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欠民工工資還將民工打傷,這樣的事情本來頗為常見,過去遇到類似的情形,一般是政府出面做一番調解,然後就風平浪靜了,但在今年,大事化小的可能性正在不斷降低。前幾天,媒體披露湖北孝昌建築工程公司“故伎重演”,在北京的工地上打傷5名民工,此事受到了北京市建委的嚴肅查處。該企業是否會被逐出北京的建築市場,有關部門正在“討論”之中。可以想見,在目前的“大氣候”下,該公司一定會為自己的拖欠、毆打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
清理拖欠民工工資的過程,實際上是政府、建築企業和農民工之間的三方博弈。在這三者中,民工當然是處於弱勢的。由於廉價勞動力市場明顯供過於求,現有戶籍管理制度又不能為民工提供庇護,民工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後,往往無力自助,甚至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於是,他們只好借助自殘的方式來引起社會的關注。農民工為工資自殺的現象,看上去是“個體的輕生”,實質上是“群體的自救”,只不過這種自救行為太過無奈罷了。要想從根源上杜絕這種現象的發生,不能依靠“嚇唬”民工,而是要為民工提供伸張權利的途徑,也就是説,要讓民工有牌可出。
從目前的情形看,民工手裏有幾張什麼牌呢?第一張牌是社會良知,具體體現是新聞媒體的呼籲。這雖然是一張好牌,但它不具備普遍有效性,因為新聞媒體只能關注那些社會影響較大的事件,只能為一小部分民工提供保護。第二張牌是法律,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張王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民工幾乎不可能打出這張牌來,一來民工的法律素養大抵比較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了解民事訴訟的途徑和程式,二來為拖欠工資鬧上法庭,不僅成本非常高,也很容易打掉自己的飯碗,所以,依靠法律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只能説是學者們的“理想設計”。近來,民工手裏又多了一張牌,那就是國家有關部委發出的《關於切實解決建築業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從目前情況看,這張監管牌對建築企業有很大的“殺傷力”,僅在貴陽市內,就有6家企業因為拖欠民工工資而被剝奪了出牌權。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張監管牌是由政府管理部門代替民工打出來的。
能不能代替民工打好監管牌,成為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關鍵,因為在目前的情形下,只有職能管理機構才能與建築企業進行有效的對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公眾對湖北孝昌公司的結局有著濃厚的興趣。(蔡方華)
北京青年報 2003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