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經濟學及自己的研究成果

    李：人們往往把經濟學單純地理解為如何“發財致富”的學問，您能給讀者一個較為確切的説法嗎?

    樊：經濟學是致用之學，它是研究人類行為與效果關係的科學，屬於“人類行為效果學”。它研究人類如何在各種內部、外部及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下，根據自己想要達到的一定目標，進行“理性選擇”，從而以最小的“成本”，最少的代價，取得最好的效果。

    李：據説您現在主要側重於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從事與當前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政策相關的實證性研究。您曾對現代經濟學三大理論體系進行比較與綜合，當年這一研究成果曾受到一些學者的批判，而現在又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請您介紹一下其意義好嗎？

    樊：我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都是整個世界經濟學發展的一部分，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不能把自己放在一個“異類”的位置上。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中國不可以游離於世界經濟學之外，馬克思當年的理論研究集中了當時所有的理論精華。我們掌握了現代的理論基礎才能更好地應用於實踐。所以，我對現代經濟學的三大理論體系進行了比較與綜合研究。

    李：請問您的什麼觀點曾對我國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依據？

    樊：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分析經濟體制，解釋經濟現象，得出根治的辦法。如不改變所有制，經濟問題將重復出現。

    李：您的專著《中國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對於經濟體制轉變過程的分析與研究，即“過渡經濟學”，特別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理論。請問您為什麼選擇政治經濟學的原理進行系統的分析？

    樊：因為政治經濟學的原理涉及政治，所以必須用公共的原則，而不是用市場的原則，比較公共的方式是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實現、來分析的。

    李：1988年，您較早地提出國有産權理論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1992年，您提出發展非國有經濟和建立市場經濟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請問，目前您在科研領域有什麼新的計劃呢？

    樊：目前我計劃在經濟學理論上研究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用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國經濟的宏觀問題；一是對制度經濟學暨“過渡經濟學”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李：對政府政策，一個經濟學家應該有一種什麼樣的職責或義務呢？

    樊：理論要有超前性和預見性，要有宏觀的大思路。理論家不僅要推動改革，對經濟實踐還要有很強的指導性，不是只去搞那些具體的、操作性很強的政策；要超脫，眼光要遠，思路要長，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老想著影響一個人，而是影響一層人，應對政府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談個人的經濟情況和生活

    李：請問現在生活中佔去您時間最多的是什麼事情?

    樊：工作，是所裏的工作，不僅本職項目的研究工作，所裏組織的活動，中央各部委的政策研究會議，國內、國際學術界的各種學術研討會，大學講課，商界、企業界，包括你們新聞界的一些社會活動。

    李：您總是出差，講學，可以問一下您的收入狀況嗎?

    樊：收入應該説還可以，稿費、講課費，特別是國外的講課費要比國內高一大塊，我想在國內應該算是（收入）比較高的吧，至少幹一些自己喜歡幹的事情是不成問題的!

    李：您的收入主要花費在哪些方面呢?

    樊：(笑)我買了一輛車，你想，這得要花錢吧!

    李：作為一位經濟學家，您認為怎樣的生活是一種比較理想和美好的生活呢?

    樊：至少經濟上不為所累，比較充實，有事情做，就是所謂比較美好的生活吧，但是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李：您現在也時常帶您那不到5歲的孩子去逛逛公園，陪您的夫人逛逛商場或外出旅遊一下嗎?

    樊：不好意思，公園、商場，實在去得不多。不管別人怎樣，我認為，我反正是個“笨鳥”，只覺得白日苦短，早上起來，書本擺上，沒讀幾頁，稿紙攤開，沒寫幾行，轉眼已是半夜十一、二點，趕緊再“最後衝刺”，突擊一下，已是精神恍惚；上床去睡，早上再睜眼時，總會想到這還沒有做完，那已到了期限，像是一場噩夢；這也想幹，那也承諾，又不願糊弄事，最後是焦頭爛額，欠下一屁股文債，於是也就沒有了星期天。以前，夫人拉我出去玩，只説乘車太擠太費時間，不願費那個勁兒，玩一趟回來太累，信誓旦旦説如果自己有了汽車，一定多玩幾次加以補償。後來真的傾其所有，咬牙買了汽車，4年多了，真正出去玩也沒有幾次，不知以後是否會補上。

    李：説到生活觀，你是否持比較積極的態度?

    樊：我是推崇一種比較積極的生活觀，我覺得，人要有點理想，有點為之奮鬥的目標，可以不是為了別的，而只是為了活著有點意思，有一種充實感，為了至少在告別人世的時候，不因沒有為什麼東西奮鬥過而“無聊”。我十分欣賞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句話：“以出世的精

    神，做入世的事業”。儘自己的所能去幹事，享受追求的樂趣，而不必分心為幹成幹不成而

    煩惱。

    談自己的人生歷程

    李：請問主要是什麼影響了您人生志向的形成呢?

    樊：我的人生志向的形成，就是兵團時代讀雜書，特別是讀史書的結果。史書，特別是當年的史書，總是這麼一種矛盾混合體：儘管從頭到尾都在強調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但又從頭到尾都是些英雄、偉人、“大家”的故事，明白無誤地告訴你只有幹出點與眾不同的事情，歷史才會記你一筆。於是，那時一方面是有著改變生活現狀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在閱讀英雄故事時思考生活的意義，其結果便是形成了活著得有點“野心”的思想。

    李：您1977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係政治經濟學專業。回憶大學時代，您都看過怎樣一些課外書呢?

    樊：我是七七級的，25歲上大學，已沒有時間看雜書了。學外語，補數學，很少去看雜書

    ，文史哲（的書）在插隊的時候就看過了。

    李：據説，郭沫若的《創造十年》和尼克松的《六次危機》是對您最初走上人生歷程産生過一定影響的兩本“自傳體”著作，是這樣的嗎?

    樊：《創造十年》是70年代初，在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集體宿捨得“大炕頭”上讀到的。讀著20年代初郭沫若、鬱達夫那麼一批浪漫而激烈的“創造社”熱血青年在人生大舞臺上縱橫馳騁的故事，羨慕不已，甚至自嘆枉來人世。《六次危機》是稍後回北京探親時讀到的。記得我是用兩個晚上的時間讀完的。躺在從小睡慣的床上，檯燈暖暖融融，樓下萬賴俱寂，讀著另一個世界裏那些風雲人物的驚心動魄的故事，回到現實時好幾次似乎是突然從夢中驚醒，想到不幾天就要回東北，又要遠離北京，回到地球上一個不為人知的小角落去，將更加遠離眼前這本書中的一切，或許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外部世界究競是個什麼樣子……

    從《創造十年》中，我了解到生活要靠自己去創造的道理，一個人能走出什麼生活道路，很大程度上不取決於自己，但只有經過自己的努力和開拓，生活才會有意義、有價值、有色彩。從《六次危機》中，我懂得了“機會”和“抓住機會”的重要性。那書中多次出現的一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機會來了”，尼克松就是以那樣一種興奮的心情面對挑戰！

    李：據説您數學學到正負數，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1969年下鄉去了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務農，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初、高中的課程都是這期間自學的，是這樣的嗎?

    樊：我剛剛通過了小學六年級的畢業考試，接下去要參加升中學的考試，但還沒考，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乾脆不再有什麼升學考試；一年半後，才“就近分配”，進了中學，又一年半後就“初中畢業”了。其實當時沒上過什麼文化課，數學學到正負數，英語學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字母念到第8個(H)，然後就是上山下鄉。

    李：時間和地位會改變一個人，請問現在您怎樣看待“上山下鄉”那一段經歷呢?

    樊：上山下鄉，無論如何應該説是一個難得的人生經歷，它最能造就出一個人的平等觀：在一夜之間，你會發現你作為“城裏人”的一切優越之處，都已蕩然無存，變得毫無意義；在你面前的機會，事實上比當地人還少，你在事實上已不如當地任何一位你過去可能看不起的“鄉下人”。只有這時，你才會發現，所有人，作為生物的人事實上是平等的，你的那些所謂的優越之處，其實都是社會後天造就的，因為這時你已不再比任何過去認為“卑賤”的人有任何的“高貴”之處。

    李：請問上山下鄉這一經歷對您現在的工作和職業有沒有影響呢?

    樊：從知識或閱歷方面説，我有了一個了解真正的中國農村從而了解真正的中國的機會。這一段真正的農村生活，對於我現在所從事的職業，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一談論什麼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建設，你立即會想起那些光禿禿山梁下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鄉親，想起大隊辦公室裏那昏暗的油燈，想起社、區、縣三級幹部會議上那嗆人的“火煙”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