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２００５年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與若干建議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採用“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或“雙穩健政策”的提法，比採用“中性政策”的提法似乎更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更容易被各方面接受。考慮到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總體目標或著力點是“穩定預期、保持景氣、防控通脹”，所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當繼續搭配使用，並且應當促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微觀化，並講究內部搭配使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要有明確的總體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內部結構上有松有緊，保持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從宏觀管理角度看，政策重心應從目前以需求管理為主轉變到短期的需求管理與中期的供給管理相結合方面來，一方面用貨幣政策來完成“防控通脹”的任務，即解決短期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壓力等“兩難”問題，另一方面用財政政策來完成“保持景氣、防控通脹”的任務，即在解決短期穩定問題的同時，努力解決中期的供給穩定問題。稅收有增有減，預算支出及國債投資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積極姿態，在增加短期有效供給基礎上，提高長期供給能力，建立供給穩定機制。
我國當前選擇“雙穩健政策”的可行性
在宏觀經濟調控是否選擇“雙穩健政策”取向的討論中，大家對繼續用“穩健貨幣政策”這個提法沒有爭議，這不僅是因為這個政策已經取得了包括ＩＭＦ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的高度讚賞，而且還在於今後一段時期內，我們仍然需要繼續推行這個比較符合經濟週期新階段的基本政策取向。所以，有爭論的是財政政策的選擇，是用“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還是用“穩健財政政策”的提法？或者用其他提法？
當代西方主要經濟學者在討論財政政策時，直接使用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松的或鬆弛的）財政政策”、“穩定性（化）財政政策”等概念，而沒有直接使用“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無論是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蒙代爾和費希爾等著名經濟學者，還是重要的經濟學工具書如《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等，都沒有看到直接使用“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與“中性”聯繫的相關概念只有“貨幣中性”和“中性稅收”。因為，相對於擴張性或緊縮性的政策，中性政策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不干預或在“穩定化”經濟中小有作為，這與凱恩斯主義關於積極干預的基本主張是不同的。而貨幣主義認為對於穩定總需求來説，貨幣政策方法優於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方法，只需要使用貨幣政策，不需要財政政策，且反對干預性的相機抉擇政策，主張實行非干預性的實際上是“消極”的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簡單規則。也就是説，對凱恩斯主義而言中性政策是遠遠不夠的，而對貨幣主義而言中性財政政策則是不必要的，因此，在西方學者看來不必要直接討論中性財政政策。
我國學者最早提出並討論中性政策，從單一的財政政策及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兩方面都有所考慮，既可看到與西方貨幣主義者關於財政、貨幣政策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吻合的某些痕跡，又可看出他們力圖在分析中國最新的宏觀調控實踐基礎上做出某些具有創新意識的概括。
就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主張實行中性財政政策的學者，既希望促使前期的積極（擴張性）財政政策相對淡出，又希望不要一下子轉到“緊縮性”財政政策，操作上保持“中性”或“中立”姿態。這種既不是原來“積極”的擴張性政策姿態，也不是消極不干預的政策姿態，實際上是一種過渡狀態。
為什麼要對實行了５年左右的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為什麼下一步的財政政策要從“積極”轉向“偏中性一些的穩健”，從而要從目前的“單穩健”轉向“雙穩健”呢？
從理論方面看，一項用來實現短期總量平衡的宏觀調控政策，其持續的時間不能太長，一般在３～４年比較合適。美國學者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的研究表明：“財政政策的作用會在財政政策實施３年或４年以後全部被擠出”。這個政策效應週期，不僅反映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中，而且也在我們這樣的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混合經濟體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證。最近２５年中國宏觀調控史表明，一種向上或向下的政策取向會在一定的時滯後産生正效應，然後是效應遞減直至“全部被擠出”，整個過程一般也在３～４年左右。始於１９９８年第三季度的“積極財政政策”，到新一屆政府開始工作時止，已經實施了４年半。這個政策從推出到産生效應的時滯大約為６個月左右，第四季度開始效應遞增，但在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以後，積極的、正的效應出現遞減趨勢。
從國民經濟運作的現實情況看，儘管２００２年全年ＧＤＰ增長比上年只加速了０．８個百分點，從７．５％上升到８．３％，但第四季度開始超過９％，明顯突破調整型增長週期，進入擴張繁榮期。到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長速度達到９．９％，接近“兩位數”。這説明前期擴張型財政政策要達到的增長目標已經實現。物價呢？以ＣＰＩ為例，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以前為負，２００３年１月以後轉入正值軌道，４月份首次達到１％，之後在經過幾個月反覆後從９月開始出現遞增趨勢。除了ＧＤＰ增長和ＣＰＩ上升外，從２００３年開始，工業和固定資産投資分別一直在１５％和２０％以上這樣的偏高增長軌道上運作。這些經濟指標向宏觀調控理論研究者和決策者提示，從２００３年（除“非典”時期的外部干擾外）開始，既要通過“點剎”等方式進行月度和季度微調，防止月度、季度的過快擴張變成為年度的過度擴張，避免年度經濟出現大起大落；又要考慮對前期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特別是在社會投資需求轉旺的形勢下，對積極財政政策做出一定的調整是必要的，也是符合經濟週期性變化新階段的實際情況的，如果不這樣，就有可能為以後幾年經濟的過度擴張埋下隱患。
今年以來，政府的實際政策操作做了必要而有效的調整。其突出的表現，一是長期建設國債發行的規模明顯縮小，計劃的國債發行量由上年的１５００億元減少到１１００億元，實際落實的國債投資項目資金估計到年底可能只有１０００元左右；二是取消了實行多年的出口退稅政策。現在看來，對積極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我們在實踐中積累了一些比較成功的經驗，各界都看到了這個比較成功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提法上做一些調整，不會引起人們的多餘猜疑和擔心，也不會給經濟帶來明顯的震蕩。
下一步實施“雙穩健政策”的基本思路與主要建議
２００４年一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局部過熱問題。得益於及時有效的科學性、前瞻性決策以及各方面共同努力和各種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宏觀調控取得了明顯成效。從全年各季來看，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過快的局面得以控制，估計將從年初的５０％左右調降到年末的２５％左右；ＧＤＰ增長速度可從９．８％調降到８．５％左右，年度增長率預計為９％或略高一點，與去年基本持平，這就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既實現了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也體現了比較成熟的宏觀管理水準。
但也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存在“兩難”：一方面，物價上漲勢頭雖然從９月開始有所緩和，但仍然在高位運作，消費物價指數ＣＰＩ連續４個月高於５％，持續下去會加大通貨膨脹風險，加上不斷攀升的國際原油價格提高了國內通貨膨脹的預期；另一方面，由於前期貨幣政策措施操作存在某些偏差、尤其是信貸窗口指導業務力度失當，致使信貸投放和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下降過大過快，這會對下一步經濟運作産生比較強的緊縮性影響。加上近期國際金融機構對於包括房地産市場在內的中國經濟的預期轉向悲觀，明年經濟增長潛藏著較大的內外“下行”壓力。下一步宏觀調控面臨一個新的“兩難”關口。
為實現短期總量平衡的宏觀調控要服從和服務於長期發展和改革，而改革又要為抓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創造條件。我們認為，明年宏觀經濟政策總的目標或著力點應該是：“穩定預期、防控通脹、保持景氣”。一方面要進一步有意識地組織引導一些研究，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宏觀經濟運作、房地産市場趨勢等問題進行比較客觀的導向性宣傳和説明，以引導國際社會和市場輿論；同時對於農産品價格、國際石油價格上漲趨勢及影響進行專題研究，及時公佈剔除農産品和石油等價格的核心ＣＰＩ指數，為國內外企業和消費者正確認識價格水準提供必要而科學的背景資訊，以消除“額外通貨膨脹預期”對價格水準上漲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要研究採取必要的財政、貨幣政策措施，並繼續推進各方面改革和發展，建立健全協調的宏觀調控體系，形成宏、微觀良性互動和發展機制。
關於下一步財政貨幣政策，我們認為，鋻於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極為複雜，對於財政政策的姿態和操作具有複雜的結構性要求，特別是在存在“兩難”矛盾和“上下”都有壓力的情況下，既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要合理搭配使用，同時也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必須微觀化，並講究內部組合；既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有明確的總體性取向，又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在本身的內部結構上要“有松有緊”，要選擇“雙穩健”政策組合。政策姿態方面，需要對實行了５年多、且其正效應逐步被擠出的積極財政政策做必要的調整。這個調整要求，既要降低“積極度”或“擴張度”，實現我們講的“相對淡出”，又不能一下子停止前幾年已經採用過的做法，譬如不能全部停發長期建設國債，不能放棄去年以來所採取的、被實踐證明具有“穩定經濟和結構優化相結合”效果的“結構性減稅”措施。據此，我們主張，下一步“雙穩健”組合中的財政、貨幣政策，應該將宏觀經濟管理重心從目前以需求管理為主轉變為短期的需求管理與中長期的供給管理相結合方面來，貨幣政策主要用來完成“防控通脹”的任務，即解決短期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壓力等穩定問題；財政政策主要用來完成“保持景氣”的任務，即在解決短期穩定問題的同時，主要是解決中長期的供給穩定問題。
財政政策方面應該運用預算支出政策進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調節短期需求量的辦法實現短期供求平衡；用稅收政策來調節中長期供給量變化，改善供給結構，實現中長期供給穩定和結構優化。稅收政策要“有增有減、有松有緊”。預算支出政策應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積極姿態，尤其是國債投資政策方面，要將著力點放在中長期供給能力建設、結構改進和供給穩定機制建設方面來。稅收政策要繼續推進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具有“穩定經濟和結構優化相結合”特點的“結構性減稅”措施，以降低總體稅負、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同時緩解當前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要適當擴大增值稅轉型的試點範圍，以降低企業的成本，從而減少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的壓力。另一方面要有針對性地提高鋼材等目前國內緊缺産品出口稅率或至少取消出口退稅方面的優惠，以相對增加國內市場的供給，減小過大出口需求推動的物價上漲壓力；同時應抓緊出臺燃油稅，在理順道路稅費體制的同時，運用稅收政策杠桿調節國內石油需求。為此，需要多稅種結合聯動，有增有減，同時利用可操作的補充措施加以配合，著重在以下三個方面重點突破：一是推出包括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並軌和擴大增值稅轉型試點在內的總量性“稅收調整”措施；二是推出包括能源原材料進出口稅率調整、開徵燃油稅和個人所得稅調整等結構性“稅收調整”措施；三是推出包括降低利息稅和股票交易印花稅以及提高車輛購置稅稅率等在內的補充性、配套性“稅收結構性調整”措施。
貨幣政策方面考慮到物價上漲相對貨幣政策的外生性，提高利率後原來存在的“物價上漲”和信貸緊張的兩難問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宏觀調控的任務依然比較艱巨且更加複雜：物價繼續上升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並存、國際投資者預期出現微妙變化。在此背景下，既要保持貨幣政策必要的連續性和相對的穩定性，以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賦予政策一定的靈活性和應變性，相機抉擇、斟酌使用，以應對下一步經濟運作中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考慮到資金供給已經比較緊張而物價回落有一定的滯後期，下一步不宜出臺新的總量性緊縮措施，可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度進行微調。如果物價水準繼續居高不下，可在保持政策總體姿態不再收緊的前提下，出臺一些對衝措施消除其負作用。如果説２００４年宏觀調控帶有“進中求穩”性質的話，那麼２００５年的宏觀調控需要“穩中求進”、“穩中保進”。“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不僅要分工協作、搭配使用、協調配合，同時財政、貨幣政策自身也要“微觀化”，講究內部鬆緊搭配、斟酌使用，對衝個別工具的負面影響，有效發揮整體性的正向調節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在姿態方面要進行必要的調整，從上半年的“適度從緊”轉變為“總體穩健、適度放鬆，有緊有松、結構優化”，可以適當擴大公開市場貨幣投放、降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同時進一步運用差別準備金率調整信貸結構，緩解可能出現的資金緊張局面，並對衝提高貸款利率的總量緊縮效應。作為配套措施，應調整消費物價指數構成，公佈核心ＣＰＩ；同時降低利息稅和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如果物價回落較慢，必要時可再次單獨提高存款利率，以消除負利率持續存在造成的不利影響，但貸款利率不宜提高。 （陳東琪 宋立。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劉樹傑副所長、劉泉紅副研究員和王元碩士參加了有關討論。）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