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位備受世人景仰的、地位顯赫的查良鏞（金庸）先生，今天是以學者、教授、博士生導師和人文學院院長的身份站在浙江大學講壇上，但人們對他頂禮膜拜的還是他那“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加一部《越女劍》，共15部沉甸甸的作品，以及從作品中折射出的性靈之光和人格魅力。
説來慚愧，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知道香港有個很會寫武俠小説的金庸。那時金庸已是大紅大紫，在整個華人圈內也頗具影響。當時，我作為一名中學教師，迫於學校的升學壓力，整天圍著學生轉，逼得學生直不起腰來。儘管如此，金庸的小説，像是一個強大的磁場，把學生深深地吸引住了。學生背地裏看得熱火朝天，忘乎所以，甚至上課還要看。有時繳來學生的小説，偶爾也翻幾頁，那匪夷所思的情節，形象生動的人物刻畫，波瀾壯觀的打鬥場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把我迷住了。我出於“為人師表”，不敢僭越天職，只好忍痛割愛。想來覺得多麼迂腐、荒唐、可笑。差一點和“金大俠”失之交臂。
真正精心靜氣讀金庸小説是後來到了高校工作。那時時間較為充裕，我正襟危坐，一本一本地讀。當時陶醉於充滿正氣和俠義的武林世界，煥發了一種本然的、從未有過的快慰。有人評價説，金庸最大長處在於編故事。他信筆所至，妙筆生花，左右逢源，變幻莫測，出人意料，表現出非凡的想像力和卓越的睿智，確實令人嘆服。在我看來，他最大的成功在於使精彩的故事與細膩而誇張的感情刻畫、心理剖析融為一體。
金庸的小説上至大學教授、內閣官員，下至販夫走卒，人人都愛看，老少咸宜。金庸作品的讀者群為何如此點多面廣，他的成功來自何方？北大嚴家炎教授對金庸小説的根基所作的剖析，很有見地。他説：“隨著金庸小説讀得越多，我越是覺得自己對金庸的新文學根柢及其在小説創作中作用估計不足。事實上，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根柢，對於金庸武俠小説創作不是起著一般的作用，而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説很大程度上決定小説的思想面貌和藝術素質。如果説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金庸小説豐富的建築材料的話，那麼，五四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修養造就了金庸小説的內在氣質。”“我們也可以説，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修養，就是金庸的真正‘內功’，雖然他寫的是武俠小説，表面上似乎只採用傳統小説的方式和語言。”
金庸事實上是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去創作武俠小説，改造武俠小説的。武俠小説到了金庸手裏，真正登上了一個高峰。超越一般所謂‘雅’‘俗’之上，而進入優秀的文學殿堂。”
北師大王一川教授編寫的《20世紀小説選》，把金庸列為第四；嚴家炎教授在北大中文系開講“金庸小説研究”；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辦“金庸小説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討會；還有人把金庸列為七大師之一。
譽高而毀至，金庸耀眼的盟主地位招致一些不滿和批評不足為怪。1999年11月1日王朔先生在《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我看金庸”的文章，橫空出世，挑戰金庸。王朔這樣評説：“現在那些玩情調的女人説起瓊瑤都撇嘴，全改張愛玲了。金庸也一樣，讀的人越來越多，評價越來越高，有好事者還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為七大師之一。”接著又説：“我得説這金庸師傅做的飯以我的口味論都算是沒熟，而且選料不新鮮，什麼什麼都透著一股子擱壞了哈喇味兒。”
倒是南開大學兩位學者陳洪和孫勇進，從學理的角度，對金庸現象和作品作了較為客觀、理性的剖析。他們認為：“金庸的作品，立足於小傳統，但又能從大傳統、雅文化中吸取文化資源，巧妙地順應了商業時代多層面讀者的接受心理，並借助影視傳媒強大的影響，從而取得驚人的接受效果。另一方面，又挾‘雅俗共賞’之餘勢，開始向大傳統、雅文化強有力地滲透，並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可。就本世紀末大小文化傳統交融的趨勢來看，金庸現象實在具有某種典範的意義。”
這場爭論的廣度可謂是前所未有的，但爭論的深度還不夠，停留在表層上的爭論頗多，從學理和人文關懷的視野作深入剖析的較少；依賴玄虛的思辨的居多，從高度情境化來解讀和把握文本的頗少。也許要使這場爭論曠日持久地深入下去，不僅需要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還要有為文學事業殉道的獻身精神。我們拭目以待。
（《金庸小説論爭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2000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