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撰寫《著名學者訪談錄》時，先後採訪了歷史學家王鐘翰、民族學家林耀華等。從他們憶及的成長經歷中，我發現其成功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均有幸遇到了極富學術戰略眼光的大師為其規劃研究領域，指定發展方向，設計學術道路，創造成長條件。
王鐘翰的恩師洪煨蓮（1893——1980），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長期擔任燕京大學教務長兼歷史系主任，唯以中國史學之發揚光大並走向世界為平生所願。眾所週知，傳統的中國史學在理論框架、學科規範、研究法則等諸多方面顯得模糊不清，隨意性、主觀性有餘，嚴肅性、客觀性不足。洪煨蓮於此狀況深引為痛，決心予以更張。據王鐘翰回憶，“洪先生開宗明義，指出史學研究無非是搞清歷史的人物、時間、地點、原因和過程等五大要素，即Who、When、Where、Why、How，並將其戲稱之為五個‘W’研究法。研究任何歷史問題，皆須沿上述五條線索去追查，從而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接下來便是成立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籌措專項經費，延聘專門人才。其三是發現並培養一批新型史學人才，並結合他們的特長和興趣為之確定研究方向。如安排鄭德坤研究考古，齊思和研究春秋戰國，瞿同祖研究漢代，週一良研究魏晉……其強大的弟子陣容覆蓋了中國古史之全部斷代，大有將百代汗青盡收囊中之氣勢，一支現代史學編隊就此崛起。同時，洪煨蓮認為，欲治中國史學，必當以西學為參照，只有眼界開闊，中西對比，方能獲得真知。故而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使推薦眾弟子赴哈佛大學深造成為制度，讓他們有機會開闊思路，獲取新知。眾弟子亦不負師恩，皆刻苦自勵，學成歸國後，在各自的領域裏多有建樹，成為當代史家陣營中璀璨的群星。
林耀華的恩師吳文藻（1899——1983），早年留學美國，專攻社會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他立鴻鵠之志，以“將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中國化”為己任，並意識到此項事業成功之關鍵在於能否發現和培養出一批優秀人才以作為學科之股肱。為此，他制定了宏大的學術戰略，歸納起來可分為三大步驟。其一，要在林立的學派、眾多的學説中選出一種最為先進者作為構建本學科之基礎，再吸收其他學派之合理成分，並讓其生根于中國固有的學術土壤之中，從而建立中國自己的學科體系。他經過反覆比較，認定“功能學派是社會人類學領域中最先進，而亦是現今學術界最有力的一個學派”；“現代社區的核心為文化，文化的單位為制度，制度的運用為功能”，因而確定以社區研究為突破口，逐步構建中國自己的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學科體系。其二，必鬚髮現並培養一批可造之才，此輩不只是要具備一定的天分，更重要的是對該學科有濃厚的興趣並矢志不移。很快，便將一時之俊彥集于門下。其中包括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黃迪、鄭安侖、李安宅、李有義等。其三，統籌規劃，揚長避短，盡可能利用各種優勢和資源。首先是針對學科發展要求，將所學理論用於實踐，進行大規模田野調查。在選點和選人的問題上，儘量照顧到時空因素，並考慮到各位學生的籍貫、特長、偏好等多種因素對調查結果的影響。如遣費孝通赴江蘇江村調查鄉村經濟問題；林耀華赴福建義序調查宗族組織問題等。上述大規模田野調查的開展，使社區研究蔚然成風，促進了學科恢弘氣象之形成。這批成果大都成為傳世之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另外，吳文藻十分注重為人才的成長創造條件。由於當時國內學術環境相對較差，加之民族學人類學乃舶來品而並非本土學問，故而將推薦弟子赴歐美深造作為培養人才之首選途徑，且就派何人赴何國、何校，就教于何人，均有週密考慮。
回顧二位宗師當年（20世紀20—30年代）所處環境，正值中國學術界既迷茫而又活躍的時期，各種思潮此伏彼起。二位先生能心如磐石，深思熟慮，架起融會中西學術之橋梁，其貢獻是不言而喻的。就根植于自身傳統之中的中國的歷史學而言，不引入西方現代史學學科規範和方法，就無法使其成為科學而走向世界；就作為舶來品的社會學、民族學而論，若不能使其紮根于中國原有的學術土壤，與中國傳統學術找到最佳契合點，就無法接出中國化的學術果實而在中國立足。正由於以二位先生為代表的一代大師的篳路藍縷，才使得中國現代學術初具規模。
歷史的繼承性使新一代學人具有高於前人的起點，我們今天各方面的條件之優越、資訊之豐富、眼界之開闊，交流之順暢、手段之先進，勝之數十年前不可以道裏計。隨著中西學術交合領域更加擴展，新興學科層出不窮。就學者而言，正所謂“大有作為”之際遇也。古語雲：“見賢思齊”，多一些深謀遠慮、求真務實、自甘寂寞，少一些浮躁炒作、虎頭蛇尾、穿插遊擊，似應是當今諸位學者所應勞神之事；反過來講，能否真正被後人稱為大師，而不是得領風騷一小陣的曇花，就在於自己之所作所為是否經得起時間的沖刷和檢驗。倘若能有一批真正的大師能彪炳學術史冊，真時代之大幸。
《光明日報》 2001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