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學術觀,指1900~1911年間中國學人對學術的總看法。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西方科學開始大量傳入中國。經過傳教士的翻譯,洋務派的引進,維新派的宣傳,到辛亥時期,西方科學的引進已有相當大的規模。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人文社會科學的引進明顯佔據主導地位。以嚴復譯的《天演論》、《群學肄言》、《法意》、《穆勒名學》等為代表,各種報刊競相鼓吹,掀起中國思想啟蒙運動。清末學術觀的變革,只是這一思想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這場觀念變革,大體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批判學界“奴性”,要求學術自由,可以梁啟超為代表。1902年梁啟超寫《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説》,大“破學界之奴性”,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專制學術,提出“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有我心思,我理我窮”的激昂口號,認為“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從出也”。他在這裡所説的“我”,是思想自由,有理性懷疑精神,又有經驗實證精神的人文“我”。嚴復的“意識我”,王國維的“生活之欲”,章太炎的莊子式“無待”的自由、“齊物”的平等,都可以看成這種人文我在經驗認識、形上意志和學術歷史上的表現。梁啟超批判舊史學,建構“新史學”,研究中西學術思想史,都體現了他對人文我的學術追求。
其次,提倡國學,鑄造國魂,可以章太炎、鄧實、黃節、劉師培等為代表。1905年創刊的《國粹學報》是其主要輿論陣地。他們所説的國學,總的看,指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以及對它們進行專題整理,發揚其優良傳統。當時一般人“醉心歐化”,秕糠傳統。章太炎等希望通過研究國學,保持傳統學術精粹,激勵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為更好地學習西方,準備民族心理條件。他們將國學和“君學”、“一姓機關之學術”等封建專制學術嚴格區別開來,反對後者,提倡前者,又將國學與西方學術結合起來,主張中西“兼合”,反對武斷的中西對立或比附。中國現代國學研究能取得成績,與這種國學觀密不可分。
其三,介紹科學,提倡實證,以嚴復為代表。嚴復是中國第一位系統翻譯、介紹西方科學,並自覺運用科學實證精神為武器,批判舊學非科學性的學者。他的翻譯,涉及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法哲學、政治學、邏輯學等方面,他有留學經歷,使他成為當時理解西方科學最準確的學者之一。嚴復認為,西方科學的要害在“即物實測”,經驗實證。以此為準,他批判舊學墨守故訓,或心成臆造,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總是缺少實證環節,所以“多誣”,無實無用。他還認識到,西方富強的基礎在科學。有科學基礎,才可能正確認識社會問題,國民素質才能真正提高,從而才可能實現“修齊治平”理想。而科學的基礎,一在歸納法,一在“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以儒學經典《大學》八條目裏的“格物致知”,來理解西方科學的文明地位,同時,又吸收了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和經驗實證的內容在內。嚴復翻譯西學著作,多用舊觀念來表達;理解西方學説,也時用舊學説來比擬。如用“理財學”比附亞當 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等。其目的,恐在於嚴防數典忘祖之弊。他曾批判洋務運動“中體西用”説,但其學術觀卻仍是“中體西用”的格局。他一生思想,前後凡三變。但他批舊學而不批判孔孟,倡科學而不全盤西化。民族學術立場,經驗實證方法,經驗真理的認識,“已輕群重”的觀念,都表明他不是所謂的“科學主義者”。
其四,要求學術獨立,呼喚學術自覺,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是中國現代哲學的開拓者,美學的奠基人,歷史學的開山祖,文學史、文史批評史的開創人。似乎是他,開始跨出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第一步。王國維認為,學術的發達,依賴學術的獨立。學術獨立,指不以學術為手段,而以學術為目的,“為研究而研究”。意思是,不以學術為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等工具,而以求真理為宗旨。他反覆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開,實質是反對封建專制政府對學術的踐踏,對創新的桎梏。要求青年學生應以學術研究為有神聖價值的理想追求,不應以學術為陞官發財的工具。
王國維的學術觀是一個整體。他認為,學術的基礎,是“生活之欲”;而其宗旨,則在於解決宇宙人生根本問題,求得真理性認識;其方法,在於分析與直觀結合,中學與西學兼通。他主張,理解古人學説,必須“忠於”古人;同時“博稽”眾説,了解世界最進步的學問,尤其要研究“反對諸家”的學説,才可能真正理解一種學説價值,至於歷史背景、發展階段、形而上學基礎的探索,也包括在其中。對於學者自身的修養,他也深有感受,認為天才、品德、學問,三者缺一不可;體驗到學術修養三重境界,引宋詞表示,分別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摹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學術研究中超越、冷清、犧牲、憔悴、驚喜,都表現得淋漓盡致,既真且美,感人無窮。上述學術觀可視為對學術中的人文精神、民族文化精神、實證精神、哲學超越精神四個方面的分別討論。人文似腦,民族如身,實證落腳于地,哲學超越則指向可能的明天。四者有機一體,成為輸入中國傳統學術觀中的新鮮血液,推動傳統學術觀及傳統學術的整體變革;四者本身又成為傳統學術觀變革的標誌。舊學術觀也有人文精神,但多局限于道德,缺乏對理性、自由的關注;也有民族文化立場,但局限于華夷之辨,道統之爭,整個民族精神不突出;也有實證精神,但局限于技術層面,包含在經世致用、實學等思潮中,沒有形成明確而可操作的方法程式;也有形而上學超越追求,但不專門、純粹、系統,又缺乏邏輯學的有力支援。對這些不足,王國維等分別吸收並引用西方學術中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實證精神和形上超越精神,改造舊學術觀,批判和剔除其中的奴性、虛玄、庸俗、蒙昧等渣滓,豐富近現代工商業文化中的自由、獨立、實證、理性、自覺等新內容。
這場觀念變革的實質,或可概括為傳統學術的科學化。但這個“科學”,是廣義的,包含了人文社會科學在內。在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雙重支援下,它不僅批判改造舊學,不做舊學奴隸,也批判吸收西方,不做西方奴隸。
清末學術觀,沒有成為明確的思想體系,這可能和他們對辯證法缺乏了解有關。但這些學術觀,是當時學人解決古今中西學術關係這種宏大問題的收穫。肯定有其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但他們治學的無畏勇氣、豪邁氣概,也足令後人景仰。況且從其效果看,正是在這些學術觀的指導支援下,清末民初誕生出中國新一代學術大師,間接地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學術風貌,這很值得我們深思。
《光明日報》 200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