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作家謝漢蘭（Helen Zia）來説，幫助李文和完成自傳《我的國家控告我》的最大挑戰是取得他的信任。“那是前年的一個冬日，我第一次見到了李先生。”謝漢蘭女士對記者説。當時李文和從獄中出來不久，由於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長期的折磨，他的情緒很不穩定。謝漢蘭説：“為了完成書稿，我不得不提出很多很多問題，而這往往會勾起他痛苦的回憶。所以一開始，我必須盡力與他進行一種情感上的溝通。”

    李文和想回到原來的生活

    謝漢蘭説，這本書從開始策劃、編寫到出版，只用了一年時間。此書原定去年10月出版，後因送聯邦政府有關部門審查以及“911”事件的影響而延誤到今年1月才出版。據謝漢蘭女士講，讀者現在讀到的這本書與她去年6月交付的手稿沒有什麼大的改動。因為此書並未涉及機密，政府有關部門也沒有要求作任何刪節。

    《我的國家控告我》正式出版後，立即引起了美國媒體的廣泛關注。美國主要報刊的書評專欄都對此書做了介紹，一些電視臺和電影公司還表示，願意將此書拍成電視片或電影。連日來，謝漢蘭女士與李文和先生一直在美國西部為新書做巡迴介紹。就在記者電話採訪謝漢蘭女士的當天，《華盛頓郵報》還請她到網路論壇作客，回答了網民的提問。有的讀者説，在電視節目中聽了李文和的講述，才知道他是一個誠實、值得同情的人。

    謝漢蘭説，此書出版了結了李文和的一個心願，也使他對生活更有信心。出獄後，李文和一直在為重返正常的生活軌道而努力，如做戶外長途步行運動、釣魚等等。目前，李文和還在寫一本給研究生讀的數學教科書，但至今還沒有一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他還給一些大學發了信，希望能謀得教師的職位，但也沒有接到回信。謝漢蘭説：“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數學教師，他也喜歡做教師，我希望會有更多的人能認識到他的這份才能。”

    講起獄中遭遇，李文和常會流下眼淚

    讓謝漢蘭來幫助李文和完成這本書是出版商的主意。李文和出獄後，許多出版商找到他，希望他能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李文和在與家人商量後，決定把出版權交給紐約的海伯瑞出版公司。該公司的總編輯施瓦伯得到消息後，立刻就想到了謝漢蘭。他曾讀過謝漢蘭寫的《亞裔美國夢》一書，知道謝漢蘭多年來一直在為亞裔民權奔走呼籲，撰寫了大量有關評論。但施瓦伯沒有想到的是，謝漢蘭近兩年也一直在跟蹤此案，採訪過李文和的女兒，積累了大量材料。謝漢蘭説：“我對寫這樣一本書很感興趣，因為我認為美國政府和媒體對李文和非常不公平。他應該和所有的公民一樣，有機會表達自己的看法。”

    謝漢蘭説，李文和是個科學家，一個傑出的數學家。他對數字很精通，如果他自己要寫書的話，那一定是一本數學書。李文和曾經開玩笑説，數學是他的第一語言，中文則是第二語言，因此，謝漢蘭就承擔了此書的撰寫工作。去年年初，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她與李文和每天從早到晚在一起交談。她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再根據李文和的敘述整理成書。“每當講到在獄中受到的折磨，他常常會流下眼淚。”謝漢蘭説。

    與李文和接觸不久，謝漢蘭就意識到，李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美籍華人。像許多華裔一樣，他到美國來是為了未來生活更加美好。他努力工作，不願捲入麻煩，對政治也不關心。1972年，李文和成為美國公民。可忽然有一天，他發現整個政府和幾乎整個國家都把他看成敵人。李文和被捕時，家裏人誰也不知道他被帶到哪，也沒有人告訴李的家人和律師他犯了什麼罪。謝漢蘭説，李文和在監獄裏受到了非常惡劣的待遇，他戴著手銬腳鐐，受到電椅處決的恐嚇，而這些是有些殺人犯都沒有受到過的待遇。

    華裔應該團結起來

    對許多讀者來説，這本書的書名頗具吸引力。記者請謝漢蘭解釋書名《我的國家控告我》的含義時，她説，“My Country Versus Me”這個書名是編輯的建議，它是從美國一首非常著名的愛國歌曲中引申而來的。那首歌曲的大意是“這是我的也是你的國家”。但對李文和來説，“我的國家”卻把他送上了法庭。李文和作為一個個人，為了保持自己應有的權利，為了得到公正，不得不與強大的國家力量抗爭。

    謝漢蘭説，寫這本書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讀者能夠看到一個真實的、富有人性的李文和，而不是一個間諜，更不是一個像某些聯邦調查局人士所指控的那樣，是一個“會造成2.7億美國人死亡的罪犯”。二是希望人們能夠認識到，由於政府濫用權利，才造成了像李文和這樣的人失去了自由。對華裔來説，從這本書中更可以了解到很多東西。謝漢蘭説：“我們不能再像李文和當初那樣，以為只要安分守己，不惹麻煩，不參與政治，就可以實現美國夢。我們必須團結起來，為我們應有的權利而鬥爭。實際上，如果沒有亞裔團體的努力抗爭，李文和現在可能還被關在監獄裏。”（丁剛）

    《環球時報》 2002年0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