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流：被省略了的“戰爭”和被閱讀的小説
在中國當代的小説寫作中，有沒有一個“戰爭小説”的分支？或者説，在我們目前的小説閱讀中，有沒有一部分是被作為“戰爭小説”來看待的？
答案當然是有。
如此肯定，是因為最終造成了“戰爭小説”這樣一種文學後果的戰爭本身，與人類生活向來如影隨形，一個不能徹底廢止戰爭的世界，何以能抹去人類對暴力，死亡與恐懼的記憶？而且不僅僅是記憶，通過識別戰爭的瘋狂使命、骯髒利益和血腥代價而警示世人，更是文學之所以不斷染指其間的重要原因。
“革命”的戰爭文學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一個新生政權的誕生而出現的大批戰爭小説，一度曾佔據了中國文學閱讀的主體地位，《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鐵道遊擊隊》、《苦菜花》等作品，幾乎伴隨了一兩代人的成長。雖然在後來的研究者來看，這些作品在格調上多半由於太過明顯的意識形態企圖而流於主題單一、藝術粗糙和政治功利主義，但它們對於戰爭環境，戰爭形式及戰爭參與者的描繪與刻畫，仍然是誘發閱讀興趣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自衛還擊戰”文學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中越邊境戰爭而起的戰爭小説寫作，也有過小小的高潮，只不過這些小説因過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克服文革後遺症一類的“政治”層面，而忽略了軍事（即戰爭）的方面，實在不夠“純粹”，如《西線軼事》、《高山下的花環》等。這一時期戰爭小説的代表作也許應該首推一部名為《穿越死亡》的長篇小説（作者朱秀海），它首次從戰場心理學的角度，披露了官兵（我方）的臨戰恐懼與畏怯，觸及了超出軍事紀律、國家意識之外的死亡驚悚，但由於過分迷戀當時盛行的一種劃分軍人成份的簡單兩分法（所謂軍門子弟與農家子弟）而使作品的其他部分都失之膚淺了。
戰爭小説新義
與南線戰爭小説差不多同時出現了兩位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小説”寫作者喬良和莫言，前者謹慎地（通過花裏胡哨的意識流手段掩人耳目）觸及了紅軍的悲慘失敗，而後者則毫無顧忌地另外開闢了小説歷史敘事的一個新“戰場”，其代表性的“紅高粱家族”可謂當代小説寫作“益出”意識形態話語的濫殤之作，並由此開中國當代戰爭小説民族中形象（而非國家、階級、政黨）探究的風氣之先。
戰爭小説的變異
後來的那些土匪抗日、正面戰場抗日（國民黨軍隊）以及發掘日本侵略者的所謂人性內容的小説，看上去走得更遠，但戰爭小説的性質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戰爭的多元表達似乎有徹底被迷宮敘述、懸念設制和死亡遊戲之類的過剩“寫作”所操控的可能。周梅森的情況或許是較為典型的，在他的《事變》、《大捷》這樣一些小説中，實際上已經很難分清在作家的“敘述”與實質上的歷史表達（戰爭）之間孰輕孰重了。當然，所有這一切，是完全與中國當代小説的歷史性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在每一時期裏它都表現為潛流而非潮流，我們經常是在省略了“戰爭”的情況下閱讀著“小説”。
不同版本的行動指南 五花八門的創作理路
雖然發生在真實世界裏的戰爭與産生於其後的小説並無直接的瓜葛，但似乎“戰爭”與“小説”這兩個詞彙的連接本身就有什麼危險和令人不安之處。所以，戰爭小説的寫作從來沒有什麼綱領、信念、旗幟之類，也絕少有人以戰爭小説家自居，好像操此行當便會使神聖的文學蒙羞，令自己形象不佳一樣。沒有公開的共同承認和遵守的文學信念不等於沒有具體的行動指南，儘管他們看上去完全是“各自為政”。
窘迫狀態下的朱蘇進
很長時間以來，朱蘇進是在此方面冒風險最大的一位，以致於今天我們相信，他的小説家聲望和文學地位就是建立此基礎之上的。他的大多數小説都將焦點集中在了前戰爭狀態下的“純粹軍人”身上，這些最優秀的軍人因置身庸常的和平生活難以有所作為而陷入了焦慮之中，戰爭幾乎成為他們的夢寐以求之事。因為戰爭並未發生，那些一直是為戰爭而準備著的元素：營院、器械和心靈，都在前所未有的觀察和體驗中幻化為一種極端的美學，等待、危險、壓力、韜略、榮譽，也許還加上統帥欲、佔有欲，這些前戰爭的情境對人類思維所構成的折磨和壓迫，是朱蘇進最大的興趣所在，“窘迫能否把人逼入創造？”他的作品多是對此一問題所進行的艱難而執著的回答。
鄧一光的“傳記”面孔
鄧一光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殺入文壇的一位新銳作家，其長項是戰爭小説，但他卻聲稱自己並不願意在戰爭文學的問題上陷得太深。在一段近於刻薄的甚至是惡意的話中，他這樣表達自己的想法，“文學和軍事這兩種生命的表達形態，它們從來就是對抗的，它們是兩種完全不相容的形態，它們互為剝奪和消解，並且在互為剝奪和消解中無一漁利——軍事並沒有因為文學的關照變得柔和起來，文學也沒有因為軍事的介入呈現出更豐富的想像力。”記得在多年以前，莫言曾經以“我爺爺”、“我奶奶”一類的方式講他那些引人矚目的戰爭故事，敘述主體的不斷變換使其飛揚的想像力擴張到了無以復加。鄧一光卻在一開始就十分低調地處理著自己的講述方式，他那些“父親”、“四爺”和“大姨”們的故事往往有著傳記式的面孔，敘述主體則被限定為一個傾聽者，一個不大可能對小説構成干涉的記錄者。即使是像《我是太陽》、《走出西草地》這樣的長篇小説，也未見其中有多少文學上的“動作”，他的全部寫作、那些更具寫實風範而不是小説技藝的文字，既不是為了展示戰爭也不是為了譴責戰爭，而是為了回到人，關心和呵護人。以人為本，這是他的立場。
莫言的“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之説
戰爭小説的另一些稱謂是英雄小説，愛國小説，反法西斯小説，或者人道主義小説，等等，題材所固有的鮮明烙印往往容易使這類小説淪為人類思想的傳聲筒。正是基於此，莫言提出了“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之説：相對於過去功利性強烈的戰爭文學——歌頌偉大思想的勝利，為偉大思想進行注解和説明，歌頌正義戰爭對非正義戰爭的勝利，歌頌進步力量對落後力量的消滅，歌頌英雄主義、歌頌犧牲精神……“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應該考慮戰爭中人的地位，應該考慮戰爭到底把人變成了什麼東西，以及戰爭對人的氣質、理智、情感、願望和創造力究竟産生了什麼樣兒的影響。同時，“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也不應該停留在對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的表面性歌頌中，因為“如果我們敢於承認戰爭是人類的悲劇，那麼戰士的犧牲，一方面是偉大高尚，可歌可泣，另一方面也勢必帶有深刻的悲劇性。在戰爭的非正義一方，戰士的犧牲是徹頭徹尾的悲劇，在戰爭的正義一方，戰士的犧牲的悲劇性就體現在生命的毀滅和這場戰爭本身和意義的消解。”更重要的，莫言認為，“比較非功利的戰爭文學”還應該表現戰爭對人正常感情的扭曲，以及“人道精神樂章裏不人道的音符。”
尤鳳偉的“反法西斯戰爭小説”情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山東作家尤鳳偉在日本東京參觀一些中小企業時，發現自己時時被一群“熱情、謙恭、和氣、有禮貌”的日本人包圍著，每次迎送，那些日本人都要把腰彎成九十度，不厭其煩。於是，尤鳳偉在心中自問：這些人和幾十年前侵略中國的那夥兒人是一回事麼？有一次在一家運輸公司，在某個年近花甲的叫佐藤的社長辦公室裏，尤鳳偉看見墻上挂著一把戰刀，就是電影裏鬼子用來砍中國人的那種刀，而且老佐藤不知出於什麼心理，竟然主動向尤鳳偉等中國客人介紹了他自己和那把刀，説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就在山東駐紮，隨身帶著那把刀。後來這個慈眉善目如菩薩一般的佐藤，曾極友善地與尤鳳偉等人交談，並請他們到最豪華的餐館吃飯。席間，尤鳳偉靈魂出竅，舉刀的佐藤和舉杯的佐藤在眼前交替出現，使他感到迷茫和壓抑：“同一個民族，同一個人，置身於戰爭中與戰爭之外竟如此的面目迥異，戰爭究竟是一個怎樣使人‘變異’的怪魔呢！”也就是在那一刻，尤鳳偉心裏滋生出了寫戰爭小説的念頭。至於對戰爭小説的理解，尤鳳偉認為，“如果人們從中聞到是英雄主義的氣味兒，或者還有人性味兒、人情味兒，那麼我不僅接受而且感到欣慰。”在他看來，隨著戰爭的遠去，英雄主義的消失，瑣碎的日益功利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使人們的精神變得困頓而纖弱了，而戰爭文學則可以呼籲置身和平的當代人在靈魂中具備一種英雄浩氣，因為“這種英雄浩氣的作用大到可以防止一個種族的退化，小到可以抗拒庸常生活對人精神上的磨損與腐蝕。”
最近的出版：對戰爭小説實況的檢視
悉數已經出版或發表的戰爭小説，是可以排列出一個很長的目錄的，其中不乏優秀之作。儘管創作理念五花八門，但大多數戰爭小説的寫作都沒有離開民族的歷史和現實，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以及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越邊境戰爭，都是當代戰爭小説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然而，戰爭小説的寫作無論作為一種歷史的表達，還是其表達的歷史本身，以及其文化、美學的種種，都從未形成過真正的氣候，堪與蘇聯的衛國戰爭文學、西方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相比的，則更是寥無可數。莫言的“紅高粱系列”戰爭小説將觸角深入到了民族意識及民族精神的深處，但通過電影手段演繹而“走向世界”的卻是一個符號化了的“東方故事”，戰爭故事，特別是生氣勃勃的民族魂魄在抗日戰爭中的激蕩與閃爍反被棄之不顧。
最近出版的，也是首次以“中國當代戰爭小説”為叢書方式面世的，是莫言的《戰友重逢》、尤鳳偉的《生命通道》，鄧一光的《遠離稼穡》、閻連科的《穿越》、朱蘇進的《清晰度》五本。這些作品在中國當代戰爭小説中也許並非是最具代表性的，但書中穿插的五位作家所寫的戰爭小説創作觀，卻為以前所鮮見。無論作家們是否在作品中貫徹了他們那些各以為是的“觀念”，但這畢竟提供了一種檢視中國當代戰爭小説寫作實況的文本。
“不死不知道 一死嚇一跳”
莫言的《戰友重逢》重現了作家天才的想像力與非凡的敘述能力：回鄉探親的“我”，與棲居在村口大柳樹上的戰友靈魂相遇，長談中涉及生死兩界的諸多變故和感受：入伍、邊境戰事、家庭景況以及不平靜的烈士陵園……“不死不知道，一死嚇一跳”，原來死後並非萬事休，一切都還是那麼紛繁複雜。此作看似色彩魔幻，卻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力作。對於所謂的自衛還擊戰文學，莫言頗有微詞：“反映這場戰爭的文學作品，對中國當代軍人的心理和文化素質給予了過高的估計，因此自衛還擊文學中洋溢著強烈的洋味道，在某些作品的字裏行間，表現出一種令人難以接受的虛假的騎士風度，這甚至為我們戰爭文學的今天和明天埋伏下了巨大的陷阱。”
戰爭的墓誌銘
鄧一光《遠離稼穡》中的主人公簡乾和，少時從即將收割的麥田裏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參加紅軍、長征、負傷、被俘，參加八路軍、被俘、做勞工，參加新四軍、負傷，參加志願軍被俘。他無數次回家種地的努力都致使其離家更遠，最終他孤身住進了榮軍療養院，終生不曾遭遇過婚戀。與其説是人走進了戰爭，倒不如説是戰爭選擇了人、塑造了人、毀滅了人，這是鄧一光反覆表達的一個主題。他認為“文學不可能做得更多，不可能走出更遠，它只能作為戰爭的墓誌銘，在一場戰爭結束之後，被人們一塊塊豎在青草萋萋的大地上，讓人們祭奠和反思。”
中國版的“辛德勒名單”
尤鳳偉的《生命通道》是二戰中中國版的“辛德勒名單”：日本軍醫高田、“漢奸軍醫”蘇原，同為秘密搶救日軍槍口下的中國人生命而實施著一項不為人知的“生命通道”計劃，兩人結局不同，但在救護生命的人道精神方面是相通的。情節曲折，生動傳奇，是中國反法西斯題材的上乘之作。尤鳳偉為中國苦難的八年抗戰結束至今，仍無一部可與西方的二戰題材作品相比肩而感到遺憾，他的抗戰系列作品如《五月鄉戰》等亦深受讀者喜愛。
敘述策略與愛情信仰
閻連科的《穿越》頗有點“復調”的味道：相隔千年的故事被同時交替地講述著——少校周明與女友在南線戰火中誕生的生死之戀，難以經受今日社會的考驗，誓言和夢想皆成虛無，相比之下，他的祖先周邦彥與名妓李師師的愛情絕唱似乎更值得回味。在作者煞有介事的考證中，對愛情的信仰問題得以顯現。此作看似受制于某種敘述策略，但作者用心良苦。
像死者一樣多的疑問
朱蘇進的《清晰度》在告訴我們，任何一場戰爭留下的疑問，都像死者一樣多。除非他們活過來，否則就只能去猜。于典和黃曉奴，一對戰場上的敵人、邊境會晤桌上的對手，他們試圖讓自己因戰爭狀態而受到擠壓的視覺、觸覺、感覺復原的努力近乎徒勞……
這套書在書尾留出了“讀者書評”欄，期待與讀者産生交流互動，這雖不是什麼新形式，但由於是作品與寫作者的創作思想並呈，讀者或許有可能從中窺到一點戰爭小説的“天機”，發覺一點通常都是隱蔽在文本背後的作家的蛛絲馬跡，這對讀者的閱讀無疑是一種別樣的促動，但又何嘗不是對作家創造真相的公佈？
中國當代戰爭小説叢書
莫言：《戰友重逢》
朱蘇進：《清晰度》
閻連科：《穿越》
鄧一光：《遠離稼》
尤鳳偉：《生命通道》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