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聚會本報縱論暢談

經濟增長預期目標7%左右———這是今年初全國人代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為2004年中國宏觀經濟發展速度定下的基調。

今年4月，國家宏觀調控又全面鋪開。

一系列信號似乎都在表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

但實際軌跡並沒有向下。今年以來的GDP增速依然穩居9%以上，甚至接近10%。

於是，在時間步入2004年最後一個季度，更多人開始有了探究2004中國經濟增長目標懸念的好奇和熱情。

於是，也就有了昨天8位知名經濟學家在本報主辦的“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上對這一問題的思想碰撞。

與會專家（按姓氏筆劃為序）

石良平教授 華東理工大學

劉誯松博士 上海社會科學院

張軍教授 復旦大學

陳憲教授 上海大學

周振華教授 上海社會科學院

費方域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

胡景北教授 同濟大學

潘英麗教授（女）華東師範大學

宏觀形勢令人滿意

劉誯松：從一些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看，形勢令人滿意。例如：經濟增長速度依然較快；物價上漲幅度還是比較適當和溫和的；國際收入保持貿易“雙順差”；就業形勢改善；糧食産量提高，農業發展勢頭良好；工業利潤大幅上漲。

對此輪宏觀調控的總體看法，我認為是非常有必要的，當然有些具體手段是可以探討的。1993年中央實行宏觀調控，當時中央的政策遠比現在嚴厲，我印象較深的就有“金融十六條”。我認為，中央現在採取的許多行政手段是不得已的，是在一些經濟手段失效的情況下採取的。我的判斷是，中央這次宏觀調控的目的是要讓“火車開得慢點”，讓一些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矛盾有所緩和。不過，我認為央行的政策過於猶豫，其對中國經濟走勢的判斷值得懷疑。

經濟增長預期

張軍：中國2004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到底如何？我認為還會保持在8.5%—9%的高位。不過，宏觀調控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今年，關鍵是看未來兩年。

潘英麗：今年的實際增長速度估計在9%—9.5%之間，不會太低，也不會太高。

周振華：從速度來看，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沒有懸念，因為由於重化工業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中國經濟目前已經進入全面提速的高增長階段，明年經濟增長依然會加速。

劉誯松：200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幾乎肯定是要放慢的，但不會放得很慢，也不能據此判斷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才剛剛起飛，正處於平穩運作過程中，根本不會“著陸”。

中國目前的增長是在開放條件下的增長，一個主要動力是外資大規模進入。我們加入了WTO，申奧、申博都成功了，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更加看好，而且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會更加接軌國際。數據顯示，我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到今年9月，增加了3000多億美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

投資衝動不僅是為政績

周振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重化工業階段，重化工業本來就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另外，中國現在又在加速城市化，必然也會伴隨大量的基礎投資。所以，中國的投資擴張不可避免，有其內在的規律性。目前，中國每人平均GDP已經達到1000美元，這相當於上海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水準。而上海就是從1992年開始至今，經濟增長速度連續保持兩位數，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面預示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這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千軍萬馬都往前奔”。

潘英麗：投資為何這麼大？和人民幣低估、低利率，以及投資主體存在的預算軟約束有關。目前的利率政策有兩難，提高利率吧，財政利息成本和國企負債成本都會上升，不提高利率吧，對投資限製作用又不大。

增長模式要“以人為本”

潘英麗：中國經濟增長某種程度上陷入了惡性迴圈：投資拉動增長的特徵還是很明顯，投資增長産生資源壓力，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帶來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的效應，又刺激了投資；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下降，投資增長的就業拉動作用越來越不明顯，為了促進就業就不得不進行更多的投資，而就業不充分，又使消費增長滯後。

以城市化和服務業的矛盾為例，現在中國進入了高速城市化進程，有兩個特徵：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入，房地産的大規模投入。這兩種投入在創造就業機會上都貢獻較小。城市化一方面佔用了大量農民的土地，但是可以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的服務業，卻面臨發展困境。服務業分為零售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和批發服務業（現代服務業）兩類，零售服務業的需求建立在人們通過就業創造更多的收入的基礎上，現代服務業則需要人力資本的大量積累。大量勞動力不能充分就業，也就減少了建立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又不能對服務業産生供給。

這種增長模式沒有體現“以人為本”。要跨越鴻溝，必須關注收入分配的資本導向傾向，消除投資主體的預算軟約束。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決策水準

陳憲：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向具有國際主流思潮風向標的作用，今年頒給了兩位動態宏觀經濟學家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兩位得主。他們的觀點對中國調控和改善宏觀政策有啟發作用。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把政府宏觀調控看成外生的東西，政策總是同時對長期和短期産生影響，國家過度干預經濟，短期地看是在解決問題，但所造成的問題，從長期看可能比所解決的更多，因為干預本身就是一種外部衝擊。政府應該直接干預經濟還是培育市場和機制？有人認為可以並行不悖，但資源和時間是有限的，所以這兩者還是矛盾的。

費方域：宏觀經濟理論在過去30年裏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變，成為美國等大部分工業國家的政府和中央銀行分析宏觀形勢及評估宏觀政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比如，這次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經濟學家，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實際經濟週期理論，就為數量化的研究宏觀經濟政策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理論框架，也提供了一套具體應用的方法。現在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用實際經濟週期理論作為宏觀政策研究的出發點，然而至今還沒有人把它應用到中國宏觀經濟的研究上來。

建立一個中國宏觀經濟的實際經濟週期理論模型，將是提高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研究水準的一個出發點。一旦有了這樣一個基準模型，我們就能對許多類似于貨幣政策與投資過熱的關係、生産能力過剩是否能解釋中國高增長與低通脹並存的現象、人民幣升值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等等這樣的政策問題進行深入的量化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

加息最佳時機錯失

張軍：目前大家關心的還是匯率和利率，這是觀察中國宏觀經濟的兩個重要參數。入世以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速度比想像的快，而利率的市場化遲遲沒有被提高到優先的政策上考慮。宏觀調控變成一種被動管理，就很容易在政策上失去一些寶貴機會。現在加息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如果我們早點加息，一些行政手段也許就不會那麼“急風驟雨”。

石良平：這10年來我們運用經濟手段調控宏觀經濟已經有些經驗，但要更注重效果。低利率使自有資金全部撲向短期有利可圖的領域，即股市和房市。現在全國房産價格幾乎是家庭平均年收入的10倍，國際上一般是3倍至5倍，哪天升息，泡沫一現，後果會非常嚴重。我認為，我們錯失了升息時機。明年的發展勢頭沒什麼問題，問題是現在兩面熱一面冷，即投資熱、出口熱，而消費冷。估計明年的宏觀政策會有所變化，利率估計會慢慢地調。

從宏觀調控轉向宏觀管理

張軍：中國經濟現在的外向性非常大，所以中國經濟的問題也必須放在全球背景下考慮。國際收支大量盈餘會衝擊國內經濟，導致大量的被動的貨幣增發。所以宏觀決策現在要考慮一個是利率的市場化問題，一個是匯率機制的完善問題，怎樣讓匯率機制維持中國國內經濟的平衡，以及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平衡。

周振華：宏觀調控現在能選擇的路也很窄，很難，稍微一偏，要麼是通貨膨脹，要麼是通貨緊縮。中央部門確實面臨著兩難選擇，在博弈過程中，民營投資增長速度相當快，比重也相當大，國有比重縮小，這和前幾年中央要啟動內需來解決通貨緊縮問題的時候正好相反。民營企業官方得不到貸款，體制外融資約束力很強。

一些專家提出要把宏觀調控和宏觀管理區別開來。這宏觀管理就是要把窄的路修寬，路寬了，人流車流反而會平穩。所以，我認為在增長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前提下，中央要從宏觀調控轉向宏觀管理，與世界接軌。

胡景北：國內受來自國際上的觀點的影響較多，這些觀點不一定適合中國的情況。中國大量引進外資，東亞國家則主要靠內生積累。中國經濟增長常常表現在技術進步上，靠引進資本帶動技術。因此國際上的歷史經驗是否適合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本報記者鄭紅 馬海鄰）

解放日報 2004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