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經濟學日益成為一門“顯學”，但很多經濟學讀物中連篇的專業術語、複雜的數學公式和模型，頗讓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普通讀者望而生畏。今年7月，由金明善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家茶座》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在這裡，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談經濟話題、評經濟學人、説歷史掌故，在一個個看似信手拈來的故事中，引領讀者走近經濟學大門。近日，記者採訪了《茶座》執行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詹小洪編審和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工商大學梁小民教授，和他們談起了有關經濟學和《茶座》的話題。
記者：人們為《茶座》的問世感到欣喜，是因為它給經濟學讀物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風格，説實話，讓普通人能夠看懂、樂意去讀的經濟學讀物現在的確是太少了。
詹小洪：我自己一直是編嚴肅經濟學刊物的，從1986年開始編輯《經濟研究》雜誌。的確專業的經濟學雜誌，很多非專業讀者看不懂。
《茶座》正是希望滿足那些想了解經濟學一般知識的讀者需求。如果把各類經濟學讀物比作一台晚會的節目，與芭蕾舞、交響樂相比，《茶座》作為經濟學邊緣性的讀物，更像是小品、相聲，它強調的是可讀性、趣味性和休閒性，它看重的是有趣的事例，輕鬆活潑的文筆。
梁小民：在某種意義上，寫通俗文章難度更大。有人開玩笑説，如果讓經濟學家把東西講得讓你弄不明白，很容易：只要用幾條曲線、幾個概念就行了；而把高深的經濟學道理通俗地講出來，既不能歪曲、又要讓人弄懂，是最難的事情。國外不少經濟學大家在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比如克魯格曼、弗裏德曼、薩繆爾森、曼昆、貝克爾等人，他們或者通過通俗性的著作，或者通過在各種雜誌上撰寫專欄文章，將經濟學道理，通過淺顯的語言和通俗的事例向公眾闡示清楚。相對而言，這方面是我國經濟學界的弱項。過去，我們的很多經濟學工作者習慣於前蘇聯的八股式做法，研究問題從定義、概念出發，甚至第一段寫什麼，第二段寫什麼，都有一個固定模式，不要説非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看起來也很頭疼。
記者：儘管是通俗性的讀物，讀《茶座》卻讓人感到了一股濃濃的書卷氣。
詹小洪：的確是這樣，《茶座》的讀者定位是“知識大眾”，是那些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也包括經濟圈內人士，經濟院係的大學生、研究生、青年教師，對經濟學感興趣的非經濟專業人士。它突出的特點，就是大專家寫小文章，它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國內一流的、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這保證了它的品味。《茶座》的可讀性，是靠經濟學知識本身的魅力，靠提供經濟學的思維方法獲得的。
記者：《茶座》中談經濟改革、經濟現象很多都是從一些小故事中引發開的，但看問題的角度往往同一般人不同，總能讓人拍案叫絕。
梁小民：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希望公眾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經濟學家看問題看的是客觀規律，一般大眾看問題看的是社會現象。拿“通貨膨脹”來説，美國做過一項調查，在沒有學過經濟學的普通民眾中，80％以上的人認為，通貨膨脹最大的害處是降低了他們的購買力和生活水準。但是，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正常的通貨膨脹實際上並不影響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因為通貨膨脹的過程也是工資增加的過程。拿我們國家來説，改革開放以來，物價漲了將近20倍，但總的來説，人們的生活水準還是提高了不少。這就是經濟學家看問題不一樣之處，通貨膨脹使每一塊錢的購買力降低了，但總的貨幣量增加了。因此説，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並不在這兒，而是在其他地方。
學會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人們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應該説，經濟改革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很多事情需要公眾的理解、大眾的支援。這種理解和支援，有時單靠作形勢報告、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不到的。《茶座》將枯燥的經濟學原理寓于輕鬆的休閒之中，就容易讓大眾接受。中國的經濟學正急需這樣一個通俗化的過程，一個面向大眾、讓大眾接受的過程。
記者：我想，從公眾方面來講，渴望了解經濟學的呼聲在今天同樣越來越迫切了。
梁小民：經濟學往往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起點。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老百姓不用關心經濟學，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的正確性，是以每個人決策的正確性為前提的，沒有每個人的正確決策，就沒有整個社會的正確決策。
最簡單的例子，買房子、租房子哪個合算，有了錢要向哪方面投資，如何確定儲蓄和消費的最優比例，這些都是老百姓關心的。
對於企業和企業家而言，經濟學就更重要了。比如，保暖內衣大戰，就充分反映了中國企業家隊伍的不成熟。其實，對於內衣廠家而言，可做的東西很多。比如，國外流行時尚強調，“有格調的男人要穿像樣的內衣”。而國內的內衣廠商不在這方面下功夫，而都擠在保暖內衣市場上，沒有分析有效的市場需求、只是單純模倣而缺乏創新的生命力。很多企業和企業家的“倒臺”，也是因為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比如史玉柱的跨行業經營。在經濟學上，跨行業經營是可以的，但是有條件，多元化經營要以一業為主、穩紮穩打，而他同時伸手幾個行業，這不是犯了簡單的錯誤嗎？
同樣，我們的政府官員也需要學習一些經濟學知識。如果通過講故事，能夠讓大眾從中學到經濟學的道理，讓每一個人在作決定的時候避免犯低級錯誤，我們的經濟就更容易搞得好。因此，《茶座》倡導以通俗的方式推廣經濟學知識，這在今天是非常必要的。
記者：當經濟學家們鬆開領帶、拋開講義、放鬆心態同公眾“聊”
經濟學的時候，他們又會有哪些收穫呢？
梁小民：國外很多經濟學家，正是由於為公眾撰寫“小”文章而贏得了“公譽”。像弗裏德曼、薩繆爾森這樣的經濟學家，他們今天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並不完全是由於他們在經濟學理論方面取得的成就。對公眾而言，他們家喻戶曉，前者是由於為電視片寫的解説詞《自由選擇》，而後者主要靠在《新聞週刊》、《財富》上刊登的專欄文章。同樣，在《茶座》發表文章，也許不能完全代表學者的研究水準，但涉及公眾對一名經濟學家的評價。
同時，《茶座》上還為經濟學家作學問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經濟學家不僅僅要在書齋裏作學問、為國家出謀劃策，還應該把經濟學變成一種生動活潑、大家可以接受的學問。這不僅要求經濟學家文字功夫要好，還必須有廣博的知識面，對哲學、歷史、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都要有所了解。從這一點上來説，《茶座》所倡導的風格，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很多經濟學研究的突破，都是首先在多學科的交叉處實現的，而廣博的知識面是實現這種突破的基礎，也只有跨學科，經濟學研究的水準才能提高。
詹小洪：《茶座》的問世，在某種程度上也正在影響著經濟學家們，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示願意為《茶座》多寫一些文章。剛開始編輯《茶座》的時候，我曾估計全國能寫好經濟學隨筆的作者不足50人。但現在看來，隨著很多“新人”被發現，《茶座》的作者隊伍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希望《茶座》能為我們的經濟學界培養更多既能寫經濟學著作，又能寫經濟學隨筆的作者。
《光明日報》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與詹小洪、梁小民談《經濟學家茶座》
邢宇皓
今天，經濟學日益成為一門“顯學”，但很多經濟學讀物中連篇的專業術語、複雜的數學公式和模型，頗讓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普通讀者望而生畏。今年7月，由金明善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家茶座》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在這裡，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談經濟話題、評經濟學人、説歷史掌故，在一個個看似信手拈來的故事中，引領讀者走近經濟學大門。近日，記者採訪了《茶座》執行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詹小洪編審和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工商大學梁小民教授，和他們談起了有關經濟學和《茶座》的話題。
記者：人們為《茶座》的問世感到欣喜，是因為它給經濟學讀物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風格，説實話，讓普通人能夠看懂、樂意去讀的經濟學讀物現在的確是太少了。
詹小洪：我自己一直是編嚴肅經濟學刊物的，從1986年開始編輯《經濟研究》雜誌。的確專業的經濟學雜誌，很多非專業讀者看不懂。
《茶座》正是希望滿足那些想了解經濟學一般知識的讀者需求。如果把各類經濟學讀物比作一台晚會的節目，與芭蕾舞、交響樂相比，《茶座》作為經濟學邊緣性的讀物，更像是小品、相聲，它強調的是可讀性、趣味性和休閒性，它看重的是有趣的事例，輕鬆活潑的文筆。
梁小民：在某種意義上，寫通俗文章難度更大。有人開玩笑説，如果讓經濟學家把東西講得讓你弄不明白，很容易：只要用幾條曲線、幾個概念就行了；而把高深的經濟學道理通俗地講出來，既不能歪曲、又要讓人弄懂，是最難的事情。國外不少經濟學大家在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比如克魯格曼、弗裏德曼、薩繆爾森、曼昆、貝克爾等人，他們或者通過通俗性的著作，或者通過在各種雜誌上撰寫專欄文章，將經濟學道理，通過淺顯的語言和通俗的事例向公眾闡示清楚。相對而言，這方面是我國經濟學界的弱項。過去，我們的很多經濟學工作者習慣於前蘇聯的八股式做法，研究問題從定義、概念出發，甚至第一段寫什麼，第二段寫什麼，都有一個固定模式，不要説非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看起來也很頭疼。
記者：儘管是通俗性的讀物，讀《茶座》卻讓人感到了一股濃濃的書卷氣。
詹小洪：的確是這樣，《茶座》的讀者定位是“知識大眾”，是那些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也包括經濟圈內人士，經濟院係的大學生、研究生、青年教師，對經濟學感興趣的非經濟專業人士。它突出的特點，就是大專家寫小文章，它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國內一流的、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這保證了它的品味。《茶座》的可讀性，是靠經濟學知識本身的魅力，靠提供經濟學的思維方法獲得的。
記者：《茶座》中談經濟改革、經濟現象很多都是從一些小故事中引發開的，但看問題的角度往往同一般人不同，總能讓人拍案叫絕。
梁小民：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希望公眾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經濟學家看問題看的是客觀規律，一般大眾看問題看的是社會現象。拿“通貨膨脹”來説，美國做過一項調查，在沒有學過經濟學的普通民眾中，80％以上的人認為，通貨膨脹最大的害處是降低了他們的購買力和生活水準。但是，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正常的通貨膨脹實際上並不影響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因為通貨膨脹的過程也是工資增加的過程。拿我們國家來説，改革開放以來，物價漲了將近20倍，但總的來説，人們的生活水準還是提高了不少。這就是經濟學家看問題不一樣之處，通貨膨脹使每一塊錢的購買力降低了，但總的貨幣量增加了。因此説，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並不在這兒，而是在其他地方。
學會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人們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應該説，經濟改革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很多事情需要公眾的理解、大眾的支援。這種理解和支援，有時單靠作形勢報告、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不到的。《茶座》將枯燥的經濟學原理寓于輕鬆的休閒之中，就容易讓大眾接受。中國的經濟學正急需這樣一個通俗化的過程，一個面向大眾、讓大眾接受的過程。
記者：我想，從公眾方面來講，渴望了解經濟學的呼聲在今天同樣越來越迫切了。
梁小民：經濟學往往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起點。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老百姓不用關心經濟學，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的正確性，是以每個人決策的正確性為前提的，沒有每個人的正確決策，就沒有整個社會的正確決策。
最簡單的例子，買房子、租房子哪個合算，有了錢要向哪方面投資，如何確定儲蓄和消費的最優比例，這些都是老百姓關心的。
對於企業和企業家而言，經濟學就更重要了。比如，保暖內衣大戰，就充分反映了中國企業家隊伍的不成熟。其實，對於內衣廠家而言，可做的東西很多。比如，國外流行時尚強調，“有格調的男人要穿像樣的內衣”。而國內的內衣廠商不在這方面下功夫，而都擠在保暖內衣市場上，沒有分析有效的市場需求、只是單純模倣而缺乏創新的生命力。很多企業和企業家的“倒臺”，也是因為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比如史玉柱的跨行業經營。在經濟學上，跨行業經營是可以的，但是有條件，多元化經營要以一業為主、穩紮穩打，而他同時伸手幾個行業，這不是犯了簡單的錯誤嗎？
同樣，我們的政府官員也需要學習一些經濟學知識。如果通過講故事，能夠讓大眾從中學到經濟學的道理，讓每一個人在作決定的時候避免犯低級錯誤，我們的經濟就更容易搞得好。因此，《茶座》倡導以通俗的方式推廣經濟學知識，這在今天是非常必要的。
記者：當經濟學家們鬆開領帶、拋開講義、放鬆心態同公眾“聊”
經濟學的時候，他們又會有哪些收穫呢？
梁小民：國外很多經濟學家，正是由於為公眾撰寫“小”文章而贏得了“公譽”。像弗裏德曼、薩繆爾森這樣的經濟學家，他們今天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並不完全是由於他們在經濟學理論方面取得的成就。對公眾而言，他們家喻戶曉，前者是由於為電視片寫的解説詞《自由選擇》，而後者主要靠在《新聞週刊》、《財富》上刊登的專欄文章。同樣，在《茶座》發表文章，也許不能完全代表學者的研究水準，但涉及公眾對一名經濟學家的評價。
同時，《茶座》上還為經濟學家作學問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經濟學家不僅僅要在書齋裏作學問、為國家出謀劃策，還應該把經濟學變成一種生動活潑、大家可以接受的學問。這不僅要求經濟學家文字功夫要好，還必須有廣博的知識面，對哲學、歷史、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都要有所了解。從這一點上來説，《茶座》所倡導的風格，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很多經濟學研究的突破，都是首先在多學科的交叉處實現的，而廣博的知識面是實現這種突破的基礎，也只有跨學科，經濟學研究的水準才能提高。
詹小洪：《茶座》的問世，在某種程度上也正在影響著經濟學家們，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示願意為《茶座》多寫一些文章。剛開始編輯《茶座》的時候，我曾估計全國能寫好經濟學隨筆的作者不足50人。但現在看來，隨著很多“新人”被發現，《茶座》的作者隊伍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希望《茶座》能為我們的經濟學界培養更多既能寫經濟學著作，又能寫經濟學隨筆的作者。
《光明日報》200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