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來，無論是央行行長周小川，還是銀監會主席劉明康，頻頻發佈一系列的關於中國銀行業改革的言論，而且也推出了一系列國內銀行業改革的措施。如利率市場化、部分資本帳項有限制的放開、銀行業對外開放全面升級、提高合格的境外投資者進入國有銀行持股比例、計劃國家財政對國有商業銀行注資、國有銀行準備上市等等。從這些大的動作來看，國內銀行業改革真正山雨欲來風滿樓。面對這一系列改革，當然是好事，這也是人們早已形成的共識，可以説，國內銀行業如果不這樣大刀闊斧的改革，是永遠無法走出困境的。
但是，中國銀行業改革如何走？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人們心中有底嗎？如果還是用以往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那麼國內銀行業改革的成本有多大？而這些成本又要誰來承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銀監會是希望有所作為，是希望從中國銀行業困境中殺出一條血路？但是這樣做會成功嗎？特別是對問題纏身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來説，僅僅是依靠上市就會把多年積累的問題一了百了嗎？實際上，事情並不會象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如果考慮或謀劃不週，國內銀行業改革的許多方面仍然會陷入難以自拔的深淵。近幾年來，日本金融改革所走過的路應該是一個好的借鑒。
日本金融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如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的“金融改革大爆炸”，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的金融再生重建法，以及成立資産管理公司來處理呆壞帳；１９９９年３月用財政資金注入金融機構；２００１年３月起再度實施零利率政策；２００２年４月起實施存款保險制度等。看上去，日本政府對其金融改革的決心下得很大，特別是對銀行的大量不良貸款問題更是試圖徹底得以解決，但實際上幾年改革下來收效甚微。
根據日本各金融機構的資料，日本七大銀行集團到２００１年４月的潛在銀行不良貸款餘額１８萬億日元，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底２１萬億日元，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底更是增加到了２７萬多億日元。還有，地方銀行、信用金庫、信用組合等基層金融機構的潛在不良貸款餘額也在不斷攀升。截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底，日本民間金融機構持有的不良資産仍有５２．４萬億日元，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９．５萬億日元。經過改革，不良資産不減反增。即使是２００３年日本銀行的危機仍然不斷。
對於日本的金融改革，為什麼改了這麼多年仍然是走不出困境呢？學界對這個問題的原因討論很多，在此也不可一一而足，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應該是政府對金融改革的目標與方向不明確，從而使得金融機構對金融産業的未來發展弄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日本出臺金融改革方案不斷，但多是治標不治本，日本銀行問題仍然叢生。
以日本的金融改革來對照的情況，儘管由於約束條件不同，許多事情沒有參考價值，但是在目標的選擇與確定上是會意義的。對於深化中國銀行業的改革，是長痛還是短痛，是治本還是治標，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到底往哪走？理論界有好的研究嗎？這些研究有好的理論基礎嗎？如果許多問題連道理上都沒有想清楚，那麼做起來如何就會令人質疑了。
目前深化國內銀行業改革最大的幾個理論問題應該是：目前國內銀行業改革是政治化還是商業化、市場化？銀行業改革外在環境改革重要還是建立內控風險管理機制重要？在中國現有的環境下，國內銀行業是建立大而全低效率的銀行重要還是建立小而美高效率的銀行重要？還有，國內的銀行改革是先有法制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幹邊設立制度？等等。如果在這些大的理論問題上不搞清楚，國內銀行業改革走向何方是不知道的。甚至於會步入日本金融業改革的窠臼。
目前的金融業改革，國有銀行的商業化、市場化早已成了共識，銀監會最近所採取的一些改革措施，都表現為銀行改革向市場化方向邁步。如國內銀行股權的多元化、要求企業客戶運作效率的提高、建立與國際慣例通用的會計標準、需求企業和銀行的各種資訊必須公開透明等。但是銀行改革的政治化現象隨處可見，如政府對金融資源的壟斷並沒有弱化，這既表現在國有銀行對金融資源的完全控制，也表現各地方政府希望建立新城市銀行來壟斷地方金融，同時最近央行所稱的利率市場化（貸款利率規定下限、存款利率規定上限），其實是利用金融管制的方式讓社會財富向國有銀行集中。
這種國有銀行改革的政治化還表現為既得利益集團（如四大國有銀行）一方面要把支援國家經濟發展和維護經濟穩定的社會責任攬為己任，由此來反對放開對國有銀行參股比例，渲染國有銀行對外開放會增加國內經濟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又把四大國有銀行巨大的不良貸款歸結于國家體制性原因，需求國家財政來承擔銀行巨大的不良貸款之責任。很簡單，看看近幾年來國有銀行系統職工的收益水準、看看他們的福利待遇、看看這些銀行豪華建築的林立，國有銀行的利益單位化，成本社會化的現象隨處可見。也正是這樣，既得利益集團總是會把銀行改革推向政治化而不是市場化。
還有，銀行的大而全一直是國內銀行業改革的迷思。這主要表現在大的銀行希望保持其大，四大國有銀行如此之大，就是不想分拆，而要追求什麼整體上市；對於股份制銀行來説，則是在通過有利的融資方式拼命地擴張，無論是區域、産品，還是市場樣樣都想擴大；對於城市商業銀行來説，早些時候的淮海銀行、現在正在組建的渤海銀行、東北銀行等都在追求規模越大越好。他們希望借助國際銀行業兼併之大潮，以為國內銀行業發展也是朝此方向必然之勢，因此，通過銀行業的改革來達到佔有更多金融資源之目的。
實際上，無論是從國內來看，還是從國際上來看，銀行大就是效率永遠是一個迷思，因為，從一家大的銀行來看，如果僅是量上的擴張，而不是質上的發展，那麼這家銀行要走上市場專業化，要做出自己具有競爭力的産品是不可能的。而且銀行業的兼併只有它們之間的業務上互補性，才能夠在兼併後獲得效益。否則，如果兼併的銀行業務上完全相同，一家銀行所提供的服務可以完全由另一家銀行替代，唯一差異只是招牌和地點不同，那麼，在缺乏市場專業化、金融産品創新的情況下，這種銀行的擴張所産生的效益是微乎其微。
《亞洲貨幣》雜誌在１９９９年底對亞洲最重要的８８家銀行進行評比，並選出亞洲１５家最佳銀行，在被評比的８８家銀行中，資産最多的是國內四大國有銀行，但是這四大國有銀行並沒有列為最佳１５家銀行之內，反之，其排名都在７５名之後。而最佳的５家銀行中，只有澳大利亞的國家澳大利亞銀行資産規模屬於十大銀行，其餘四家規模遠小于所謂十大銀行。同時，１５家最佳銀行的台灣華信銀行、新加坡ＫＥＰＰＥＬ銀行及菲律賓ＰＣＩ銀行都是中小銀行。可見，銀行的好壞並不在於規模大小，而在於質地如何。而銀行質地才是與銀行的信譽直接聯繫的。如果國內銀行業改革不走出這樣一個誤區，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
還有，國內的銀行改革是先有法制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幹邊設立制度呢？這也應該是目前國內銀行改革一個大的理論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一切都是百廢等興，對新制度的理念，對新制度的理解，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因此，從幹中學、從幹中確立制度，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２０多年了，法律法規、制度規則不僅陸續出臺不少，而且這種理念早在人們心中沉澱了下來。因此，還是以改革初期的方式來進行銀行改革其成本一定會很高。
如最近發生的中國工商銀行票據事件，在問題出現之前，該項業務風行全國，成了銀行信貸最大的增長點，但是問題一齣來，各家銀行立即嚴厲收縮，使得銀行票據業務立即進入了冰河期。還有，由於最近持續信貸緊縮，一些股份制銀行開始採取轉讓信貸資産的方式來解決資金流動性問題。有人認為，國內股份制銀行信貸資産轉讓業務其實是一種萌芽狀態的信貸資産證券化，是中國銀行業債權債務在金融機構之間流動的新嘗試。但是這些銀行行為具有法律上的依據嗎？如果沒有，今後出現問題與糾紛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可以説，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與發達的市場體制相比，法律滯後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定會增加金融改革的許多成本。
總之，國內的銀行業改革，如果不對一些重大的問題理論予以澄清，其改革的思路是否具有明確性、前瞻性是令人質疑的。（易憲容）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