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欠民工工資還將民工打傷，這樣的事情本來頗為常見，過去遇到類似的情形，一般是政府出面做一番調解，然後就風平浪靜了，但在今年，大事化小的可能性正在不斷降低。前幾天，媒體披露湖北孝昌建築工程公司“故伎重演”，在北京的工地上打傷5名民工，此事受到了北京市建委的嚴肅查處。該企業是否會被逐出北京的建築市場，有關部門正在“討論”之中。可以想見，在目前的“大氣候”下，該公司一定會為自己的拖欠、毆打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

清理拖欠民工工資的過程，實際上是政府、建築企業和農民工之間的三方博弈。在這三者中，民工當然是處於弱勢的。由於廉價勞動力市場明顯供過於求，現有戶籍管理制度又不能為民工提供庇護，民工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後，往往無力自助，甚至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於是，他們只好借助自殘的方式來引起社會的關注。農民工為工資自殺的現象，看上去是“個體的輕生”，實質上是“群體的自救”，只不過這種自救行為太過無奈罷了。要想從根源上杜絕這種現象的發生，不能依靠“嚇唬”民工，而是要為民工提供伸張權利的途徑，也就是説，要讓民工有牌可出。

從目前的情形看，民工手裏有幾張什麼牌呢？第一張牌是社會良知，具體體現是新聞媒體的呼籲。這雖然是一張好牌，但它不具備普遍有效性，因為新聞媒體只能關注那些社會影響較大的事件，只能為一小部分民工提供保護。第二張牌是法律，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張王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民工幾乎不可能打出這張牌來，一來民工的法律素養大抵比較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了解民事訴訟的途徑和程式，二來為拖欠工資鬧上法庭，不僅成本非常高，也很容易打掉自己的飯碗，所以，依靠法律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只能説是學者們的“理想設計”。近來，民工手裏又多了一張牌，那就是國家有關部委發出的《關於切實解決建築業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從目前情況看，這張監管牌對建築企業有很大的“殺傷力”，僅在貴陽市內，就有6家企業因為拖欠民工工資而被剝奪了出牌權。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張監管牌是由政府管理部門代替民工打出來的。

能不能代替民工打好監管牌，成為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關鍵，因為在目前的情形下，只有職能管理機構才能與建築企業進行有效的對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公眾對湖北孝昌公司的結局有著濃厚的興趣。（蔡方華）

北京青年報 2003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