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90年代中後期以來，沿海地區和內陸中心城市突然面對全面的生産過剩和內需不足的瓶頸，這一瓶頸是過去從未有過的，而內需不足的最明顯標誌，是廣大的農民群體購買力和消費力嚴重不足，也就是説，通過改革開放20年所動員起來的城市工商社會的巨大生産潛能，既不能為其自身的需求能力所消化，也不能為八九億的農民所消化。而沒有農村現代化問題的最終解決，很明顯，將不可能看到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解決前景。
在這樣的背景中看《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曹錦清著）一書，其重要性和緊迫性也就格外明顯。
在《黃河邊的中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對農民問題的分析方法，它的每一個單獨的問題，都能從自然生態、歷史地理、人文環境、社會風尚中找到辯證而全面的分析。比如農民負擔這一最易讓人動感情的問題，作者客觀地考察了加重農民負擔的種種制度上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作者筆下，農民負擔的加重不是個單一的因果關係，而是當下社會各種關係綜合作用的結果。譬如農民負擔的加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鄉鎮一級政府的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而“三亂”的由來除了黨風問題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府機構的人員臃腫，加大了對農民的索取。至於政府機構的臃腫和人員隊伍龐大，則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原地區工商業欠發達，人員就業問題無法靠市場和社會來消化。而工商業的發展，由於中原地區人才、資訊、管理上的先天不足，又導致了每一次由地方政府主導的鄉鎮工業浪潮，都出現了一次大範圍的失敗，這反過來更進一步加大了農民的負擔。與此同時，瀰漫于社會上的高消費風尚，“誰發財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的攀比心理，也導致政府機構開支日益龐大，農民負擔日漸沉重。
如果説農民負擔問題主要牽涉的是基層社會的穩定問題，那麼農村經濟的發展問題，則更根本地觸及了中國現代化的出路問題。對於這一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作者的研究和思考也是極富啟發性的。作者寫道：“所謂現代化，是一個眾説紛紜、撲朔迷離的問題：是指農業生産方式的重大變更嗎？每人平均一畝耕地這一現狀，幾乎堵塞了中國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的道路。是指農村每人平均收入達到多少美元嗎？沒有工業的支援，每人平均一畝耕地只能圖個溫飽。是指村民政治意識的變化嗎？在現有的生産方式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有無可能將村民意識提升到公民意識？”作者進一步寫道：“看來，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依賴於城市的現代化。中國的工商業及城市只有將絕大多數農業人口吸納過來，才能徹底改變農村的生産方式與交換方式，才能實現農村社會現代化。而這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站在中西部來看全國，這一感受尤為真切。”
《黃河邊的中國》研究的是農民問題，而在今天，農民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也是最為棘手的問題。關注農民，實際上也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問題。
《北京青年報》2001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