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鄧一光　記者　萬靜波

    阿富汗上空的陰霾現在是消失了，但這場發生在我國西部邊境線外的戰爭，不僅給我們也給世界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戰爭為何發生？恐怖主義為何對美國發動攻擊……解答是各種各樣的，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意識形態的。但也許很少人會想：戰爭的始作俑者不是別的，而是人類本身，人————才是戰爭的導演和演員。人性深處，是否隱藏著某種邪惡的慾望，一定要靠暴力和殺戮才得以滿足？

    文學不能對現實生活熟視無睹。文學不是消防車，也不是易拉罐飲料。也許文學解決不了任何現實的政治、經濟、軍事爭端，但卻能安慰那些被爭端困擾著的心靈，能讓一些素不相識的心靈相互理解，相互接近。世界會不會因此而和諧一些？人和人之間是否可以達成諒解彼此寬容？也許，這只是一個永遠無法求證的設問。

    作為人類心靈的守望者，作家在現實世界的種種爭端中作出應有的回應才是他的責任。鄧一光的作品在當代戰爭文學中是獨樹一幟的，因為他關注的不僅是戰爭，更是戰爭包圍下的人群及其命運。他的作品洋溢著一股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激情，在當下普遍瑣碎無魂的小説現實面前，讀讀鄧一光的作品你會感受到一種久違了的陽剛之美。

    【一】我不相信戰爭會被人類拋棄

    　萬靜波（以下簡稱萬）：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一個特殊的人物談起：本拉丹，這個一手攪動了整個世界的人，他的下落已經成了一個謎，作為一名作家，你怎麼看待這個人。

    鄧一光（以下簡稱鄧）：他的人格傾向很複雜，既有殘忍、頑執、偏狹和不向強權妥協的一面，也有對信仰極為狂熱和堅貞的一面。但毫無疑問，他是魔鬼。

    萬：為什麼是魔鬼？

    鄧：我想人類文明發展至今，已經形成對文明的最基本共識：消除暴力，抑止戰爭，保障人權，爭取自由，讓人類盡可能和諧地生活。任何採用極端暴力恐怖手段，不惜以殺傷無辜平民為代價的人，都是魔鬼。

    萬：你那些以戰爭為背景的作品格外受到歡迎，比如《父親是個兵》、《我是太陽》，你怎麼理解戰爭？

    鄧：人類的戰爭情結是與生俱來的，我不相信戰爭會被人類拋卻，即使人類在文明史中一直在譴責戰爭，並且作了大量抑止它的努力。人類渴望、激動並且習慣於用戰爭這種極端方式來強制性改造自身和整個人類命運，甚至熱衷於用文字的方式來總結和傳授戰爭經驗。這樣的例子僅僅舉出《孫子兵法》就可見一斑。

    萬：你認為戰爭在人類史上不會終結，這個觀點讓人不那麼舒服吧？

    鄧：但那是事實。任何人在幾乎任何時候都處在戰爭氛圍中，現在我們倆交談，你要用你的觀點影響我，我不妥協，會有對抗，我們之間難道不是一場戰爭？只不過在為生存而戰消失後，戰爭會有別的理由，變成其他形式：民族的、宗教的、國家的、經濟的、文化的。

    萬：您那麼張揚地去描寫戰爭，幾乎讓人以為您喜歡戰爭，有人提出過這種批評嗎？

    鄧：有。部隊評論家周政保就批評關山林（《我是太陽》中的主人公）是一介武夫，為了個人尊嚴與強敵拼搏，最終造成了３０００名士兵陣亡，自己卻不後悔。他認為這是不人道的。我不這樣看。巴頓第一次到北非戰場時，指著夕陽下的荒漠，憂鬱地對他的參謀人員説：“明天將有千千萬萬美利堅的士兵在這兒死去，他們的父母將失去他們年輕的兒子。”這時已不是生命倒下的問題，這就是人類史。我寫戰爭不是因為我喜歡戰爭，而是戰爭客觀存在，那種壯美恰恰是人性和人類的危險所在。

    萬：經歷過戰爭的人都反戰，金庸主持《明報》時有一個基本立場：反戰；相反年輕人一聽到有戰爭，就會高興地喊：“打仗了，打仗了。”

    鄧：所以應該更深刻地剖析戰爭，剖析人性，僅僅一味地反戰是不夠的。經歷過戰爭和類戰爭比如“文革”的人，他們恐懼和絕望，我能理解，但不能到此為止，還要進一步思考戰爭從何而來。我們反戰，反哪一種戰爭，非正義的戰爭要反，正義的戰爭呢？站在政治立場上，我們可以説正義和非

    正義；站在國家和民族立場上，我們可以説侵略和反侵略；站在親緣立場上，我們可以區分是打親人的戰爭，還是不打親人的戰爭。那種狹隘的反戰論，是很讓人悲哀的。我們不能一邊反某一個戰爭，一邊又拼命介入另一場戰爭。

    【二】我們能否相信理性的力量？

    萬：你怎麼看待理性？人類能不能依靠理性去消除戰爭、恐懼和暴力？

    鄧：理性當然是人類必須推崇的。雖然我主張人應該有更多的感性和自由，但人類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人其實是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理性讓人類回到一個可以和平共處的基點。人類最好以理性精神感性地生存，但對於這一點我感到不太樂觀。

    萬：你不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嗎？

    鄧：有史以來人類一直在往理性建設的道路上規範自己。但事實往往是，在我們特別信賴理性的時候，戰爭開始了。“一戰”就是這樣：在整個歐洲對理性和科學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時候，大戰爆發了。而且戰爭爆發的理由往往很小，小到一杯香檳就可以化玉帛為干戈，這是對人類理性精神的嘲弄。

    萬：古希臘傳説中的特洛伊戰爭就是為了爭奪一個女人。

    鄧：是啊，還惹得阿爾匹斯山上的諸神紛紛參戰，可見天上的神也是有戰爭傾向的。我個人認為，人類對戰爭的渴望和默認由來已久，它和生命的掙扎、懷疑、對抗、擴張有著必然聯繫。戰爭甚至被人類視為消滅競爭者、梳理秩序、純潔人種、激進變革和激發文明的必要因素。

    萬：人類能經受住一次次戰爭的洗禮嗎？

    鄧：這一點我不太樂觀，人類生命也許會有優劣替換，我關心的是：在這種進化中，人類將留下什麼。

    萬：也就是説，人類依靠什麼力量或者精神延續下去？

    鄧：所有對人類命運有著思考的人都會有這種擔憂。我覺得重要的不是保存生命，而是保持住人類敬畏生命的健康心態和高尚精神。

    【三】悲憫和人性關懷，是戰爭文學的底線

    萬：文學藝術對緩解對峙，甚至消解戰爭有用嗎？

    鄧：文學解決不了任何現實的戰爭問題。文學之於戰爭是無力的，只能在可憐的文字範圍內再現戰爭場面，徒勞地描述戰爭以及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傷害。

    萬：那麼作家或藝術家們的工作是什麼？

    鄧：作家手中只有一支筆，怎麼可能完成那樣的使命呢？人類在戰爭中的尊嚴扭曲、精神肢解、心靈傷害，除了恒久的和平，除了生命的和諧關係的真正建立，根本沒法療救。

    萬：文學和戰爭其實是對抗的，文學一般是想像的，夢的，柔軟的，慰藉人心的，戰爭卻是現實的，冷冰冰的，堅硬的，毀滅人的肉體和心靈的，但為什麼好的文學作品中以戰爭為背景的格外多？　

    鄧：戰爭給了藝術創造多重可能性。戰爭中人的命運，要比通常情況下曲折得多，那種大開大闔、起伏跌宕、生死際遇、極限的生命和人性挑戰，都使戰爭文學給人類提供一個自我滿足、自我想像的空間。

    萬：你有沒有想通過自己的寫作來喚起人性，從而抵制暴力、壓迫？

    鄧：我沒有這麼大的野心。或者説，我沒有這麼大的能力。文學是我個人的東西，是我與世界發生聯繫的方式，我用其他方式和外部世界交流很困難。我現在進商場買東西都很膽怯，不敢還價，我覺得還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這一點還不敢讓家人知道）。寫作對我就要輕鬆得多。我想説，文學之於戰爭的追憶永遠是孱弱的，深深插入人類心靈中的那根戰爭毒刺，不可能拔去。

    萬：您對戰爭、對死亡的描述非常酷烈，甚至把戰爭的殘酷渲染成了壯美，這是您的態度所使然。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有更大的悲憫和人性觀照———

    鄧：我認為人類在戰爭中得到的更多是毀滅，如果我寫得憂傷、抒情，就像《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反而每個人都願意投入戰爭，去贏得那份榮譽。那些看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年輕人，他們大部分人都想當保爾柯察金，都願意在戰鬥中英勇犧牲。我就是讀這種書長大的……生命應該由自己選擇，悲憫和人性關懷，是戰爭文學的底線。我知道戰爭是怎樣撕裂生命和人性的，我的作品就要把這些表達出來，在《父親是個兵》中，我寫“父親”帶兵去打土匪，當戰鬥結束時，寨子裏的老人和孩子看著部隊撤離，“把手袖在懷裏，目光呆滯”，“無論是老百姓還是部隊全都一言不發”，戰

    爭不僅消滅了人的肉體，人的心靈、精神也被消滅了。

    【四】以戰爭為背景展開文學之旅

    萬：你為什麼會以戰爭為背景來展開文學之旅？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不也是文學作品發掘不盡的題材嗎？

    鄧：我小時候是個特別憂鬱的孩子，不出色。我看過“文革”中的武鬥，看見過人被鋼釬或別的什麼東西殺死，我覺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哀莫過於人的生命被毫無商量地剝奪掉。人有趨善的一面，但為什麼人類的善沒有發揚光大，讓我們放心地加以依賴？正是因為人類有戰爭情結，有主宰他人的人格傾向。我想知道：為什麼人類會這樣？日常生活中我們對人、對人性的了解很平面，在戰爭的非常狀態下，心靈和肉體的極端痛苦、極端恐懼，命運的不可捉摸、突如其來的轉變，人的被蹂躪、踐踏、拋棄，都是常態下看不到的，都提供了一種悲劇的、極致的審美可能。

    萬：雖然您是站在反戰的立場上去描寫戰爭的，但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陽剛和壯美，會不會讓讀者感受到一種誘惑，感覺到戰鬥的激情？

    鄧：可能會起到這種作用。但作為寫作者，我只是寫我個人在虛擬戰爭中的虛擬感受，客觀上會有什麼影響，我管不了。不過沒人會喜歡戰爭，我是指普通人。

    萬：羅蘭巴特就説：作品完成後，作者就死了，文本會獨立存在，批評家和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對作品産生不同的讀解。

    鄧：接受美學是這麼説的，讓作者死去。其實一部作品在寫完後，作者已經不在了，他在寫第二部作品，或者説是在治療第一部作品帶給他的創傷。

    【五】作家個性和小説風格

    萬：你小説雄健張揚的風格和你的個性有關係嗎？

    鄧：我想有。

    萬：弗洛伊德性的轉移和昇華理論，恐怕不能解釋您為什麼要寫作吧。

    鄧：人在壓抑的時候，需要尋找一條通道，讓自己穿越過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説和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都有一定道理。

    萬：你如果不從事寫作，會選擇什麼職業？我知道你以前做過記者。

    鄧：不管選擇什麼，肯定是自由職業。我和人群不太好相處。我的朋友挺多，但我老是感覺孤獨，老是在有陽光時覺得特別傷心，莫名其妙地傷感。我想我是不太正常的人，社會性職業對我和對他人都不會有好結果。

    萬：要靠寫作去治療自己？

    鄧：也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能體諒別人，幫助婦孺，有公益心，如果和人一起上路，有什麼重包裹，肯定是我背上，遇到危險也不怵頭，我可以在墳場上睡覺，在大漠荒野上散步，但一進電梯，我就完了，我恐怕有幽僻恐懼症。

    萬：在你成長的時代，已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戰爭文學作品，《苦菜花》、《林海雪原》、《紅日》———今天您怎麼看這些作品？

    鄧：從小説美學來説，我不太承認它們，它們太意識形態化了。除此之外，它們只是一些充滿了偏狹理想主義的故事，儘管這些故事曾讓我激動過。故事是民間藝人關心的，文學不關心故事。文學給了人切入人性的權利，我更關心的是人。

    萬：在您的寫作中，受過哪些作品影響？

    鄧：在具體寫作中不大受影響，但我的文學見解、素養肯定受過很多作品的影響。傳統作品像《史記》、《三國演義》、《水滸》我都很喜歡。俄蘇文學和十九世紀中後期歐洲文學也給了我不少啟示。

    萬：我很想知道你這樣陽剛氣十足的作家對新寫實主義小説的看法，大量的對當代人卑微生存狀態的描述。

    鄧：大多數情況下，人生都是處在現實主義的生存狀態，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閱讀這些作品時往往嘆息，很真實，然後就去尋找我自己的語言。

    【六】英雄、英雄主義在當代

    萬：我想，給你寫信的女讀者應該不多吧！

    鄧：的確不多。和平生活更符合人類的本性，戰爭離女性世界比較遠，她們會下意識地抵抗這些東西。

    萬：想過當英雄嗎？

    鄧：小時候想過。現在成熟了，更喜歡人在平凡狀態下的自由，掌握自己的命運。小鳥不是英雄，但它能在天上飛，滿地的野花野草開放又枯萎掉，你卻不能説它們不是英雄。

    萬：戰爭中一定會有許多人物和角色，為什麼你著力寫英雄？

    鄧：或者是一種寫作謀略吧。我更為關注在戰爭中比較顯現的那一類人物，英雄在戰爭中能夠把握自己，或者在不能把握的時候會有對抗。我其實也寫了大量不是英雄的人物，比如《遠離稼穡》裏的“四爺”，他是個戰俘，比戰死更糟糕；比如“大媽”，一個改嫁過的英雄遺孀，是被傳統道德鄙視和遺棄的那種人。

    萬：但你的《父親是個兵》、《我是太陽》等描寫英雄的作品格外得到認可。

    鄧：這是讀者本身的問題，是他們想做英雄。但他們不知道，英雄有些是危險的、有破壞性的，對別人有殺傷力，對自己也是一種傷害。沒有人真正去理解關山林，他實際上是被戰爭扭曲的、傷害的。　

    萬：和平年代還會産生英雄嗎？

    鄧：非戰爭時代，英雄仍然存在，只是含義變了，只要他能主宰自己。

    一個下崗女工，帶著沒成年的孩子，生活舉步維艱，還想著給病臥在床的丈夫熬一碗雞湯，她就是英雄。我正在寫這樣一個故事。

    萬：這種英雄和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有什麼不一樣？

    鄧：對世界的影響不一樣。不過，能讓一個生命健康快樂，比如母親養育好自己的孩子，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萬：英雄主義在當代是什麼處境？

    鄧：很尷尬的狀態。一方面被人嚮往，一方面又遭到抵觸。越來越多的人想主宰自己，由英雄主宰的時代過去了，英雄主義成了一種情懷，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

    萬：那麼人類怎麼滿足自己對崇高、偉大的嚮往呢？像“宏偉”、“崇高”這一類詞語會不會慢慢消失掉？

    鄧：不會。人類會不斷提供精英，比如科學家，他們一樣能改變世界，一樣在影響時代。

    萬：那麼英雄主義人格觀對當代中國人還有意義嗎？

    鄧：有。不光對當代的中國人，對整個人類也如此。我在《走出青草地》的後記寫道：我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男人失望，因為我們和我們的祖先不一樣了，那種勇敢崇高、理想主義、為信仰而獻身的精神，那種坦蕩的胸懷、對生命的珍惜、始終關注人類命運的悲憫情懷，現在都喪失了，這些人類有過的高貴品質，現在都被割捨、同化和解構掉了。

    萬：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英雄主義被意識形態化了，英雄形象被灌注了太多非人道的“高大全式”的東西。

    鄧：所以這種解構也有一定道理，這也是我喜歡王朔作品的原因。

    萬：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你不倖生在戰爭年代，你會幹嘛？

    鄧：我會先考慮戰爭的性質，但我想一切思考都無法讓我逃出狹隘的圈子，如果是一場民族戰爭，像抗日戰爭那樣，我肯定會報名上前線。我不會讓別人殺掉我的孩子。

    鄧一光，１９５６年生於重慶，蒙古族。下鄉當過知青，回城後當過一個“有點怪”的工人：別人休息時聊天，他躺到草地上看書。後來轉行做了十年記者，１９９４年辭職轉向職業創作。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寫小説詩歌，現為武漢市文聯副主席，專業作家，迄今已有３００多萬字的作品問世

    ，代表作有《我是太陽》、《父親是個兵》、《走出西草地》、《遠離稼穡》等。

    《南方週末》200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