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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村落的人文關懷

賀為才

    古徽州本是“山限壤隔”、“地狹人稠”之僻壤,自然資源匱乏,當地出産難以自給,然而,竟奇跡般留下了類似西遞、宏村(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等近百所古村落。是何種力量造就了如此眾多的耀眼的“傳統文化的明珠”?置身於徽州古村落中,發現其中包藏著尚未被普遍注意的深刻原因——徽州古村落的人文關懷,即:在徽州古村落中,人的位置得到正確的擺放,天人關係、人文關係及人際關係均能妥善處理,使人的主導地位得以確認。正是這親切厚重的人文關懷,激發了徽州先民無窮的創造力,從而構築了異於其他地域的燦爛輝煌的徽州文化村落和“徽學”殿堂。這也是徽文化形成和繁榮的直接內因之一。

    徽州古村落的人文關懷,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以山水養人,怡情礪志。徽州古村落素以山水俊秀著稱,“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傍檻流”(宋郭熙《林泉高致》)便是生動寫照。為營造理想的人居空間,徽州古村落在規劃選址時,充分吸收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天人合一”(儒家)及“物我為一”(道家)的思想觀念,刻意追求一種獨特的既尊崇自然、保護環境,又富於生機活力的生態聚居空間。徽州先民為了在自然山水中謀求最佳的居住空間,將中國古代風水地理學運用發揮到極致,創建了“西遞”、“屏山”、“臨溪”、“龍井”等著名風水寶村,同時又成功地將“倣生學”引入村落規劃中,出現了存留至今的“牛形村”、“船形村”、“棋盤村”等傑作。

    為了實現山水對人的關懷,徽州古村落多依山傍水,靠近水源,以利於生産生活、交通聯絡。而營造村落時,則力求貼近自然,以“山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煙雲為神采”,把自然村落建成“山為骨架,水為血脈”的生命有機體。由於純粹天然而完美的人居聚落環境難以尋覓,於是,徽州古村落的營造者們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融入多重人文因素,使山水更加怡情。如在村落營建水口園林,既供來往者歇息,又是本村落的景觀標誌;或別出心裁,從《詩經》名篇中擢取“澹淇”、“檀幹”等為村名、園名。總之,要使居村者耳濡目染中時刻感受到人文氣息。

    山水養人,人養山水。由於移民的大量遷入和繁衍生息,徽州人口膨脹,衣食緊張,村落必須拓展。但終究沒有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拓荒塞水、從土中刨食恪守“農耕”的老路,沒有以犧牲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為代價。徽州人在其宗譜族譜、村規民約中屢屢有禁止開山採石、濫伐林木、破壞水土的條款。為了解決生存危機,部分徽州先民敢於取道封建時代的“末業”——從商,“寄命于商”,在異鄉施展才幹,誠實勤勉,而且大獲成功,於是造就了一代代“徽駱駝”、“績溪牛”,又留下了“無徽不成鎮”的佳話。值得注意的是:徽商又將大部分利潤回報家園,美化家園,使村落家居更顯魅力,把徽州村落建設導入良性迴圈。

    二、以文教育人。深入到徽州村落小社會考察,不難發現:由於尊重文教,村落中每一個成員都能享受到基本的良好教育,人盡其才,或耕讀“學而優則仕”、或經商行醫、或習文學畫學廚藝……幾無無用之人。因此,可以説徽州在“仕途”與“經濟”上的成功乃是“以文教育人”、“以文化立村”的成功的典範。

    在古徽州村落,讀書蔚然成風。認為“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西遞村楹聯),於是“山間茅屋書聲響”(康熙《祁門縣誌卷一》),“十戶之村,不廢誦讀”,士子們發奮攻讀,紛紛躋身科舉仕途。明以降,因科舉入仕的徽州人成批出現,同一村落“一門九進士,同胞兩翰林”及“父子尚書”已不鮮見,胡宗憲、汪道昆、許國等名重朝野的高官鴻儒便出自徽州。同時,這些人仕途上的成功又更加激發了徽州讀書人的熱情與慾望。

    為了創設良好的讀書育人環境,徽州村落紛紛建立書院,影響較大的有紫陽書院、環古書院、東山書院等,還延請大家名流到書院講學、切磋學問。為優化育人環境,徽州村落多以吉祥圖文作為裝飾,如利用建築雕刻、楹聯諺語等勉勵、提醒莘莘學子讀書進取、奮發向上。

    徽州的教育是以“育人”為本的,不僅向受教育者進行封建正統文化教育,而且重視算學、醫學等技藝教育,主張“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西遞村楹聯)。所以,在徽州村落中,真正做到了有教無類,各顯其能,人才輩出。

    總之,良好的育人環境,造就了徽州人的好學精神,提高了徽州村民的整體素質,為徽文化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內在基質,造就了戴震、陶行知、胡適等一大批文化名人。

    三、以禮儀聚人。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徽州古村落中人際關係的形成也是以禮制為前提,以宗族組織為基礎的。這種格局,不僅要求村落規劃佈局合乎禮儀,不可違規,同時要求村落成員恪守封建等級社會規範和道德約束,不得僭越。

    北方大族南遷徽州後,擇地建村,依然聚族而居,而且“絕無一姓攙入者”,使宗族制度更為嚴密。在古徽州,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千家之冢,不動一;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係,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遷徽氏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遷祖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常以族姓命居住地。當原居地發生地狹人稠矛盾後,始分居他鄉。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係分居幾村,有的累世同居。”(《徽州地區簡志》)如:許村、鄭村、江村等。為強調敬宗收族,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修譜聯宗,建祠而祀。聚族而居,和睦相處,連綿千載,使徽州村落更具凝聚力。這種牢固的宗族體系,即使經商外遷,仍然結成商幫,甚至形成宗族壟斷商業組織。

    在宗族鄰里之間,徽州村落也以“禮”相處,“禮”中融“理”。信奉“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講究禮讓,“作退一步想”、“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便宜多自吃虧來”(徽州村落楹聯)。在處理日常事務時,以“理”服人,分家、買賣、典當、租賃轉讓等等均由當事人及中人協議立契約為憑據,而且世代相傳,至今仍存有數十萬件“徽州契約文書”。當發生民事糾紛時,即使在宗族村落之間,徽州人也是重“文鬥”不尚“武鬥”,到官府訴訟,形成法治與禮儀並重的文明風氣。

    

    光明日報 2001你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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