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奈保爾榮膺200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具有某種諷刺意義。誠然,他算是個獲獎“專業戶”,先後獲得毛姆獎、布克獎、戴維 科翰文學獎等等,還被英國女王授予騎士勳章,這表明英國對其“經典作家”地位的承認。但是——且不説他在獲獎後振振有辭地對報界大談自己“出位”的私生活,他對諾貝爾文學獎本身也不甚在意,根本沒有興趣去慶祝一番。以至為了答對奈保爾的放肆言論,瑞典文學院院士姆奎斯教授不無尷尬地聲稱“我們只是評審他的文學作品。事實上,有不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是不會與他們交朋友的”,與這個離經叛道的奈保爾劃清了界限。
大凡特立獨行的人,都逃不掉被孤立的命運。
一個特立尼達的印度人,一個英國的特立尼達人,一個後殖民世界的知識分子,一個沒有根的“邊緣人”。擁有這樣複雜的角色,並走遍了亞非、南北美洲的伊斯蘭國家,奈保爾是多麼幸運,又是何其不幸。他得以以獨特的、尖銳的洞察力詳審後殖民時代的社會和第三世界國家,表現出“令人疼痛的幽默和嚴酷的現實性”。或者換句話説,是“含淚的笑”。代表作《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可以算是詮釋奈保爾的非常恰當的文本,它奠定了奈保爾在英語文學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小説講述一個在特立尼達生活的印度婆羅門畢司沃斯先生尋求獨立與平等的悲喜交加的故事。主人公畢生在貧困的父母家和後來入贅的圖爾斯大家庭中找尋一幢自己的房子的過程,是打造“邊緣人”主體精神的過程,但是這一奮力的打造以連續的小失敗和徹底的崩潰告終。奈保爾在整部小説中
營造的輕喜劇氛圍掩蓋不了深刻的悲劇性,甚至使小説中篇幅甚小的幾段憂傷的內心獨白越發觸目驚心。幽默而悲涼是我們直接的閱讀感受。這是一部用極為平實的現實主義手法敘寫的小説,它不像羅伯 格裏耶的小説,不像加繆的小説,它敘述直接而結構單純,但因為美妙的喜劇洞察力和終極悲劇力量的火花碰撞而現出令人心動的刀光劍影和思想的光芒。
國內外的許多作家都談到,奈保爾的小説,包括《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河灣》(譯林出版社近期出版)、《米格爾大街》等,是能讓他們反反覆復閱讀的作品。作品撼人心魄的地方,是在於小説家對民族和個體的命運所表現的悲憫情懷嗎?我以為縱然讀者因喜劇風格下的悲劇性感受到閱讀的暢快,奈保爾本人其實並沒有“流淚”,也沒有“笑”。他陳述歷史的方式如此與眾不同。拿拉美小説來比較,拉丁美洲的歷史如此豐沛而現實如此惡劣,有人説作家只能以超現實主義的方法來寫它。可是這要放在奈保爾身上呢?對於怎樣描繪後殖民背景下的印度的問題,他認為上述的言論是廢話,那些拉美的官方作家分明在顯擺,因為“沒有什麼事物惡劣到人的心靈無法承受”,他就要用最現實的手法寫出最不平凡的作品。作家畢飛宇對我説,他認為奈保爾是近年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真正出色的作家,因為他是有獨創性的人。這種獨創在於作家以現實主義的方式從現實中決然抽身離去。奈保爾不是所謂的官方作家,因而有時被認為是諷刺作家,但他自己否認了這種稱號。在奈保爾的小説和遊記作品中,他確以“不畏縮的誠實”看清事實真相,並如實地、冷靜地敘述和報道出存在的事實——無論是明明白白的還是被掩蓋的,但實際上,他所有的身份都是旁觀者,對任何國家都缺乏感情,特別是憎惡印度的“狹隘民族主義”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人,可對於他高度評價的“自由文明的西方國家”,他也報以冷嘲熱諷。儘管在一次記者採訪中,奈保爾表明,他“由於先人而對印度十分親近”,並且“毫無保留地追隨它(印度)”,可是,印度,或可説是他敘寫的第三世界,對奈保爾而言並不是自我的發現,而是自我的徹底粉碎。
奈保爾不是給“不讀書的印度人”寫作,也不是為發達的西方人寫作。他不喜歡印刷出來的自己的姓名,無論什麼時候看見,目光都急忙跳過去。奈保爾當然並非不在意自己在對誰講話,可他認為自己“事實上沒有任何讀者群”。他永遠是一個外來者、舶來品,早已被自己所看到和所經歷的一切分裂了。我想奈保爾無論用怎樣狄更斯或福樓拜式的語言寫作,無論怎樣接近一種傳統的易被接受的小説方式,他的內心永遠是孤獨而無法親近的,與我們有不可穿越的隔膜。惟其而美麗。在《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裏,主人公的原形部分源自奈保爾的父親。奈保爾評論這個人物和自己的父親説:“我的父親是一個在任何方面都很深奧的人,他所受的傷害之深無以言表。小説中的主人公以他為基礎,但又不是一個現實中的人。”的確,畢司沃斯先生是奈保爾的精神空間裏備
受後殖民時代文化遽變創傷的一個典型個體,真正受到無限傷害的奈保爾本人在他的主人公身上寄託的憤懣和憂傷沉鬱地壓在心底,在時間的磨礪中全都風化為了冷淡。讀者無法靠近奈保爾,但正是距離造就了張力。對於東西方的任何一種文化,奈保爾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生都無法完全融入,英國、印度或者特立尼達都是噩夢般的記憶。就像《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裏的移民印度的老人們:“他們不能説英語,但對他們生活在其上的土地又不感興趣;他們來只是為了住一小段時間,結果留得比他們預料的要久。他們總是談論著回到印度,可是當機會來臨時,許多人又拒絕了,他們害怕未知的事物,害怕離開那熟悉的臨時性。”
奈保爾為“邊緣人”的身份深感不安,但這種歸屬感的缺失無疑同時給了他肆無忌憚的批判的便利。於是他抱著自己的道德立場,直截地質疑,冷漠地諷刺,痛快地批判,在不經意間贏得種種榮譽,還傲慢地面對世人,特別是第三世界的文化人,以至於被稱為“第三世界守門人”的批評家愛德華 薩義德憤怒地攻擊為一個“停止了思想,變得沒頭沒腦”的“代人寫作的捉刀人”,惟靠聲譽過日子。
實際上薩義德完全沒有必要那麼偏激,他的激烈言辭無法觸及奈保爾的靈魂深處。奈保爾的照片經常是很“兇”的,有時甚至有那麼一點“毒”,但我相信他的靈魂其實在層層説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背後偷笑。在對私生活和內心世界的放蕩言論間,這個恣肆的小説家早已將世間諸種批評化為擊在棉花上的可笑的重拳。(袁 楠 )
中華讀書報 2002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