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經濟小幅回落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三季度GDP增速為9.1％，比二季度加快2.4個百分點，經濟加速增長勢頭明顯。而最近，國內外仍有不少學者指出，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還要高，比如，摩根士丹利駐香港的謝國忠以附加值對GDP貢獻的比重衡量，僅根據出口、房地産和汽車三項指標的增長率就推斷出今年中國的GDP增長超過10％。一時間，中國經濟又要加速起飛的印象開始留在了一些樂觀者的腦海中。然而，實際情況好像並非如他們所想像的一樣。

1.在緊縮政策的作用下，多數指標增幅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從月度數據看，我國經濟總體增長勢頭有所下降，比如，從8月份開始，房地産投資增長就開始減速，該月工業之所以在貨幣緊縮的情況下還加速增長，主要是由幾乎不受國內信貸政策影響的外商投資企業增長繼續加速所導致，但國內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公有的）的工業生産確實有所減速。到了9月，各類工業企業增長速度都開始減速。實際上，這個月除了前期受SARS影響的居民消費和受明年降低出口退稅預期影響的外貿出口繼續呈現加速增長態勢外，其他宏觀經濟指標大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落。

2.“防通貨膨脹論”也許有些言之過早

最近，同樣是受對中國經濟盲目樂觀的思維所主導，一些學者開始提出中國經濟需要由防範通縮轉為防範通脹，因為按照他們的計算，中國物價水準可能很快就能達到1997年以來的最高點。我不知道他們的判斷依據是什麼——在目前消費主要依靠“精英購買力”所支撐的情況下，作為“大眾購買力”晴雨錶的CPI（消費物價指數）又如何去飆升？儘管筆者一直認為通貨緊縮確實是在離我們遠去，但從來不敢認為通貨膨脹就會立刻來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除了食品和服務價格上漲較明顯之外，其餘商品價格多為下降，這説明當前居民消費價格的持續上升是缺乏內生性的。

3.外資進入避實就虛9月份，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加速下滑，在繼前兩個月同比減少18.8％和28.3％的基礎上再次減少了30.2％。現在，學界對此的解釋有兩點：一是SARS滯後影響，二是世界經濟復蘇帶來的負面作用。但這兩點看來還不夠，因為它們沒法解釋另一個現象，即外資在進入中國實體經濟增長放慢的同時，以虛擬資本進入的速度卻在加快。根據央行的最新統計，9月份境外熱錢流進中國大陸的數額為平均每天約5個億美元。現在看來，外資這種“避實就虛”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盲目樂觀惹的禍。前不久，《CFO亞洲》雜誌舉行了一項調查，訪問了66名在中國內地有業務的公司的財務總監，要他們就中國經濟的當前狀況提出看法。結果其中超過半數以上的人擔心中國經濟有過熱的風險，有1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因此而延後了未來的投資計劃。

當前的貨幣政策不宜再緊縮

今年以來，央行幾次採取措施緊縮銀根，甚至將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了1個百分點，但是經濟和貨幣供應量依然保持了較快增長。宋國青教授在他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這樣説，“目前情況下靜以待變的貨幣政策就是擴張的貨幣政策。如果保持目前的貨幣數量增長率不變，估計通脹率將會很快達到5％以上”。在此情況下，一些專家認為貨幣政策還需要加大緊縮力度。股票市場上甚至流傳著這樣一種説法：央行將繼續提高銀行利率。

按上述分析，我國經濟確實存在局部過熱的可能，從理論上講也確實需要採取相應的緊縮措施來進行調控。但是，我們並不主張再採用貨幣政策，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除了經濟總體增長勢頭已經有所回落這一因素之外，還有以下幾個理由：

第一，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有一定的滯後。比如，雖然在8月份央行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了1個百分點，廣義貨幣供應量依然按慣性加速增長。但到了9月份，各層次貨幣供應量與7月份相比都只低不高。

第二，根據我們的分析，由於主要受國內貨幣緊縮政策、出口退稅下降、合同利用外資速度連續幾個月下降等因素影響，明年經濟增長幅度有可能出現相應回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有貨幣政策加大緊縮力度的雪上加霜，可能會導致國民經濟的二次緊縮。

第三，最近的一份民間研究報告表明，當前的貨幣供應量可能恰到好處，並不寬鬆。這個報告衡量貨幣供應量增長快慢的方法與通常人們所用的方法——貨幣供應量的增幅等於經濟與物價的增幅之和——有所不同，它直接採用經濟學中最初始的分析方法，即用“貨幣流通量（貨幣供應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物價和經濟”這三個指標的增長幅度進行比較。如果貨幣流通量的增幅等於後兩者的增幅之和，則認為它是合適的。這份研究報告最終得出一個非常出乎意料的結論：近幾年，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從總體看不多不少，似乎剛剛好！

與之對應的是，央行在最新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的增長幅度均大大高於同期國內生産總值（GDP）和居民消費物價增長幅度之和。總體看，貨幣供應較為充裕”。之所以央行會出現不同的結論，我們認為其原因之一是，這份報告採用了人們常用的“貨幣供應量的增幅等於經濟與物價的增幅之和”這種簡化方法，卻忽視了這種簡化方法的局限性。它只適用於流通速度相對保持平穩的情況，此時的貨幣流通量增幅與貨幣供應量增幅大體會相當；它只適用於進行短期分析，因為時間一長，貨幣流通速度就無法保持穩定。由於許多人在使用這種方法時沒有考慮到這些約束條件，使得“貨幣供應量的增幅等於經濟與物價的增幅之和”

成了一個流行性謬誤。另外，央行的這份報告中的物價指數採用了CPI（即消費物價指數），而貨幣供應量（或貨幣流通量）對應的是經濟總量，並不只是消費這一塊，投資和進出口也應包含在內。所以，正確的物價指數應當是GDP的平減指數，而不是CPI。如果説在一個消費佔據主導作用的經濟中，CPI可以勉強替代GDP平減指數的話，但在今天的中國，在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而且生産資料價格指數與CPI幾乎完全背離的情況下，再用CPI來代替就顯然不合適了。

三中全會有三個重大突破

本月，我國社會生活中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已經于2003年10月14日勝利閉幕。本次三中全會的意義已經有很多人作過分析，但在我個人看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有以下三個重大突破：

1.要“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是對傳統公有制概念的一個根本性突破。這意味著：第一，絕大多數國有獨資企業必須進行股份制改造，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第二，國企改革的進程可以由“抓大放小”上升到“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階段，國有經濟在競爭領域可能將不再居主導地位；第三，國有資産管理和經營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2.提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其中的含義十分清晰。大家都知道，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一些行業和領域歷來都是由國有資本所壟斷經營，只是在最近幾年才開始有非公有資本的大量介入，但畢竟沒有獲得“正式”的認可。這一次在黨的文件裏面給予了肯定，等於給它一個正式的“名分”，對非公有經濟的全面發展將起重大促進作用。

3.從已經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文件來看，其中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內容達四條之多。這表明“三農”問題確實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

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家或一個經濟體能否持續發展，主要就看它能否堅持一條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市場經濟方面，遵循“效率優先”原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社會公平和公共服務奠定物質基礎；在收入分配和社會發展方面，遵循“兼顧公平”原則，可以促進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保證經濟增長健康發展。前者屬於市場活動範圍，後者屬於政府作用範圍。

如果從上述角度來衡量，解決“三農”問題已成為保障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但社會財富並沒有同步的提高。根據大家公認的定義，財富不僅包括物質資本（如公路、建築物、機器設備、光纜和港口）和人力資本（包括知識和技能），而且還包括自然資本（石油和礦藏等生態系統）。英國康橋大學PathaDasgupta教授最近的研究表明：近20多年來，中國社會財富增長十分緩慢，僅僅做到了略快於人口增長而已。而根據聯合國制定的HDI（人類發展指數，據説它與GNP相比更能反映人的價值）來衡量，中國的狀況卻是在下降！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這些情況，原因在於，中國的經濟增長極其不平衡。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石小敏的話説，中國經濟結構表現出了三重“二元”格局，即城鄉二元、以與國際經濟接連程度來區分的外（向型）內（向型）二元、以競爭力的大小和有無來區分的活（經濟）死（經濟）二元。這是當前“轉型期”中國宏觀經濟的特有景觀。當然，除了三重“二元結構”問題，中國經濟還存在著其他一些結構失衡現象，比如貧富兩極分化問題和地區發展失衡問題。但不管是哪種失衡，實際上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城鄉二元結構”所催生或者與其密切相關。由此看來，城鄉二元矛盾不解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目標的難度將非常大。

解決“三農”問題實際上就能化解城鄉二元矛盾，其出路在於城市化。在這過程中，筆者認為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一是逐步改革傳統的戶籍管理機制，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要素市場的不統一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有關研究表明，市場壁壘極大地增加了物流成本，一些行業物流成本在總成本中的比例甚至高達三四成。而勞動力市場的不統一，不僅增加市場交易成本，還增加社會管理成本。所以加速建立包括勞動力市場在內各要素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勢在必行。而且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城鄉居民的各種補貼已經大部分取消，社會保障、住房、戶籍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整合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二是要防範城市化發展中出現的對人民群眾利益的傷害。發展城市無疑是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最佳途徑，這幾年，各地興起了“經營城市”勢頭，效果也確實明顯。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不該出現的問題，對公民財産的侵犯事件時有發生，具體表現為：在城市拆遷和對農民的土地徵用時給予極不合理的補償，引發一些失地農民和失房市民的極端抗爭事件。所以，在城市化的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界限要有所劃分，地方政府的行為一定要規範，只做裁判員，不當運動員，不過多地參與具體經濟活動，以防一些不必要的現象再出現。 （高輝清：國家資訊中心發展研究部）

南方週末 200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