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諸巍

嘉賓：盛洪（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公用事業民營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思想界、經濟界評論十六屆三中全會時，無一例外地看重一條——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不禁入”的領域。有學者認為，這不僅是對非公經濟的直接推動，由此彰顯的“不禁止，則自由”新思路，將影響到整個社會體制改革、法治理念的革新。對非公有資本“開禁”，歷來“官辦”的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領域也成了民資關注焦點。

我們注意到，就在十六屆三中全會話音剛落之時，上海發改委宣佈，上海將進一步向民間資本開放市場，其中包括了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諸多公用事業。作為國內率先倡導公用事業民營化的學者，您對此作何評價？

盛洪：公用事業民營化是一個世界潮流，理解了這個潮流的內在動力，也就更能體會三中全會在如此廣闊的空間內“開禁”非公有資本的深意。現在大家都能理解的一點是，光靠國有資本投入，不足以解決公用事業的社會供給，這固然是問題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在於，我們要解決公用事業運轉效率低下的問題：政府體制和公營體制既限制了企業和職工盈利的積極性，同時又沒有承擔經營後果的相應約束，盈利了個人並不能多得，虧損了反正有政府補貼。經濟學家認為，“凡是市場能做的，政府都儘量退出”。政府的職責就在於，集中更多的精力、財力，提供市場做不了的公共産品，同時維護社會公平。所以，即使政府有錢，可以民營化的公用事業也應民營化，民營化不是“救命稻草”，而是政治觀念改變的思路所在。

有個例子很説明問題，四川邛崍縣原自來水廠實行民營化後，職工人數從100多人陡降到12個人，更加“別出心裁”，把幾十年一貫的白天生産改為晚間作業，一下子抓住了分時電價的優惠，成本下降一半。在按成都地區平均水準定價的情況下，民營水廠盈利豐厚。這説明瞭什麼？資本會想盡一切辦法增加利潤，這種動力是持久的、強烈的，是行政力量永遠達不到的。所以，即便有些地方的公用事業還“官辦”得不錯，也該讓位給民營企業去經營。這樣，資源的利用率更高，全社會的效率更高，我們有什麼理由不這麼做？

主持人：資本的力量的確驚人。但是回到現實中，公用事業民營化真的能保證供應、百姓滿意嗎？在美國歷史上幾次大停電事故中，人們都把矛頭直指私有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您仍然相信公用事業民營化的“效率”嗎？

盛洪：美國大停電的原因很複雜，我這裡只能説，那不是民營化的惡果，相反是民營化不夠的結果。美國電力改革，把發電、輸電、配電分開，發電部分完全市場化，輸電公司向發電公司批發電，但考慮到居民承受、選民支援等因素，不少州又限制電的零售價，由此造成了輸電公司大量虧本，無力也不願進行輸電網路改造，大停電就起因于老舊的輸電網路。但是如果能夠適當放開零售電價呢？情況可能就完全不是這樣了，事實上，美國目前也是這麼補救的。

説到這裡，我們的討論其實進入到了公用事業民營化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定價”。公用事業並非完全的市場競爭領域，它帶有自然壟斷的性質，一個區域內可能只能有一個自來水廠，建兩個的話，就是浪費資源，更不可能鋪設兩套管道，沒有多家競爭，市場的定價機制在這裡失靈了。我們不可能讓廠家自己定價，那樣必然是壟斷價格，也不可能讓消費者定價，那樣肯定是無利可圖。但要明確這樣的觀念，公用事業民營化，一定要讓民間資本賺到錢，理論上定價是稍高於平均成本。當然，實際定價很困難，我們需要科學的成本預測，充分的市場競標、全面的社會聽證。

主持人：公用事業關乎城市命脈，全都交給民營資本，能讓人放心嗎？做個不恰當的類比，在科幻小説中，常常出現一個龐大的企業集團以水、電、煤的供應為要挾，逼迫城市的情景。資本是追逐利潤的，萬一哪天民營資本突然覺得賠本了，撂挑子不幹了，我們怎麼辦？

盛洪：我倒並不太擔心這個問題，公用事業的産品不是一般産品，不是想供給就供給，不想供給就不供給了。政府對進入這個領域的民營資本，會有嚴格的契約管束，還包括加大力度監管産品品質，避免為了減少成本而偷工減料的事發生，相信這些政府都會做。但我們需要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用事業民營化合同，對違約風險、賠償責任和處罰辦法都要仔細規定，特別要寫明合同不受政府換屆、官員調任的影響。當然，更宏觀的保護來自全社會不斷孕育完善的契約意識。

解放日報 2003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