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華東大水，他滯留淮河流域重災區，寫出了10萬字的報告文學《辛未水患》。那些文字説的是社會的水災、文化的水災。

    1993年是盧躍剛寫作的里程碑。這一年盧躍剛奔赴湖南婁底，對人大代表顏躍明因提交“罷免市長案”而被非法拘禁事件進行詳盡調查，寫出了《以人民的名義》這篇黃鍾大呂的文章。事情一經披露，輿論譁然。

    武芳是一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女子，被人殘忍地潑濃硫酸毀容毀身，案發三年，但始作俑者因是一位能量極大的退休副市長的公子而一直逍遙法外。昔日美麗的弱女子武芳疤痕纍纍身心俱憊，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這時她碰上了盧躍剛。盧躍剛七下咸陽，突破重重障礙取得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歷時五年，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寡民》。

    盧躍剛辦公桌上方的墻壁上懸貼著兩張武芳的大照片：一是毀容前清秀的面帶微笑的武芳，一是容後面目全非慘不忍睹的武芳。

    2002年4月，盧躍剛又推出30萬言的長篇新著《東方馬車》。《東方馬車》對聞名遐邇的出國英語培訓大本營新東方學校條分縷析，把中國文化人面對市場經濟心靈的痛苦裂變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來。

    “愛祖國，愛人民”對許多人來説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對盧躍剛來説卻是宗教，是神聖的信仰。愛之彌深，恨之彌切。盧躍剛揭露問題、針砭時弊，皆因為他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皆因為他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愛得深沉。

    1996年，從盧躍剛著作《南中國海喻言》裏，你能感到一個人的愛國程度。他在訴説南中國海被周邊國家瓜分的現狀和一個中國人的憤怒屈辱。

    趙：您的作品大氣磅薄，都是重大社會問題，請問您是如何選中這些題材的？您對報告文學這種文體是怎樣認識的，對眼下一些受金錢役使的有償報告文學有何看法？

    盧：報告文學在台灣被稱作“報道文學”，我覺得這種稱呼比“報告文學”要確切一些，定位也更準確。“報道文學”，先是“報道”後是“文學”。報道是重中之重，在這裡“文學”的餘地非常有限。報告文學首要社會功能與新聞一樣是“記錄歷史”，選擇歷史和社會矛盾最激烈、分量最重大、影響最深遠的現象、事件或人物來記錄歷史，這是這種非虛構文體的真實性原則。真實包括細節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任何回避現實的閃爍其詞，都有損報告文學這個真實性原則，從而也失去現實和歷史的價值。不能想像，一個作家離開中國社會多災多難的大轉型大變遷的背景進行寫作，能寫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來。我的所有創作都是遵循這個原則進行的，我對一些重大社會題材比較敏感，一部分也來源於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職業習慣。

    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報告文學在經受多種擠壓，尤其是金錢的擠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酷烈過。這有點雪上加霜的意味。有些寫作者涉足有償報告文學，我表示理解，因為生存畢竟是第一位的。舞文弄墨者寫幾個字換點錢過日子，也在情理之中，但別走得太遠太離譜。

    趙：您的作品總是獨樹一幟，資料的翔實與感情的飽滿真摯令人吃驚。比如《大國寡民》裏竟有烽火村村長王保京的副手王行興始自1960年的完整日記，還有從建國初期一直到今天的關於烽火村的幾乎所有報道。事實勝於雄辯，這些資料最有説服力，請問您是怎麼做到這些的？

    盧：要記錄歷史，要作為一個目擊者記錄歷史的真相，首要一點就是翔實的資料。否則又怎麼能稱得上信史！獲取這種資料當然不會輕而易舉，衡量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是不是一個合格作家，就是看他對真實資料的重視程度和他能否佔有這些資料。這對報告文學作家來説應該是嚴峻的考驗。偷工減料不成，你只有真正深入現場，真正和你要寫的人們“同呼吸共患難”，才能獲取第一手資料。這需要實幹，耍小聰明不行，這條道上從來就沒有捷徑可循。

    我涉足的領域非常寬闊，我寫過中國水問題、地緣政治問題、弱勢群體研究、農村問題研究……無論要寫哪一個領域，首先我就得成為那個領域的專家。我的寫作不能單稱為寫作，而應該叫做“研究”。對我所寫作的問題我有許多自己的思想。

    而最重要的是發自內心的情感，只有對要寫的對象充滿感情，你才能寫好這個題材。不是裝飾出來給人看的感情，是真摯的、發自心靈深處的人世間最珍貴的感情。沒有真感情，你也融入不了採訪對象中去，想獲取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也是一句空話。你是不是真感情，一看就明白，是瞞不住人的。直到今天，想起不幸的被硫酸毀容的弱女子武芳，想起淮河大堤上受苦受難的災民，我仍然心酸，止不住要流淚。

    儘管客觀冷靜、理性地反映事實是一個報告文學作者應有的基本素質，但人畢竟是感情的人，一個人很難在文字裏隱藏自己。他的文字就是他的立場，是他生命的顏色，什麼都改變不了。

    趙：從作品中可以看出您對事物有自己深刻的認識。您沒有上過大學，是通過怎樣的方式達到目前這種境界的？能否談談您的個人經歷，談談在成長過程中對您影響最深遠的一些事件？

    盧：我出生於1958年，一個饑饉的年代，在很小的年紀就飽嘗饑餓的滋味。沒有接受過太正規的教育，整個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動亂中度過，插過隊，當過知青。就是在當知青的時候，我明白了什麼叫苦難，什麼叫死亡，這些東西奠定了我日後的思想底色。後來進入地質勘探隊，美好年華在大涼山深處蹉跎而過。國家恢復高考制度後，我常圍著一堆篝火復習功課。當年我考取了一所師範學校，因與理想差距太大，沒過多考慮我就撕碎了入學通知書。後來當了兵，到了北京地鐵部隊，而且在地層深處的黑暗裏開始文學創作，陸續發表了一些作品。再後來我被選送進中國記者協會舉辦的新聞學院進修三年，轉業後來到中國青年報社至今。我沒有上過正兒八經的大學，所有的學識都是從自學中得來，而且命運待我不薄，適時把我送進了中國青年報社，我寫作報告文學作品，始自記者這個職業。

    我覺得學歷對一個人來説並不是太重要，學歷只能説明你受教育的程度，重要的則是能力。再者在一個人的知識結構中，實際上有大量的知識是廢品，屬垃圾知識，終生派不上用場，這類知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吧，真正有靈性有生命的知識也就是百分之十或二十。一個人要學會賦予知識以生命，否則即使學富五車，也只等同於一個會走動的書櫥，學習得來的知識沒有意義也沒有價值。

    更重要的是要學會閱讀自我。自我就是整個世界，認識了自我也認識了世界。説一個人的閱歷是一筆財富，大概也是源自於此吧。

    趙：武芳一案歷時五年，牽涉此案的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不明不白車禍喪生，武芳的母親也被逼自殺（後被救生還），縣政協委員被揪遊街，連執行任務的派出所所長都被毆致傷，當時緊張的情形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仍然冒死隻身進一步調查，你是否想過自己的人身安全？

    盧：説不害怕是假，誰在這個時候都會有恐懼，但恐懼阻礙不了我工作的進程，我知道調查每進展一步，武芳昭雪的希望就會大一些。面對武芳，面對束手無策的武芳的親人們，我覺得任何一個良知未泯的人都不能無動於衷，都不能坐視不管。這樣的事情今天發生在武芳的身上，明天可能就會降臨到我們自己，包括我們的親人朋友們身上，只要有一點血性，怎能不拍案而起。

    武芳濃硫酸燒傷毀容後，因為付不起醫療費，被醫院送回了烽火村。傷殘的武芳孤獨地躺在村頭，躺在七月的烈日下，而村子裏竟然沒有人過問，也沒有人敢過問。為了昭雪冤情，武芳因籌不夠去西安、咸陽的路費而徹夜不眠……一想到這些，我就揪心地痛楚。我一介書生，沒有權力也缺少實實在在的金錢，別的忙我幫不了他們，但我手中有一支筆，我能夠寫作，能夠向世人披露真相。一句話，我能夠幫他們伸張正義。這是我的職責也是我的使命，我不能臨陣退卻。

    趙：您的長篇新著《東方馬車》印行10萬冊，問世伊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東方馬車》的主題是中國文化人的命運，似乎與您以往所涉獵的領域有所不同，請問您的創作初衷是什麼？

    盧：《東方馬車》和我以往的創作是一脈相承的，沒有任何區別。中國文化人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是我關注的焦點，《長江三峽：半個世紀的論證》裏的林一山、李銳、潘家錚，《南中國海喻言》的續篇《王恒傑傳奇》裏的王恒傑，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我之所以寫這些人是因為在他們身上有一種品質深深吸引著我：他們熱愛這片土地，願意為它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他們把自己的整個生命都投入進讓這片土地變得更美好的事業中去，他們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梁。

    新東方學校大規模地輸送高層次人才去西方學習，完成了150年以來中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完成的任務，這個意義非同小可。再者知識分子走出書齋，面對財富，面對生存壓力，心理深層進行著艱難的蛻變。還有就是新東方學校從一個家庭作坊到一個現代企業，轉型過程頗具深刻的意味……這些因素都促使我去動筆寫作《東方馬車》這本書。文/趙蘭振

     《北京青年報》200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