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小説家維 蘇 奈保爾是一位備受攻擊的人物。這是毫不足怪的。大抵特立獨行之士,都逃不掉被孤立的命運。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攻擊奈保爾的人中間,竟包括了向來以大膽批判著稱的愛德華 薩義德。
薩義德原是巴勒斯坦人,1935年生於耶路撒冷,幼年在開羅讀書,1951年移居美國,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64年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英文係任教。他一生勤於著述,並以此介入政治,批判帝國主義對東方的歧視與宰制,積極投身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為此,他曾一度被美國官方視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以致遭到抄家;但他不改初衷,一直以流亡知識分子自命,堅持一種責任感。《東方學》(1978)是薩義德的奠基性著作,《巴勒斯坦問題》、《文化與帝國主義》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批判理路的延伸。薩義德從福柯的關於知識、權力與話語理論中獲得靈感,在書中重構國際政治的歷史格局。他認為,東方不是現實的存在,而是西方出於全面干預和控制目的的一種發明。所謂東方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有利於帝國主義的合法化的話語,也是強制性的話語。據此,他試圖從政治到學術,從地理到文本,對帝國主義思想及行為進行根本性的清理。無庸置疑,《東方學》本身包含了許多西方觀念,話語邏輯和言説方式也基本上屬於西方系統的,但是,薩義德的鋒芒所向,畢竟刺痛了西方主流社會,所以隨即引起爭議。
薩義德反抗霸權,反抗統治性,這在《知識分子論》中有著更為鮮明的表述。他對知識分子角色的界定,以獨立、自由、批判精神為準則;強調説,惟有這種精神,才是知識分子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書中第五章題為“對權勢説真話”,其中寫道:“嚴格説來知識分子不是公務員或僱員,不應完全聽命于政府、集團、甚或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所組成的行會的政策目標。”但是,他接著指出,事情恰恰相反,許多知識分子完全屈服於環境的誘惑,摒棄個人道德感,局限于專業角度考慮問題,或阻止懷疑而講求協同一致,等等,這是值得譴責的。其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移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他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極其嚴重的“腐化”心態;倘若這些習慣內化,必將戕害熱情的知識分子的生命。
富於戲劇性的是,奈保爾沒有放棄他的道德立場,他質疑,他諷刺,他批判,卻因此構成了同批判家薩義德的衝突。
同薩義德一樣,奈保爾也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他比薩義德大三歲,于1932年生於特立尼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18歲時入讀英國牛津大學,專攻英國文學,畢業後移居倫敦,服務於英國廣播公司(BBC)。從此,他成了印度的“浪子”,特立尼達的“流放者”,英國的“外來者”。由東方而西方,然而,對於東西方的任何一種文化,他都無法完全融入。他為這種“他者”的身份而深感尷尬,但這種無家園感無歸屬感,無疑同時給了他以一種無所顧忌的批判的便利。他開始寫小説,1959年出版短篇集《米格爾大街》,獲毛姆文學獎;1961年出版長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被譽為後殖民文學名著,奠定了他在英語文學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僅只從事文學方面的寫作,他將不會遭遇薩義德,可是不然,他確認長篇小説已經過時,是屬於19世紀的事物,於是進而從事非虛構類文體的寫作。如果僅只寫點我們慣見的遊記之類倒也無傷大雅,他卻把這種文體打磨成一種利器,揭露和批判的對象且不只是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最致命的是,它涉及更為廣大的第三世界!而薩義德,正是第三世界的義務守門人!
奈保爾在數年之內,幾乎走遍了特立尼達、母國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亞洲的伊斯蘭國家。他詳細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歷史,記錄了後殖民時代文化遽變的創傷,尤其是構成為民族的個體的命運,以道德家的勇氣和諷刺家的鋒利,説出了這裡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幾次返回故國,寫出《一個黑暗的地方》、《印度:一個受傷的文明》、《印度:數不清的反叛》等紀實三部曲,描敘了其間的貧困、愚昧、落後、欺騙、混亂、殺戮、等級隔離、宗教衝突等現象;不是從邏輯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批判了作為印度種姓制度意識殘余的排外觀念,“自我中心感”,狹隘民族主義,他稱之為“印度特色”的東西。印度知識界群起而攻之,奈保爾不為所動,甚至表示説:“我不是給印度人寫作,他們是不讀書的。我的書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國家裏流通,在原始的社會裏是沒有市場的。”他兩次去印尼、伊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四個穆斯林國家,寫了兩部遊記,即《在信仰者中間》(1981)和《信仰的盡頭》(1998)。在書裏,他譴責那裏的領導人在過去幾十年裏,利用宗教對抗西方文化,刺激和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此外,他還嚴厲地批評阿拉伯文化。他和薩義德以及許多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始終認為文明是分層級的,其中有著原始與現代、落後與進步的區別,從而高度評價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時,他堅持西方的價值觀念,明確指出:雖然西方的殖民統治給當地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文化震蕩,但是,這絕對不能成為今天第三世界國家野蠻落後的理由。在這些後殖民國家裏,其實情形更為黑暗。他進而認為,這種黑暗的形成,完全源於這些國家內部:政府的極權統治,缺乏教育的大眾,扼殺人性的傳統文化,以及眾多屈從或支援極權政府的文化人。當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辯護的聲音為改變第三世界的現狀而呼籲時,特別不滿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認為他們從來都是把自己國家的失敗諉罪于西方,而不知道這正是他們的統治者所希望的。他抨擊印尼的文化人,説他們在現代科技的發展方面雖然發揮了作用,卻是蘇哈托政權的幫兇;還譴責了一些西方的知識分子,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一方面無原則地極力美化第三世界。他甚至以極端的態度宣稱:第三世界幾乎沒有知識分子!
奈保爾的批判當然要引起薩義德的反批判。薩義德在一篇叫作《智力災難》的評論中説奈保爾對穆斯林抱藐視態度,是一個與穆斯林世界為敵的人。就奈保爾的《超出信仰》一書,他評論説,那是完全根據“有點白癡和侮辱性的理論”寫成的,是“一本愚蠢而沉悶的書”,“一場嚴重的智力事故”,“某種精神式自殺”,“一場一級智力災難”。他總結道,奈保爾早已停止了思想,變得沒頭沒腦,惟靠聲譽過日子,寫作只能是浪費才能,更可怕的是淪為“一個代人寫作的捉刀人”。
所謂“南橘北枳”,奈保爾和薩義德同屬東方的根系,而且幾乎同時移植到了西方,沐浴一樣的陽光空氣,並無地域的嚴格差異,為什麼對第三世界的態度會表現出如此的對立?在知識分子研究中,比較這兩個批判家之間的異同實在是一件饒有意味的事。何為“左派”?何為“右派”?何為“自由主義”?何為“保守主義”?無論個人或團體,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標簽,一切以當下的具體的態度為轉移。批判精神不是惟一可靠的,只是問題的先導而已。
《南方週末》200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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