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待吃飯（説得準確點兒是吃菜）有兩種態度，一是吃飽，一是吃好。未必分得出高下，無非各有所好；或者説只求吃飽者，若此非難事，則是以飽為好。當然後者要求更多一些，我的朋友車前子近來有番議論：“飲食以吃飽為目的，而美食是吃飽之後的淫欲。因為吃飽已不成問題，已綽綽有餘了，就想著吃好。吃著碗裏的，想著鍋裏的，這樣看起來美食基本上像是一種不道德的品質，老心猿意馬的，想找情人，想找小姐。也就是説，飲食是婚姻，美食是婚外戀，最起碼也是調情吧。”（《一個人的戰爭》）老車才思敏捷，為我所不及，然而此説似乎尚欠週全。我不是美食家，沒有切身體會；揣想起來，美食家到底並非“野食家”，吃的多半還是尋常東西，只是吃法不同罷了。若拿男女關係打比方，所愛仍為自家老婆，卻非普通愛法，他不滿足於一般過日子，是拿老婆當情人看待，他們之間是種審美關係。吃飽與吃好，區別全在這裡；審美地吃，是為好，甚至飽與不飽都無所謂；“美食”之“食”，即“飲食”，前面特意著一“美”字，是説此乃“審美意義上的飲食”。
提起審美，我們多半想到詩人，然而美食家的審美並不虛無飄渺，總要落在實處。《淘金記》裏卓別林饑餓難耐，把一隻皮鞋大嚼特嚼，我們總不好説他是美食家罷。説實話此時他倒像是位詩人。至於美食家，回到前面的譬喻，光是“情人眼裏出西施”，恐怕還不成。美食家的審美首先是種行為，要訴諸一定形式，這形式即是烹調，或自家動手，或情人代勞，都無不可。美食是對飲食的一種審美意義上的加工改造，美食家是因此而感覺出“好”的人。
所以美食之所以為一種審美形式，內容有二：一是行為，一是感受，然而對美食家來説，前者絕對不可簡省，後者卻未必一定搞得那麼繁複。我説美食家不是詩人，意義之一正在這裡。揣想美食家所感覺的“好”，多半也只是個“好”字而已。用不著長篇大論地講怎麼好法，——他正在那裏忙著吃喝呢。從前有句話説“接吻的嘴不再要唱歌”，於此亦然。這是另外一碼事情，即“寫食”是也。“寫食”一語出諸沈宏非的杜撰，見所著《寫食主義》（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然而“寫食”卻不是他的首創，老車説美食有兩種：“一種是知堂式的，一種是隨園式的。知堂式的美食傾向很靜，很內向，有時候簡直像守株待兔，吃到一塊小點心也津津有味、津津樂道，外人看來不免有點寒酸。而隨園式的太動，太張揚，為一點味蕾滿世界亂轉，像條瘋狗。”我讀《隨園食單》和後人輯錄的《知堂談吃》，覺得確有這個區別，但是追究起來，恐怕還得説隨園是美食，審美感受不能從審美行為中獨立出來；而知堂是“寫食”，相比之下行為倒在其次，甚至根本就反對世間美食家那種吃法，他正是要從尋常飲食裏感受到美。張愛玲説：“周作人寫散文喜歡談吃……不過他寫來寫去都是他故鄉紹興的幾樣最節儉清淡的菜，除了當地出筍，似乎也沒什麼特色。”（《談吃與畫餅充饑》）畢竟是以一般美食求之。美食重行為，“寫食”重感受；“寫食家”未必是美食家。美食與“寫食”都是在飲食基礎之上更進一步，而此“更進一步”，也就是大家説得濫熟了的“文化”。
當今之世，“寫食家”恐怕還要首推沈宏非，這是我讀罷《寫食主義》的感想。不過他的“寫食”，卻又與知堂大相徑庭。前引老車的話，對隨園多有貶抑，如果除去這層意思，我倒覺得所講兩種路數，正好可以用來説明沈氏“寫食”與知堂“寫食”之區別，正是一動一靜，一繁一簡。知堂要求本質，所以直指惟一；沈氏則滿足於感受本身，《寫食主義》的好處，在於作者對飲食感受豐富多彩，寫得也神采飛揚，就像他所寫的那些美食一樣，他寫出來的也是一種“美食”，稱得上感受的饗宴，文字的饗宴。這是一位面對美食的詩人，不妨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我無意且無力於關心讀者的吃飯導向，只想用單詞和句子對食物滋味和飲食行為進行煽情及解構。如果飲食是一幕幕人間大戲，那麼‘寫食主義’的角色，充其量也就是布萊希特戲劇裏的幕間説書人。”這個人説得實在熱鬧極了。
《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