演奏家要“摸琴”，不要彈琴，“彈得好的就是摸出來的”。這裡所説的“摸”，我理解其實是指我們對藝術的態度，我們把藝術看做是什麼。藝術不僅僅和我們的頭腦有關係，不僅僅指向精神和本質，它還和我們的身體有關係。包括唱也是，劉索拉希望“聲音是從腳底下發出來的，而不是嗓子，不是腹腔，也不是其他什麼地方，而是腳底下那個根”。這當然只是一種説法，我們沒必要較真兒，實際上，她強調的我想正是藝術家個性的表達。她比較了崔蘭田和常香玉處理河南梆子唱腔時的不同，然後説：“這就是生理性現象給她們帶來的。我們有一些老藝人，解放前用的是一種發聲法，解放後用的是另一種發聲法，可能覺得後者更科學吧，可是就削弱了他們聲音中的個性。”她稱“生理狀態往往是很高的一種境界”。

    《行走的劉索拉》還有許多驚世駭俗的説法，我們讀了覺得很新鮮，從而讀出了一個新的劉索拉，不同於許多年前我所認識的那個劉索拉。這種不同劉索拉自己有個概括，她説，以前的劉索拉“酸”，今天的劉索拉“不酸”了，至少知道什麼是酸，什麼是不酸了。這種概括雖有點玄，卻不是沒有道理。

    《北京晨報》2001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