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學術觀，指1900～1911年間中國學人對學術的總看法。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西方科學開始大量傳入中國。經過傳教士的翻譯，洋務派的引進，維新派的宣傳，到辛亥時期，西方科學的引進已有相當大的規模。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人文社會科學的引進明顯佔據主導地位。以嚴復譯的《天演論》、《群學肄言》、《法意》、《穆勒名學》等為代表，各種報刊競相鼓吹，掀起中國思想啟蒙運動。清末學術觀的變革，只是這一思想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這場觀念變革，大體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批判學界“奴性”，要求學術自由，可以梁啟超為代表。1902年梁啟超寫《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説》，大“破學界之奴性”，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專制學術，提出“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有我心思，我理我窮”的激昂口號，認為“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從出也”。他在這裡所説的“我”，是思想自由，有理性懷疑精神，又有經驗實證精神的人文“我”。嚴復的“意識我”，王國維的“生活之欲”，章太炎的莊子式“無待”的自由、“齊物”的平等，都可以看成這種人文我在經驗認識、形上意志和學術歷史上的表現。梁啟超批判舊史學，建構“新史學”，研究中西學術思想史，都體現了他對人文我的學術追求。
其次，提倡國學，鑄造國魂，可以章太炎、鄧實、黃節、劉師培等為代表。1905年創刊的《國粹學報》是其主要輿論陣地。他們所説的國學，總的看，指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以及對它們進行專題整理，發揚其優良傳統。當時一般人“醉心歐化”，秕糠傳統。章太炎等希望通過研究國學，保持傳統學術精粹，激勵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為更好地學習西方，準備民族心理條件。他們將國學和“君學”、“一姓機關之學術”等封建專制學術嚴格區別開來，反對後者，提倡前者，又將國學與西方學術結合起來，主張中西“兼合”，反對武斷的中西對立或比附。中國現代國學研究能取得成績，與這種國學觀密不可分。
其三，介紹科學，提倡實證，以嚴復為代表。嚴復是中國第一位系統翻譯、介紹西方科學，並自覺運用科學實證精神為武器，批判舊學非科學性的學者。他的翻譯，涉及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法哲學、政治學、邏輯學等方面，他有留學經歷，使他成為當時理解西方科學最準確的學者之一。嚴復認為，西方科學的要害在“即物實測”，經驗實證。以此為準，他批判舊學墨守故訓，或心成臆造，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總是缺少實證環節，所以“多誣”，無實無用。他還認識到，西方富強的基礎在科學。有科學基礎，才可能正確認識社會問題，國民素質才能真正提高，從而才可能實現“修齊治平”理想。而科學的基礎，一在歸納法，一在“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以儒學經典《大學》八條目裏的“格物致知”，來理解西方科學的文明地位，同時，又吸收了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和經驗實證的內容在內。嚴復翻譯西學著作，多用舊觀念來表達；理解西方學説，也時用舊學説來比擬。如用“理財學”比附亞當 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等。其目的，恐在於嚴防數典忘祖之弊。他曾批判洋務運動“中體西用”説，但其學術觀卻仍是“中體西用”的格局。他一生思想，前後凡三變。但他批舊學而不批判孔孟，倡科學而不全盤西化。民族學術立場，經驗實證方法，經驗真理的認識，“已輕群重”的觀念，都表明他不是所謂的“科學主義者”。
其四，要求學術獨立，呼喚學術自覺，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是中國現代哲學的開拓者，美學的奠基人，歷史學的開山祖，文學史、文史批評史的開創人。似乎是他，開始跨出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第一步。王國維認為，學術的發達，依賴學術的獨立。學術獨立，指不以學術為手段，而以學術為目的，“為研究而研究”。意思是，不以學術為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等工具，而以求真理為宗旨。他反覆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開，實質是反對封建專制政府對學術的踐踏，對創新的桎梏。要求青年學生應以學術研究為有神聖價值的理想追求，不應以學術為陞官發財的工具。
王國維的學術觀是一個整體。他認為，學術的基礎，是“生活之欲”；而其宗旨，則在於解決宇宙人生根本問題，求得真理性認識；其方法，在於分析與直觀結合，中學與西學兼通。他主張，理解古人學説，必須“忠於”古人；同時“博稽”眾説，了解世界最進步的學問，尤其要研究“反對諸家”的學説，才可能真正理解一種學説價值，至於歷史背景、發展階段、形而上學基礎的探索，也包括在其中。對於學者自身的修養，他也深有感受，認為天才、品德、學問，三者缺一不可；體驗到學術修養三重境界，引宋詞表示，分別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摹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學術研究中超越、冷清、犧牲、憔悴、驚喜，都表現得淋漓盡致，既真且美，感人無窮。上述學術觀可視為對學術中的人文精神、民族文化精神、實證精神、哲學超越精神四個方面的分別討論。人文似腦，民族如身，實證落腳于地，哲學超越則指向可能的明天。四者有機一體，成為輸入中國傳統學術觀中的新鮮血液，推動傳統學術觀及傳統學術的整體變革；四者本身又成為傳統學術觀變革的標誌。舊學術觀也有人文精神，但多局限于道德，缺乏對理性、自由的關注；也有民族文化立場，但局限于華夷之辨，道統之爭，整個民族精神不突出；也有實證精神，但局限于技術層面，包含在經世致用、實學等思潮中，沒有形成明確而可操作的方法程式；也有形而上學超越追求，但不專門、純粹、系統，又缺乏邏輯學的有力支援。對這些不足，王國維等分別吸收並引用西方學術中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實證精神和形上超越精神，改造舊學術觀，批判和剔除其中的奴性、虛玄、庸俗、蒙昧等渣滓，豐富近現代工商業文化中的自由、獨立、實證、理性、自覺等新內容。
這場觀念變革的實質，或可概括為傳統學術的科學化。但這個“科學”，是廣義的，包含了人文社會科學在內。在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雙重支援下，它不僅批判改造舊學，不做舊學奴隸，也批判吸收西方，不做西方奴隸。
清末學術觀，沒有成為明確的思想體系，這可能和他們對辯證法缺乏了解有關。但這些學術觀，是當時學人解決古今中西學術關係這種宏大問題的收穫。肯定有其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但他們治學的無畏勇氣、豪邁氣概，也足令後人景仰。況且從其效果看，正是在這些學術觀的指導支援下，清末民初誕生出中國新一代學術大師，間接地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學術風貌，這很值得我們深思。
《光明日報》 2001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