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話

    在今天人們的文化生活中，大概沒有什麼媒體能像電視那樣具有如此強大的傳播功能和影響力了。有人將電視稱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因為它在傳播資訊和知識、開啟人類心智、影響現實生活及人們的價值觀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似乎對熒屏一些時政類、知識類、談話類節目較為認同，如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實話實説”等節目贏得受眾較好的口碑和較高的收視率；而對娛樂、休閒類節目的看法卻不盡一致，甚至有時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近期輿論針對熒屏上商業性的電視劇風靡一時，古裝戲戲説成風，搞笑、滑稽、武俠、遊戲、競賭等類節目紛紛出籠的現象提出批評，有人進而認為當前的熒屏節目存在著“庸俗化”傾向。本期“文化視點”欄目以此為話題，約請從事影視藝術和社會學研究的專家對這一問題發表看法。

    庸俗化的評價並不準確

    主持人：近期有輿論認為我們的熒屏節目存在著“庸俗化”傾向，各位專家是否認同這一説法？我們熒屏的娛樂類節目（包括電視劇和電視節目）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

    張頤武：我並不能夠完全認同這個説法。我想，電視文化的問題遠比“庸俗化”要複雜和微妙得多。對於“庸俗化”的批評並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電視文化具有越來越大的衝擊力和影響力的同時，對於“庸俗化”的批評就一直非常激烈，但似乎並沒有對於電視文化産生影響。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從另外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庸俗化”當然是無法忽略的，但電視節目本身就有不同的功能，時政類、知識類、談話類節目和娛樂節目的目標和功能本身就有所不同。其實，《實話實説》之類談話節目就極具娛樂性，很難一概而論。精英主義式的一筆抹殺和民粹主義式的簡單肯定都不可取。流行和娛樂並沒有“原罪”。它和純文學一樣都需要具體分析。我們習慣於認為大眾文化由於迎合而媚俗，其實在目前越來越“複雜”的市場上，只要是文化産品都會有交換價值，“高雅”也具有相當的商業性，媚俗和媚雅都已出現。我覺得目前電視文化的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庸俗化。

    尹鴻：也許可以説，電視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夏學鑾：我傾向於用“世俗化”來描述和解釋各種文化現象（包括電視文化）。雖然“世俗化”和庸俗化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它們之間卻存在著根本的區別：（1）“世俗化”是個確定性的、成熟的、公認的哲學———社會學概念，而“庸俗化”則是一個不確定的、不成熟的、缺乏廣泛認同的普通常識話語；（2）“世俗化”涉及到社會—文化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明確的個體針對性，而“庸俗化”則涉及具體人及作品的學風和文風問題，有很強的個體針對性；（3）“世俗化”畢竟是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並不帶有價值判斷的性質，而“庸俗化”則是一個與價值相關的概念，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性質。我對轉型期的中國人專門作了研究，結論是轉型期的中國人所追求的是以個體為中心的感性文化價值體系，其核心是感性高於理性，物質高於精神，一句話，是一種世俗化的文化價值體系。

    電視文化是社會心理的折射

    主持人：電視節目目前的現狀是否與特定的社會背景有關係？

    夏學鑾：是的。由於整個社會和文化有一種“世俗化”的傾向，電視文化也不例外。

    尹鴻：在一個消費社會裏，娛樂性節目的風行，有它自身的“現實合理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整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中國的電視文化也經歷著從宣教文化向娛樂文化的轉型，特別是在九十年代末期，由於各電視臺、電視頻道的激烈競爭，也由於各種傳媒之間的激烈競爭，也由於處在特定歷史狀態中的電視消費群體的娛樂需求的增加，導致電視的娛樂化傾向越來越明顯。這些娛樂節目用對矯情的貴族意識的嘲笑、對那些虛偽的道德寓言和價值觀念的瓦解，以及那種進退自如、寵辱不驚，超然于勝利與失敗之上的人生態度，為處在生存壓力下的大眾允諾了一種文化“解放”，它興高采烈地拋棄了那些由意義、信念、價值強加給人們的重負，用一種能夠逃脫懲罰的遊戲方式，在清掃著文化垃圾的同時也滿足著人們的一種“父”慾望。它們提供的是一個歡樂的平面，一個世俗化的萬眾同樂世界。

    主持人：但是，電視文化的現實合理性，並不意味著要回避對它的價值判斷。

    夏學鑾：是的。雖然“世俗化”本身並不帶有價值判斷的性質，但應看到，這個概念所揭示的社會文化含義卻並不完全是積極的。有些純娛樂節目“世俗化”就“世俗化”了，無關宏旨，而與價值體系相關聯的文化“世俗化”，則具有完全負面的意義，像電視劇《海馬歌舞廳》主題歌所唱的那樣“遊戲人間”，這種人生態度難道是積極的嗎？

    張頤武：娛樂類節目的功能是非常矛盾的，它在為社會大眾提供了快感和樂趣，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中新的社會力量和新的文化的崛起，往往投射了一種充滿活力的“新”、“富”中國的想像，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窄化了現實世界，它的想像往往是片面的，也往往迎合了某種趣味。如最近電視中流行的鉅額的博彩節目，就提供了一種對於偶然性的崇拜，一種投機性文化趣味。而那些表現中年人家庭危機和情感問題的電視劇也表現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情感方式和價值趨向，透露了他們在物質相對滿足之後的精神焦慮。而那種力爭上游的個人成功的價值更是具有主導性，成為電視文化的主導價值。這種特定階層的意識往往掩蓋了許多真切的問題。娛樂往往忽略弱勢群體的感受和經濟成長中的受到損害的人，這會産生偏見和簡單化。我以為目前的電視文化似乎需要使各個階層連接的“場”，促進新的社會團結，凝聚認同，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

    警惕電視娛樂節目成為新的霸權文化

    尹鴻：有一點特別值得警惕，就是當娛樂文化與文化工業相結合，文化生産與經濟利潤相結合的時候，娛樂節目很可能因為其經濟利益的誘惑在市場機制的操縱下而成為一種新的霸權文化。它將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為主流的甚至是惟一的文化趣味，它排斥包括精英文化、邊緣文化、前衛文化，甚至現實主義文化在內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這是以大眾名義所施行的一種一元化文化專制。其結果不僅意味著大眾中的許多成員的文化訴求被否決，而且也意味著文化的多元格局被破壞。我們只有一種平均化的文化，在這樣的文化狀態中，文化失去了發展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大眾也失去了獲得豐富多樣的文化營養的可能性；同時，我們也只有一種宣泄性的、遊戲性的娛樂文化，而我們認識現實、把握現實、批判現實的精神需求，我們從文化中獲得知識、智慧、思想的精神需求，我們體驗那些永恒的審美經驗的精神需求都將被忽視和否定。

    文化工業所關心的始終是金錢而不是人，因而它所建立的文化帝國是一個能夠換取利潤的娛樂文化的帝國，而人的發展所必須的全面的精神需要對於文化工業來説，則被看作“票房毒藥”、“收視率毒藥”而被禁錮。

    顯然，在包括文化、包括愛情、包括一切神聖和不神聖的東西都被消費化、商品化的時候，娛樂節目興起所形成的對文明的挑戰，與其説是娛樂節目本身的遊戲化，還不如説是這種節目很可能因為其經濟效益的本質，被文化工業生産為一種霸權文化，一種壟斷産品，於是，不僅是那些脫離大眾平均文化消費趣味的大量的大眾文化需求被剝奪，而且也意味著那些處在平均消費趣味線上的大眾也將只能得到一種惟一的文化營養，造成一種文化的偏食，就像我們只能得到一種食品一樣，從而影響到人們的生理、心理健康。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去創造一種機制，來維護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産品的多樣性。

    按藝術規律定位電視節目

    主持人：在電視的收視率調查中，經常出現這樣一個現象，一些我們認為格調不是很高的電視劇或遊戲節目，收視率卻不低，該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張頤武：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指誰？“我們”和大眾文化有怎樣的關係？這恐怕是不能回避的。我想，一方面，知識分子和文化研究者應該對大眾文化保持分析和批判的立場；另一方面，也應該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尋求一種與大眾文化對話的態度，對於它的積極面和消極面有比較明智和客觀的分析。高高在上的“俯視”當然不可取，取悅獻媚的“仰視”也不可取，恐怕應該有一種“平視”的態度。我覺得像《還珠格格》這類電視劇不能簡單地以庸俗來概括，它在全球華人社區中受到的熱烈歡迎並非偶然，它表現了青少年亞文化的矛盾性，即“新新人類”對傳統規範的又要衝破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去順應的心態。去年我在香港參加的“華語影視文化研討會”時，這部電視劇成為許多海外學者研究的重點。

    夏學鑾：廣大人民群眾喜歡的作品必然有其可看、可愛之處。這些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受到大眾歡迎的作品很值得我國的影視工作者研究、參考和借鑒。

    主持人：應當承認，近年來，電視工作者在提升電視的文化品格方面做了不少積極的探索和努力，出現了一批格調昂揚向上的電視劇和節目。但是收視率調查顯示，這樣的電視節目，有時收視情況並不十分理想，該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張頤武：只要符合電視藝術表現的規律，抓住人們關切的興趣點，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電視劇儘管主題積極，但在具體表現手法上，卻缺乏電視化特點，無法抓住受眾心理，當然不會有好的效果。

    主持人：就各位的個人印象，目前我們的電視劇和電視節目中，哪些屬於品位不差，同時又具可看性的作品？

    張頤武：《突出重圍》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一面賦予我們對國家的強烈認同感，又有飽滿的戲劇衝突，還有人物的複雜糾葛，把情節劇的手法和國家面臨挑戰的緊迫感結合得非常好。《紅色康乃馨》也是如此，讓懸念等等情節劇的手法和有關腐敗的公眾關心的問題結合在一起，有一定的衝擊力。將觀眾面對的緊迫的文化問題和情節劇的表現結合是電視劇成功的策略。實際上，就是像流行的所謂“日劇”、“韓流”也都是與大都市青年“白領”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有關，如高度現代化都市青年的“愛情”問題等等，和中國現在都市人面對的許多問題有直接的聯繫。而我們本土的電視劇很少這方面的表現。這説明電視劇的成功並不是僅僅依靠迎合和取悅，而是應該比觀眾永遠快半步，掌握他們真實的想法，給他們想像的空間。

    夏學鑾：我認為在我看的電視劇中有兩部比較好，一是《一級恐懼》，另一個是《鐵齒銅牙紀曉嵐》。《一級恐懼》的人性化視角值得肯定。《鐵齒銅牙紀曉嵐》有戲説的成分，但它用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話語體系來詮釋歷史上的是非曲直和忠奸善惡，看起來讓人覺得歷史與現實並不遙遠。

    新的文化形態呼喚 新的評價機制

    主持人：剛才我們涉及到評價機制這個問題，有一個現象比較典型：一段時間以來，在大中學生中出現了《大話西遊》熱，據説甚至北大、清華的學生也為它瘋狂，這令老師、家長們頗感驚奇和費解。按説這是一個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較為活躍的群體，究竟是他們的整體趣味出現了問題，還是社會評價機制出了問題？

    夏學鑾：《大話西遊》受到現代大學生的喜歡是必然的，這是因為這部影片所張揚的後現代文化的價值觀與現代大學生的文化價值觀是不謀而合的。作為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形式，後現代文化充其量是現代文化的一種亞文化形態，它不是與現代文化對立的，而是與現代文化一致的，它力圖用挑戰現代文化基本假設的形式來補充、發展、完善現代文化。現代大學生實際上是被涵蓋在現代文化的主流之內的，其文化（如果説他們已經發展出自己的文化的話）在本質上依然屬於現代文化，但從其形式上看它是現代文化的一種亞文化形態。這種亞文化形態在流行歌曲、文學藝術、戲劇電影和電視娛樂節目以及在現代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有所表現了，從崔健的“一無所有”，到《還珠格格》中小燕子的“我就是這個姑娘”，再到《大話西遊》至尊寶“愛你一萬年”的愛情宣言，從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在催發一種“新新文化”的産生。像“小燕子”那種自由飛翔，又像“至尊寶”那樣自尊堅固，這就是這種文化的核心和靈魂。這種文化的後現代性開始尚不明顯，但隨著《大話西遊》在大學校園裏的迅速傳播，其後現代文化的性質變得越來越突出，已變成一種自覺的認同了。“新新文化”的後現代性表現為俗、媚、獨、特、嫩幾個特質：“俗”指這種文化是世俗的、物質的、大眾的，“媚”指它是以感情為中心的媚情文化，“獨”指崇尚獨立價值，“特”指推崇個性魅力和風采，“嫩”即幼稚化傾向。

    張頤武：《大話西遊》的流行似乎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出現。《大話西遊》和周星馳為代表的“無厘頭”文化對於新興的網路文化有巨大影響。《大話西遊》已經成為中文網路社區中的一種話語方式，為網上交談提供了語言，金庸的作品也有這方面的功能。這一現象引起的分歧和爭議實際上是新的以“視聽”、“網路”為中心的文化與傳統的文字文化之間的“代溝”，顯示了兩種知識體系和話語方式的斷裂。現在的問題是，年輕人對於經典的文化缺少接觸，而成年人對於新的文化不夠了解。我覺得沒法判斷其間的是非，只能期望雙方互相理解。年輕人多接觸經典文化，而成年人多認識新的文化，這樣互相了解，互相寬容，擴大自己的視野。如果僅僅從傳統的文字文化的視角出發，往往忽略新的文化形態的特點和新的社會格局的變化，往往用舊的文化模式判斷新的現象，就會出現錯位。在這方面，我們的理論需要再出發。

    建構多元化的電視文化機制

    主持人：目前電視文化的狀態是一種短期狀態，還是會在相當一段時期繼續存在？

    張頤武：會繼續發展，它是中國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的部分。隨著中國進入WTO和奧運申辦成功，中國電視文化面對許多矛盾，如跨國資本進入的衝擊，電視娛樂節目的“概念貿易”帶來的“全球本土化”問題等等都有待我們繼續探索。

    夏學鑾：作為一種感性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電視作品的世俗化在轉型期的中國將會長期存在。只有當一種新的理性文化開始迴圈的時候，世俗化的電視作品才會退到後臺，讓位給充滿理想和信念的新文化作品。

    主持人：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提升電視節目的品位？

    張頤武：電視工作者比我們熟悉運作的過程，也有許多好的創意，他們只要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就會有可觀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也提供了最好的平臺。中國電視文化的前景仍然是非常好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其中將一些“看不見”的階層納入到其中，顯示他們的光彩，表現生活和社會的多樣性，創造社群的團結。

    夏學鑾：不要為娛樂而娛樂，要讓人們在娛樂中增長智慧、提高修養和激發創造才能。另外，在娛樂中不要為了追求噱頭而搞一些惡作劇或庸俗低級的東西，要充滿人文關懷精神。

    尹鴻：提升電視節目的品位，應該與構建理想的電視文化一起來談。新世紀的中國電視文化，應該是一種多元的文化，一種大眾與小眾、共性與個性、高雅與通俗、主流與邊緣、認同與超越、正統與前衛、男性化與女性化、國際化與本土化、傳播與接受，相互補充、相互參照的並存、互動的文化，它承認所有人的文化權利，它尊重人們所有的精神需求，只有這樣，電視才能真正成為現代文化的一個充滿活力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政客獲取政治權利和商人獲取經濟利潤的工具。

    也許，目前我們還缺乏建構多元電視文化的機制，但是，這種機制的建立只是需要我們以一種對文明、對我們自己負責的方式去探索而已，目前電視娛樂傾向的過度膨脹必將隨著人們對電視文化的重新認識而得到調整。世世代代，人類曾經面對過許多挑戰，最終都度過了危機，新世紀的人類文明依然會尋求到一種能夠維護、鼓勵和推進文化多元發展的途徑，而且這種途徑不僅是政治性的同時也是經濟性的，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符合人自身利益的文化需求不能經受文化市場的檢驗，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大眾文化素質的提高，電視文化的多元性將不僅是一種公益需求，同時也可能成為一種産業需求———而這一點，在國內外的文化産業運作中，已經有了許多成功經驗，這些經驗正為我們提供了對電視文化多元前途的信心。

    ●主持人：本報記者吳娟●參與專家：張頤武尹鴻夏學鑾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從事中國當代文學、電影、大眾文化及批評理論研究。著有《在邊緣處追索》、《大轉型》（與謝冕合著）、《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散文集《世紀末的沉醉》等。

    尹鴻，文學博士，清華大學傳播係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事媒介文化、影視文化與藝術的研究、批評和教學。著有《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鏡像閱讀》等著作。主編《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等。目前正進行“好萊塢與中國電影”、“媒介理論與媒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夏學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曾在美國馬利蘭大學做訪問學者兩年。現從事社會心理學、社會福利制度、社區建設和青少年研究。著有《轉型期的中國人》、《整合社會心理學》等專著。主編《中國社區建設：理論政策實踐》等。

    大學生談電視節目

    網上調查

    “電視節目正在庸俗化嗎？”記者日前在某網站的校園頻道以此為題，做了一個小型的輿論調查，不少網友參與討論。

    一部分網友對電視節目現狀表示了自己的不滿。但談到造成電視節目尤其是娛樂節目品位不高的原因時，觀點莫衷一是。網友沙白先生認為，思想界、娛樂界缺乏創新，商業化運作淹沒創新，是主要的原因。網友春塘魚認為原因是社會整體缺乏信仰，無信仰就會庸俗，就會追求感官刺激以解脫自己。網友鳴惠則認為，電視節目“俊男靚女、戲説、偶像”這些現象，不單是庸俗和信仰的問題，還暴露出深層的問題，在我們當代的文藝工作者中，缺少思想精英，在創作思想中缺乏一種挑戰權威的意識。

    也有網友認為，對當下的影視節目或相關文化現象不應一概而論，一個“俗”字概括不了複雜的現狀，應透過現象看本質，對不同的文化現象進行具體分析。一位網友説，遊戲節目能熱起來，説明這樣的節目有觀眾基礎、有市場，對於靠廣告營利的電視臺來説，給這些節目留出空間無可非議，也滿足了一部分觀眾的觀賞口味。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這類節目應佔多大比例？能否滿足不同文化層次觀眾的需求？在商業利益和文化品位之間，電視經營者能否找到平衡點？等等。

    談到大學生熱衷《大話西遊》現象，有的網友表示不可理解，也有的網友認為《大話西遊》所代表的文化並不屬於俗文化，與一些低俗的電視節目不可相提並論。

    《文匯報》 200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