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個人的特殊經歷使然，無論是在金融專業領域，還是在普通公眾中間，周小川都備受關注。

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加之此前曾擔任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等職務，豐富的工作實踐和深厚的理論功底，使周小川在公眾面前的一言一行，同時具有作為官員的權威性和作為學者的影響力。

從1月6日國務院決定注資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450億美元開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就一直為海內外熱切關注和期待。為此，10月28日，作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周小川在繁忙的工作間隙，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採訪。

一、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中國金融改革的延續與深化

記者：從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推進的歷程看，這一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與此前的金融改革思路是否有內在的聯繫？

周小川：如果把這一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放到整個中國經濟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發現，這一次金融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的延續，是改革的不斷深化，同時在新的經濟金融環境下又有新的突破。

從金融政策發展的角度看，建國以來，中央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只有兩次：一次是在1997年，當時東南亞國家剛剛開始出現金融危機，中央在此次金融工作會議上作出的許多重要決定，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第二次是在2002年，中國經濟改革深化到金融領域，會議明確指出，國有商業銀行是經營貨幣的企業，要積極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如果説第一次是基於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對世界金融的認識與思考，從而為保障中國金融安全所作的應對舉措的話，那麼，2002年的這次會議則是對中國金融改革進行了積極主動的突破。值得關注的是，2003年新一屆政府成立後，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高頻率出臺，顯示中國政府從根本上變革金融業、推動金融改革的鮮明態度，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試點就是金融業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不少人以為當前正在積極推進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起始於2004年初，實際上，從整個改革方案的實質性討論和設計角度看，此輪金融改革應從新一屆政府成立開始算起，同時也延續了中國金融改革的許多經驗和探索。

記者：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的金融改革重點好像有很大的差異，那麼如何理解這種改革邏輯的延續性？

周小川：要把握當前中國的金融改革，確實需要對整個金融業改革的歷史脈絡和改革進程作一個清晰的梳理。

金融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在經濟改革的不同階段，金融改革的中心任務都會有所差異，但是都體現了對於市場化改革道路的探索。20世紀80年代，金融改革的重點在於構建規範的雙層銀行體制，重點推行了央行和商業銀行的分立，代表性的動作是工商銀行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與此同時，開始設立一些新的專業銀行。各專業銀行分工不同，如中國銀行側重於國際業務，中國建設銀行側重於基本建設領域的業務。

1993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改革方向，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對今後的改革發展影響深遠的一系列重要原則。從那時起，正式確立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職責，明確要求專業銀行向真正的商業銀行轉型。同時，專門設立了3個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商業銀行不再承擔政策性金融業務。在隨後的金融改革中，大量的工作基本上是圍繞消除行政干預展開，但是行政干預不是一天就能夠取消的，需要有一個過程。在詳盡分析大量經驗教訓，特別是在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以後，以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為標誌，地方行政干預才真正得以減弱。正是在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正式決定中央銀行以及商業銀行都實行垂直管理。而在此之前，商業銀行地方分支機構領導幹部黨的關係在地方，任命時要徵求地方意見，這種構架使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決策比較多地受地方願望的影響。同時，在應對亞洲金融風波的過程中，中國的金融界開始糾正一些不正當干預金融業的做法，開始試行貸款五級分類，剝離了一部分不良資産。從總體發展看，亞洲金融風波時期的金融改革應該説是很重要的。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在以前不採取今年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推進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從上述改革的脈絡可以看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是一個個臺階向上邁的，前面邁的臺階為今後再向上邁進打下了基礎。因為不同時期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不同時期經濟金融改革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基礎不同，實際上今年重點推進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也不可能提前到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初。

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深思熟慮的重大改革決策

記者：如果説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方案從新一屆政府成立就開始醞釀，那麼其間的主要決策過程能否介紹？

周小川：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把銀行辦成“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融企業”。這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明確了要求與方向。為了推進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領導小組，由黃菊同志任組長、華建敏同志任副組長，領導小組成員由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銀監會、證監會等若干相關部門組成，辦公室設在人民銀行，開展具體的工作。這個工作機構在設計方案的同時，對注資和處理不良資産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和論證，包括和有關法律部門的充分溝通；對中國國情、中國法律體制的深入研究；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可能要付出的代價以及可能動用的資源等等進行了詳細的論證。在這些重大問題的研究論證過程中，國務院領導都親自組織，經過反覆比較、權衡和一系列的討論研究，最後選定了目前正在採用的改革方式。

經過反覆的研究、論證之後，在吸收別國經驗的基礎上，中央、國務院最終決定，動用國家外匯儲備和部分國家黃金儲備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注資，並於2003年12月30日完成注資。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中，大家始終十分重視決策程式，交換意見，獲得共識。

記者：此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哪些方面有了明顯的改進呢？

周小川：實際上，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許多進展，大家都從不同渠道有所了解。例如，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兩家正在進行改革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都聘請了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中國銀行聘請了普華永道，中國建設銀行聘請了畢馬威，目的是對財務狀況進行獨立的盡職調查，提高資訊披露的品質，增進公眾和國內外市場對中國銀行改革的了解和信心。這一點和亞洲金融危機時有較大的差異，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推進金融改革，重點在於保持金融的穩定，不在於外部審計和資訊披露。這一次的金融改革，國務院領導特別對提高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透明度和資訊披露等作出了明確的要求，通過足夠透明的、高品質的資訊披露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建立起信心。從具體的進展看，中行和建行的財務重組方面的工作實際上從2003年開始，到2004年末基本做完。

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重點在於加強公司治理、完善內部控制體系，同時選用合格的人才，理順總分行關係。從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經營看，過去，很多問題就出在總行內控能力弱。分行情況則不盡相同，差異相當大。關於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等方面的改革與完善要貫穿始終，即使今後銀行上市了，也還要不斷加強、不斷提高。

如果把此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中進行的資産處置與亞洲金融危機時的資産剝離進行比較，還可以發現，2004年6月末中行和建行把可疑類的不良資産進行剝離時，是按照市場可接受的價格剝離出去。這次剝離和1999年那次不一樣，那次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風波，當時的不良資産絕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是按賬面價格剝離的。這次基本是按照市場價格，或者説是按照市場原則估價進行剝離的。因此，觀察兩家試點銀行的資産負債表，可以發現2003年年報中，兩家銀行的資本金已經得到充實，中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6.98%，建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6.51%，兩家銀行的不良資産率分別為16.29%和9.12%。因為損失類的貸款已經核銷，不良貸款已經有所降低，但由於可疑類資産還在賬上，不良資産比率相對還是偏高的。到了中期報告，2004年6月底，在可疑類資産剝離出去的基礎上，兩家銀行的股份公司成立時，不良貸款率進一步下降，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5.16％，中國建設銀行為3.74％，與此同時兩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達到8.18%和9.36%。

在進行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時，中行和建行聘請了財務顧問和知名的諮詢公司進行內部組織結構、治理結構等的設計，採用比較國際化的做法設計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框架。按照法律程式，兩行分別是在8月下旬和9月下旬成立股份公司，設立了董事會。兩家銀行在內部控制、人事制度、激勵機制、處罰不良資産責任人以及選拔國際性人才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試點領導小組多次研究具體問題，每個季度都要召開一個領導小組會，以解決重大問題，向前推進改革。開會之前，辦公室都要和成員單位充分溝通，準備有關議題。中國銀監會還就公司治理擬定了專門的指引，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同志在人代會期間記者招待會上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問題發表了重要的講話，表明瞭兩行實施公司治理的具體做法和要求。

三、中央銀行要關心和促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

記者：從中央銀行改革後的職能定位看，為什麼中央銀行要關心和促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

周小川：從我國對中央銀行責任的要求來看，中央銀行要維護幣值穩定、制訂和履行貨幣政策、發展金融市場、維護金融穩定和提供其他金融服務，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中央銀行職能履行的效果。

亞洲金融風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金融穩定的風險實際上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宏觀政策是否適當，例如泰國在危機前在匯率政策、外債政策上的失誤導致金融穩定出現問題；另一個是微觀經濟是否健康，如果微觀基礎中的金融機構不健康，金融穩定難以保持。有相當一段時間，國內外十分關注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過高、金融體系比較脆弱的問題。因此，不能認為中央銀行只要制定合適的利率和匯率政策，中國金融就能穩定。如果不去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不健全作為微觀基礎的金融機構，宏觀的金融穩定恐怕就是一句空話。

其次，必須要注意的是，作為微觀基礎的銀行，如果對資本充足率沒有有效的約束，宏觀調控所給出的價格信號、數量信號都難以傳導下去。僅僅依靠行政命令進行宏觀調控，又不符合改革的方向。

第三，從金融市場的發展來看，如果金融市場活動中的主體自我約束不足夠，金融市場也難以發展。

因此，無論從黨中央的文件決定，還是從國有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職能履行的影響來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都是中央銀行工作的重點之一。改革如果不向前推進，中央銀行各項政策目的和目標都難以達到。

記者：那麼，中央銀行在參與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方案的設計工作中，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準備工作？

周小川：為了盡力做好這項工作，在2001年至2002年中央銀行作了很詳細的抽樣調查統計，基本摸清了不良貸款歷史問題的形成原因。這是影響整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方案設計的基礎性的工作。

根據中央銀行的調研，我國不良貸款的形成過程主要有三個時段：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向傳統的老工業企業發放的貸款和對盲目重復建設發放貸款所形成的不良貸款，約佔三分之一；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過熱時發放的貸款所形成的不良貸款，約佔三分之一；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家實施企業破産兼併改制所形成的不良貸款，約佔三分之一。從具體原因看，主要由於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佔全部不良貸款的19.3%，而由於銀行客戶、宏觀經濟體制變化等外部原因所形成的不良貸款佔全部貸款的80.7%。後者主要包括：我國直接融資比例過低，國有企業嚴重缺乏資本金，資産負債率過高，銀行信貸資金被經營效益較差的企業長期佔用；為了支援産業結構調整和體制轉軌，在關、停、並、轉包括紡織、煤炭、軍工、外貿、供銷等內的行業的有關企業過程中，四家銀行發放了大量的特定貸款，承擔了第二財政的職能；國有企業虧損增加了銀行貸款的回收難度；國有企業重組，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增大銀行損失、增加金融補貼為代價實現的；社會信用環境較差，企業逃廢銀行債務嚴重；以及未能實行審慎會計制度等。

高比例的不良資産，如果國家不付出一定的資源來加以解決，而是依靠商業銀行自身加以解決，並非完全不行，但是可能需要花很長時間。如果按商業銀行經營最好的年份算，不良貸款的消化估計要花8至10年。情況好的平均可能花5至7年，差的要十幾年。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國必須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一方面，2006年年末，我國金融市場的準入將全部開放，外部競爭壓力加劇。另一方面要考慮防範金融風險的問題。

四、當前是推進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良好時機

記者：在中國經濟金融改革的推進過程中，部分國際輿論對中國銀行業改革提出了質疑，甚至有個別媒體評論説，“中國其他改革還不錯，金融會出大問題，會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拖後腿”。您如何看待這些評論？

周小川：實際上，所有這些判斷，基本上都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過高。回顧2002年第四季度和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國有銀行業的不良資産問題一度成為國外各媒體關注的焦點問題。國外一些知名的財經雜誌和報刊，包括《時代週刊》、《商業週刊》、《經濟學家》和《遠東經濟評論》等，都有重頭文章討論中國的鉅額不良資産可能危及經濟持續增長的問題。一些人還估計，如果按照貸款的科學分類，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産比例可能超過50％，繼而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失去信心。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商業銀行的實際情況要好很多，這為中國堅定推進商業銀行改革奠定了基礎。目前中國商業銀行的改革已逐步進入實質性階段，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經營業績在不斷改善。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每年以3至5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

實際上，針對不良資産問題，中國也在積極採取改革的舉措，特別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有了顯著的改革進展。首先，政府已經基本放棄了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政府部門已經從法律角度明確了商業銀行決定貸款的自主性。其次，從政策規定來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針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指引中曾經明確説過，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對國有企業實行信貸支援。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已經逐步放棄了這種做法。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已沒有義務向國有企業發放貸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的調查統計顯示，目前國有商業銀行所發放的貸款中，超過50％的貸款是向非國有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及居民個人(包括住房抵押貸款和個人消費貸款)發放的。第三，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並取得一定的進展，一些國有大型企業逐步成為上市公司，企業經營狀況的改善也為商業銀行解決不良資産比例過高的問題帶來了可能。第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不具備一部完備的《破産法》。有關金融貸款案件，在部分地區存在判決不公的爭議，在部分地區還存在執法不嚴、地方政府干預司法的現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法律法規，包括《破産法》、《證券法》和《公司法》等正在進一步的修訂和完善之中，為改進資産品質逐步提供了較好的市場環境。

記者：為什麼當前是推進商業銀行改革的良好時機呢？

周小川：應該説，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在中國經濟改革中所處的次序問題，始終是一個改革的戰略選擇問題，需要歷史地分析。改革早期，中國拿出財政和金融資源，優先使用到農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對外經濟改革方面。各個領域的改革需要消耗相當多的資源，當財政資源很緊、體制上又缺少靈活性時，金融業也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其結果之一就是在銀行業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貸款，同時也使金融改革滯後。無疑，當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我們就應該把改革的重點轉到金融行業，解決這些歷史包袱。

回顧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進展：在1998年通過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不足。1999年，通過設立資産管理公司的方式，將不良資産進行部分剝離。去年末，中行和建行用現存資源進行不良資産損失類的核銷。其中用於核銷不良資産的資金主要包括準備金、未分配利潤、當年凈收入和原有的資本金。和不良資産規模相比，國有商業銀行的準備金覆蓋率偏低，如果按照貸款的五級分類，其準備金尚不足以彌補損失類貸款，因此客觀上資本已經被侵蝕盡了。從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性凈收入來看，運用部分凈收入逐步彌補準備金的不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通過這幾種方式，兩家試點銀行將基本上核銷掉歷史上的貸款損失。此後，運用部分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注資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應當説，注資只是整個商業銀行改革步驟中的一步。如果要想把國有商業銀行真正轉變成現代商業銀行，還需要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對其內部資産繼續進行全面清理，完善內部風險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在新條件下防止出現過量的新的不良資産，使新注入的資金有良好的收益和回報。此外，監管機構也將強調對資本充實率的監管，並關注如何在機制上防止再有新的大規模的不良資産發生。

記者：在推進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的進程中，是否還要前瞻性地考慮一些新的問題？

周小川：眾所週知，任何問題只要認識統一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執行。我們有沒有能力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的銀行能不能搞好？外界媒體重點抨擊的就是中國的銀行搞不好、不可能搞好。我們認為，中國的銀行改革既是有必要的，又是可行的。這當中會有爭論，但改革要有魄力，要有前瞻性，不可能一點風險也沒有。

金融改革很複雜，連西方一些國家隔若干年也會出現一次金融危機，即使解決了這個問題，將來還是有可能出現新的問題，這就要求改革要有適當的前瞻性，以解決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我們對於前瞻性的考慮，一個是2006年有關銀行業全面開放的WTO承諾，現在已經逐步表現出來，比如準入政策發生變化。面對這樣一個新的競爭環境，我們就要作出適當的前瞻性考慮。

金融行業的重要特徵是起伏變化大，它也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上要出問題，首先會在金融上表現出來。比如美國網路泡沫首先就在納斯達克股市上表現出來。金融往往是經濟的先導表現，因此金融改革要善於預計今後可能出現的問題，在未來改革中有所準備。其中包括許多問題，諸如如何應對競爭、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怎樣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完善，如何堅持商業原則，如何使國有股份保值增值，以及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穩定服務等等，都要考慮到。這些都是要經實踐檢驗的。

金融確實是風險比較集中的行業。金融改革很重要，推進速度可能比人們想像的會快一些。西方的“懷疑論”者曾經悲觀地認為中國的金融行業很難改好了，改革推進會很難。現在，中國的實踐證明，中國推進金融改革的速度還是很快的，力度也是很大的。而且不止是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力度也很大，同時帶動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20家左右城市商業銀行的改革也在加速，它們的競爭和改革的壓力也在加大。

五、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會對中國金融改革産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記者：在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中，中央匯金公司的職能引人矚目。如何看待中央匯金公司的職能定位呢？

周小川：中央匯金公司是經國務院批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設立的國有獨資投資控股公司。匯金公司代表國家行使對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出資人的權利和義務，支援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保持國家注資的安全並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匯金公司的職責通過試點銀行的董事會結構來實現。兩行董事長是代表國家出資人的，因此明確董事長和行長分設，董事長代表所有者，行長代表管理層。董事會有一部分是匯金公司派出的代表，所選擇的人是要能夠站在國家立場上的，他們當中有一部人出自國家宏觀經濟部門，不具有特殊的商業利益或管理層利益，專業構成也比較好，包括相當知名的金融專家和會計專家等。這對於改進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無疑會有積極的作用。

記者：在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方案選擇中，也有人認為，通過加強管理，同樣可以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達到預定的改革目標，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周小川：應該説，這一爭議是改革方案選擇討論時的熱點問題之一。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先抓內部管理，然後再考慮進行股份制改造。回顧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我們不難發現類似爭議也曾發生過，即問題是出在管理還是出在機制上，是用人問題還是體制問題。如果企業領導人不行，通過更換管理層的方式，使經營得到根本好轉，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定時間的效益積累，再進行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是否可行？

多年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從這種思路出發效果並不樂觀。究其根源，國有企業的問題並不僅僅在於科學管理不夠，而是有著更為本質的機制問題。為此，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都強調了公司化、股份制的企業改革方向。

如果比較一下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不難發現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如果説國有企業像政府機關，國有商業銀行則更像是一個政府部門。國有商業銀行在人事、薪酬、職工福利、社會保障以及內部激勵機制上，都沿用了國家機關體制，且存在明顯的行政級別導向和嚴重的官本位色彩。國有商業銀行負責人的經營決策權也受到很多行政機關管理體制的限制和約束，缺乏市場化經營的自主權。內部激勵的不足，加上外部壓力的不足，如僅僅依靠加強管理，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恐怕時間會拖得很長。

黨的十六大文件明確肯定了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的方向，要求通過改變公司治理結構，從而真正改變企業的運作機制，這一思路同樣適用於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就其本質而言，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也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或者説，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通過目標明確的股份制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記者：從媒體了解的情況看，在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中還有一個明顯的爭議是，是否應該積極推動國有商業銀行轉變為公眾控股的上市公司。那麼，上市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最終目標嗎？

周小川：將上市作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最終目標，顯然是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程的一個誤解。也許有人會認為，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目的，僅僅就局限在於滿足融資的需要，以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不足。應該看到，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目的遠遠不止如此。

實際上，上市只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步驟中的一個階段，如果按照進程劃分，也僅僅是處於整個改革過程中的前半階段。事實上，既然國家有能力為國有商業銀行注資，上市主要目的就不是僅僅為了籌資，其目標是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強調投資者利益，建立規範的公司治理，徹底打破國有商業銀行的“準官僚體制”，改變“官本位”，通過合理的、符合商業銀行運營要求的績效激勵機制、充分的風險控制和資本約束，將國有商業銀行變成真正的市場主體。

上市作為一個重要的步驟，其關鍵還在於解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中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特別是來自其他部門的機關化制約的問題。例如，通過上市，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人事、福利、社保、經營自主權等方面的問題的解決，才可能逐步擺上日程。

從廣義的公司治理來看，商業銀行業務運作涉及公眾利益，必須增大透明度和提高公眾監督的力度。通過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大型商業銀行必須滿足上市公司資訊披露的要求，上市為真正的公眾監督創造了條件。因此，政府注資的意義，並不僅僅是為了改善銀行的資産負債表，從更實質的因果關係看，只有通過上市，通過施加足夠的外部壓力，才有可能真正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切實切斷機關化運作機制，保證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功。

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後所發生的變化，也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範例。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在公開發行股票上市之前，也同樣是機關化的，所有者缺位導致了大量的內部人控制和企業經營效率低下、業績較差的情況。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後，對於企業的監管不再停留在政府主管機構的層面上，上市後來自境內外公眾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及境內外證券監管機構的監管要求，迫使上市公司在資訊披露、業務經營、市場戰略方面必須更多考慮股東利益。應該説，如果沒有股份制改造，沒有上市的外部壓力，沒有戰略機構投資者和公眾投資者的監督，沒有獨立董事的引入，內部改革壓力恐怕難以形成，改革恐怕難以取得突破。

商業銀行也一樣，在其上市後，必須接受股東、監管機構、公眾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監督，必須進行詳盡的資訊披露，必須在健全的會計準則基礎上充分考慮股東利益。因此，通過推動上市，才有可能促成規則的整體改變，強化公司治理，真正有效防止在改革中曾反覆出現的迴圈往復甚至“走回頭路”的現象。（記者 康燕）

《國際金融報》 2004年1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