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受到美國政府的阻撓,但是李文和的自傳終於出版了,笑到最後的還是李文和。如今,李文和正在美國四處為他的新書舉行簽名售書活動。李文和並未就此罷休,在李文和的個人網站上,一場向美國總統施壓的簽名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李文和要求美國總統向他道歉,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向他道歉。他告訴《新聞週刊》的記者説:“我認為美國總統應該向我道歉,這是美國政府欠我的。”使美國聯邦當局惱火的是,李文和出自傳及拍電影入賬了65萬美元,聯邦當局只有怪他們自己,畢竟他們極端的策略使得李文和的自傳成為暢銷書。
聯邦法官給我戴上手銬,用警車將我押往聖達菲美國成人教化院。警車上只有警衛和我,我的腦海裏一時充滿了無數個疑問,我在想,他們究竟會如何處置我,美國政府會找個理由將我害死在獄中嗎?我思忖著,如果他們沒有殺害我,我總有洗刷沉冤的一天。
我被帶到一個狹小的囚室裏,只有門上有一個小窗口。在警衛的看守下,我換上了穿著非常不舒服的粗斜紋棉布囚服。他們給我戴上腳鐐,然後給我一個裝有自己衣物的箱子,裏面有兩套內衣。
我的家人非常擔憂我的處境,因為他們聽説FBI威脅要用電椅處死我
由於聯邦法官沒有説明我被囚禁在哪,所以我的家人和律師全然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在監獄的頭一晚,我被允許跟家人通話,我告訴妻子,我在聖達菲,一切都好,那是後來一個月長的時間內我打的唯一的電話。電話中,我的妻子流露出擔憂和恐懼,她告訴我,我的家人非常擔憂我的處境,因為他們聽説FBI威脅要用電椅處死我,“就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讓他們替我擔憂令我很難受,我明白,FBI和美國司法當局企圖通過此舉對我的家人施壓,對他們進行迫害。
我想,如果我不“承認”,他們會逼我自殺
我無從知道當局是否對我採取特殊的處置方法,但我很快得知,我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囚犯。我感覺當局正在迫害我,他們既不放我出去,也不槍斃我,企圖讓我屈服,最後讓我承認:“好吧,你們是對的,我是一個大間諜。”我想,如果我不“承認”,他們會逼我自殺。我清楚我不會自殺,他們的詭計只會讓我非常惱火,我絕不會讓理查德森和美國政府的詭計得逞。我不斷地告訴自己,絕不要屈服,永遠不要在他們的詭計和謊言面前妥協。
(由於爭取獲釋的努力失敗,李文和被押送到一個單獨的囚禁室,在那裏等待進一步的審判。)
我是孤寂一人在獄中度過世紀的更替的。那是一間怎樣的囚室啊!沒有窗戶,四週是哭喊和呻吟。在獄中,相對於新年,我更期待耶誕節,因為耶誕節會有一頓牛排供應,而那是一年中唯一的破例。雖然我時常挨餓,但是我並不想吃肉食,因為它會誘發我的心臟病。因此,我一點兒也沒有去碰牛排,錯過了獄中唯一的“大餐”。
新年夜成為FBI將我關押在囚室內的一大藉口,他們聲稱,國際恐怖主義分子會利用新千年世界各地電子系統的漏洞製造混亂,他們沒有時間來監視我。
白天囚室內亮著燈,晚上我要休息的時候,燈也絕不會熄滅
我覺得我的情緒在這段時間處於最低潮。在我被囚禁的第一個月裏,每週一至週五,被允許走出囚室4米去衝涼,週末的時候我只能在囚室裏呆著。白天囚室內亮著燈,晚上我要休息的時候,燈也絕不會熄滅。每週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可以會見我的家人————始終會有兩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在一旁監視,我們説的每一句話,他們都會收入耳中。我的律師來訪時,我能與他會面。但其餘的時間,我24小時都呆在囚室內,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沒有紙筆,沒有熱水,除了在被嚴密監視的情況下會見家人和律師,我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
有一次,我向獄方索要紙筆,我打算編一本數學課本
為了保護正常的思維,我明白我必須思考一些問題。我花了很多時間考慮我的案子,儘量回憶對於我的律師有用的細節。有一次,我向獄方索要紙筆,他們居然給了我,我打算編一本數學課本。我向監獄圖書室借書,但是沒有得到監獄當局的支援。
2000年1月中旬,也即我被關押了一個月之後,監獄當局將我關押到安全級別最高的A倉,我被置於兩名警衛的24小時監視之下。在A倉,他們不允許我打電話,若要出倉,哪怕是在看守森嚴的監獄內部,也要戴上手銬和腳鐐。每次我出來,一些監獄的犯人會從他的窺視孔中喊道:“喂,李文和。”並提出一些奇怪的問題。他們大多數非常年輕,可能只有21或22歲,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幾乎沒有接受過教育。
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裏,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別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淪落到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華裔、像我一樣的亞裔人,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所謂我所“盜竊”的“機密”,並不是真正的機密
在我戴著手銬和腳鐐的最後一天,美國新墨西哥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正式向我道歉。
在經歷了278個被囚禁的日日夜夜之後,2000年9月13日,我最終獲釋。聯邦法官詹姆士 帕克用他深沉而權威的語調向美國人宣佈,他被美國政府所誤導。
聯邦法官和整個美國的確被誤導了。我非常清楚,其他的核武器專家心中也清楚,所謂我所“盜竊”的“機密”,並不是真正的機密,而不過是隨手可得的公共資訊。同樣,作為一名程式員的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我下載的文件並不是什麼美國政府告訴民眾的“尖端武器代碼”,它們只不過是一些過時的東西。
當帕克法官向我道歉時,在我身後響起了歡呼聲,我又重新見到了家人熟悉的面孔,我又見到了妻子Sylvia臉上久違的笑容,我還看到我的許多朋友、鄰居以及同事堅定地站在我的身旁。
我生命中的這段時光結束了,它將成為我新生活的一個遙遠回憶
我曾經是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試驗室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我生活和工作了20多個春秋,在這片超出海平面2280米的高地上,我是一名核科學家,一個愛好足球的父親,一個野外活動愛好者,也是這個特殊科學世界的積極分子。
但是,我生命中的這段時光結束了,它將成為我重新開始新生活的一個遙遠回憶————我記得我的政府和新聞媒體污衊我犯下間諜罪;我記得,在長時間的關押中,我居然未經審判,接受公正的聆訊;我變得不再相信我的政府以及為之服務的人;我終於知道,任何人都不應向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説真話,除非有法官和證人在場;我曾被視為間諜,被打上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卑鄙最可怕的烙印———背叛者。
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些內幕,因為我是當事人。
本版編譯:曉舟
-合作者
李文和自傳的合作者扎亞(Helen Zia)是一位資深的華裔作家,也是一名記者,定居於美國洛杉磯,她的著述曾經多次榮獲大獎,是美國著名的傳記作家之一。
-書評
“今天,這樁案子仍然是個不解之謎……美國政府仍在擔心李文和會(在他的自傳中)洩露美國的核機密。”
————《紐約時報》
語錄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裏,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別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淪落到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華裔、像我一樣的亞裔人,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南方都市報》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