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28日，我們的兒子羅伯特喬治來到人間。嬰兒帶來的歡樂令人陶醉。他長得稍大一些後，我們外出活動，總是三個人，再加上一輛嬰兒車和一根手杖。

    1967年7月我們有過一次難忘的旅行。在機場，航空公司為斯蒂芬及時提供了輪椅，服務人員讓他坐在輪椅上，推著他直接通過海關和護照檢查處，送到登機室。我抱著羅伯特，背著裝滿旅途用品的大包小包，緊緊跟在後邊。剛到達登機室，廣播裏就宣佈我們的航班推遲了。

    我們坐在悶熱的登機室裏等著，羅伯特急切地喝完了瓶子裏稀釋的薔薇果漿，而那應當是讓他在去西雅圖的一路上喝的。我把羅伯特放在斯蒂芬的膝上，去排隊領取免費的三明治。等我回來，看到眼前的情景，嚇得目瞪口呆。羅伯特仍然安全地坐在父親的膝上，身子舒適地靠在斯蒂芬胸前，甜蜜蜜地笑著，斯蒂芬用胳膊摟著他。可是斯蒂芬的臉上現出一種痛苦的表情。一大股黃水順著他的新褲子流下來，猶如河水氾濫。黃水流進他的鞋裏，他卻呆在那裏束手無策。我丟掉三明治尖叫起來，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尖叫。

    一個胖胖的護土，身穿綠色衣服，不知從何處冒了出來，開始進行處理。她立刻抓住輪椅，把輪椅連同上面的父子兩人往回推，不顧通道上官員的詢問，過了護照檢查處和海關，來到一個幼兒室裏。在那裏，她為嬰兒清洗，把為斯蒂芬擦洗的任務交給了我。這時，擴音器裏發出我們那個航班的最後一次登機通知。護士沉著冷靜，接通了中央控制臺，告訴他們飛機必須等我們。就這樣，羅伯特在剛剛七個星期大的時候，就得到了為他而延遲國際航班起飛的“殊榮”。斯蒂芬則不得不穿著那條褲子，經歷了長達九小時的壯觀旅行。

    1967年，斯蒂芬受聘于西雅圖的巴特爾研究所。在西雅圖，我獨自照顧殘疾的丈夫和幼小無助的兒子。秘書告訴我們，巴特爾研究所離我們住的房子很近，大約只有兩英里。不管是兩英里還是二十英里，對我們都沒有多大差別：必須開車把斯蒂芬送到那裏去，而要送斯蒂芬也就必須帶著羅伯特。這意味著一大早就要幫助斯蒂芬穿衣吃飯，接著給羅伯特喂奶和洗澡——是按這個順序還是顛倒過來，就看誰的需要最急迫……

    羅伯特一週歲的那年夏天，我和斯蒂芬帶他去海邊度假，第一次讓他用提桶和鐵鏟玩沙子。在那裏，我遭遇了沒有預料到的兩難困境：需要同時照顧兩處。斯蒂芬的行動速度減慢了，而羅伯特的速度加快了。斯蒂芬發現在鬆軟的沙子上行走困難，我也是一樣，因為我一隻胳膊扶著他，另一隻胳膊挎著提包、鐵鏟、毛巾和折疊椅。此時，羅伯特卻跑開了，一直衝向大海。幸好海岸上退潮的速度不快，因此我們避免了不幸的事故。

    後來，又發生過羅伯特誤喝藥水中毒的事件。在醫院裏，當護士宣佈羅伯特雖然仍未擺脫危險，但情況不會再進一步惡化時，我驚恐地想起我把斯蒂芬獨自留在家裏了，而他幾乎不能自己照顧自己！哪最需要我？是在醫院裏和昏迷不醒的兒子在一起，還是和肢體殘疾的丈夫在一起？沒有我的幫助，斯蒂芬有可能摔倒，有可能摔傷，也有可能噎住而窒息！我把孩子交給護士，冒著濛濛細雨一路跑回去找斯蒂芬。謝天謝地，有朋友來幫助斯蒂芬起了床，帶他去上班了。

    以後，我們又有了兩個孩子。斯蒂芬經常問我是不是可以陪他去某個遙遠的地方開會，但我無法忍受把孩子放在一邊。斯蒂芬以極其堅強的意志追求他的事業，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通過出席各種會議，他感到他在擴展自己的生命，宣示了自己在國際舞臺上的存在。但是我成了他的孩子的母親，對孩子們同樣負有責任。

    那種情景常常造成一場嚴峻的競爭。斯蒂芬問我是不是願意和他一道去紐約、普林斯頓；我深表歉意，婉言拒絕。斯蒂芬仍然每個星期非常耐心地重復同樣的問題，直到我開始發狂。我內心充滿愧疚感，覺得是我使他受到壓抑，使他因缺乏理解而悲傷。

    我們成了自己巨大成功的無辜犧牲品，這簡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公眾形象和家庭現實之間不僅存在巨大差異，而且二者實際上正相互衝突。運動神經疾病並沒有被征服，它仍然邁著緩慢而無情的步伐向我們走來。儘管我們竭盡全力維持我們的自尊所依賴的一切正常的虛假外表，那種疾病卻支配著我們和孩子們的生活。

    在智力方面，斯蒂芬是一個巨人，總是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我也一直順從他；在身體上，他則是那麼無能為力，處處依賴別人，和任何一個新生嬰兒一樣。對於他，我扮演的完全是母親的而非愛人的角色：我為他喂飯、洗衣、洗澡、穿衣服、梳頭和刷牙。我已經承擔起他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我漸漸地變為一個全能的母親，只是不承擔護士的任務——由於我沒有受過那方面的訓練。人們可能仰慕這樣一位天才，但是這個天才沒有可以擁抱我的有力臂膀，沒有可以滿足我的渴望的力量。

    我準備盡力壓抑我的本能，發展以志同道合為基礎的比較平靜、可愛的關係，希望我們可以重建和諧與平靜的心態。有朋友提出我可以通過參加某些消遣活動而獲益，如參加當地教堂的唱詩班。我聽從了這個建議。

    斯蒂芬真誠地鼓勵我對音樂的新興趣。每星期都有一次，他提前回家照看孩子，以便給我一個小時的時間，去上一個晚間發聲技巧學習班。

    在一個黑暗的冬夜，唱詩班指揮喬納森赫利爾瓊斯同我一起走在大街上。我們開始交談起來，我很多年沒有那樣與人交談了。我有一種怪異的感覺，好像遇到了一個相識已久的朋友；那個陌生人使我的一些模糊的回憶清晰明朗起來。我們談論唱歌、音樂、幾個都認識的熟人以及旅行，我得知，他剛結婚一年的妻子因患白血病去世了。

    1978年1月，在斯蒂芬去美國的三個星期裏，我和聲樂班的一夥熟人參加了一個音樂晚會。在那裏與喬納森偶然相遇。這次相逢之後，喬納森便在每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來我家教我女兒彈鋼琴。最初，他嚴格控制上課的時間，後來便多呆一會兒，幫我練習舒伯特的歌曲。此時，斯蒂芬在羅伯特的臥室裏指導他操縱玩具火車，並且成為我們自己的舒伯特歌曲演唱會的聽眾。過了幾個星期以後，喬納森開始提前來我家吃午餐或者教完課以後留下來吃晚飯，並且幫著照顧斯蒂芬。

    以後，我們經常會偶然相遇，並且對那種非同尋常的巧遇感到奇怪。我們常常站在路邊談話，不在意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也不在意我們正要去的地方。我遇到了一個理解面對死亡時的緊張和艱辛生活的人。1978年5月，我們同到倫敦看展覽。他那時宣佈，他準備承擔起照顧我和我家庭的義務，不論將來發生什麼事情。那時，我們坐在教堂的一個安靜的禮拜室裏，遠離遊人的嘈雜聲，他的那番無私而又感人的承諾，把我從黑暗生活的真空中拉了出來。

    斯蒂芬最初對喬納森表現出一種男性的敵視。他盡力表示出在智力方面對喬納森的優勢，但是他不久就沮喪地發現這個辦法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效果，因為喬納森根本就沒有和他競爭。喬納森是個無私的人，很注意別人的需要，隨時準備對斯蒂芬的無助、微笑和眼神作出反應，而不在意他的鼎鼎大名和超人智力。在喬納森的影響下，斯蒂芬變得更溫和，更平靜，也更善解人意了，好像他也覺得自己可以松一松在同命運的鬥爭中所穿的盔甲了。

    我們三人齊心協力，開始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時期。

    音樂成為我精神復生和成長的途徑。在喬納森的陪伴下，我又熱心於演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歌曲。

    在上世紀80年代，斯蒂芬沉浸在國際社會對他的歡呼聲中，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護理小組來到我們家，給了我急需的幫助，把我從極度緊張和勞累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喬納森一直任勞任怨地支援我，給了我精神上的鼓勵，並且獻身於我們全家，使我長期受壓抑而休眠的各個方面開始重見光明。

    多虧了喬納森，我可以指望有一群現成的觀眾。無論我在哪個教堂或音樂廳演出，他都會安排我的家人，包括斯蒂芬、我父母和孩子們，一同前往。在康橋，大多數音樂會的舉辦地點離我們家很近，步行就可以到達。只要音樂廳入口處是平地，不要上一溜臺階就行。在遠離我們家的鄉下，要參加音樂會就比較困難了。在那種情況下，如果其他人不去，喬納森會自願開車沿著漆黑的蜿蜒小道走數英里，帶斯蒂芬一人參加。不止一次，我們的指揮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已經舉起指揮棒，正準備落下去時，教堂的大門敞開了，一陣寒風呼嘯而入，輪椅的吱吱聲宣佈“宇宙之王”到達。斯蒂芬阿姆斯特朗總是泰然自若，鬆弛一下舉起的手，放低胳膊，對包括我在內的合唱隊溫和地笑一笑，似乎這樣打斷演出沒有什麼關係。對於他的寬厚，我總是非常感激。

    斯蒂芬到國外去的時候，或者我們駕車去歐洲大陸某個地方接他的時候，我和喬納森才偶爾猶猶豫豫地讓那可憐而又柔弱的愛情小草顯露出來吹吹風，開一會兒花。甚至在那時，它也常常是用緊張而負疚的淚水澆灌的。有一些人，固守著絕對的道德標準，對我們的顯然不合常規的生活方式側目而視。我們的生活方式給傳統道德帶來的挑戰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他們不相信，我和喬納森也清楚地意識到那種生活違背常規，並在實際上一直經受著良心的折磨。

    斯蒂芬開始只是英美科學界的知名人物，由於他的《時間簡史》一書取得成功，他開始譽滿全球，成了全世界崇拜的人。1988年10月，我陪同斯蒂芬去巴塞羅那，出席西班牙文版《時間簡史》的發行儀式，在那裏，我們初次感受到那種崇拜的氛圍。無論斯蒂芬到哪，都能被認出來，只要他出現在大街上，總是吸引大批行人駐足，向他鼓掌致意。在眾人注目之下，我感到有些不自在，無論是走路、抬頭還是微笑都感到彆扭。我本人也應邀接受了一家婦女雜誌的採訪。作為斯蒂芬的知識伴侶，我們又一次夫唱婦隨，進行了令人滿意的合作。

    這種生活也許註定會發生改變：一個叫伊萊恩梅森的護士漸漸成為斯蒂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所具有的專業訓練，使她能注意到斯蒂芬的每一個怪念頭。當我收到斯蒂芬的一封信，説他打算和伊萊恩梅森生活在一起時，我知道一個時期行將結束了。1995年5月，在斯蒂芬和我辦了離婚手續的四個月後，斯蒂芬結婚了。1997年7月4日，我和喬納森也成了眷屬。

    摘自《音樂移動群星——霍金傳》簡霍金著趙伯英等譯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3月版

    《文匯報》2002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