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應當清醒地看到，目前的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其內在缺陷也很明顯，體制性過熱的因素依然存在，特別是地方新一屆領導比較年輕，創造政績的期望很高，勁頭很大，局部過熱的苗頭開始顯現。一個可供參考的情況是，現在公佈的經濟增長率不僅大大低於各地上報匯總的數據，而且也與工業和ＣＤＰ增長之間的歷史趨勢不符，二者增長率相差一般不超過５個百分點。因此，在經濟運作出現轉折的關頭，如何保持經濟穩定有效的增長，既不使局部過熱的苗頭擴大，又不使經濟高漲熄火，就成為問題的關鍵。

    １，積極財政政策加速淡出和退出，積極向公共財政轉換

    在過去的五年中，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擴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一方面對穩定經濟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改變了基礎設施發展長期滯後的狀態，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然而，作為宏觀政策，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在短期內有拉動作用，但對市場化的發展和長期發展內生機制的形成有不利影響，在經濟衰退時是必要的，在經濟已經復蘇並進入高漲以後，就要立即設法退出。財政工作的基本方針應當是收支大致平衡，在經濟不景氣時，擴大赤字，增加支出是正確的，而在經濟恢復並加速發展的情況下，就需要也能夠縮小赤字，企圖借助赤字支援經濟增長和平衡經濟發展，是一種錯誤和危險的做法。因此，今年計劃發行的１４００億國債沒有發行的部分可以暫時不發或者少發，留待以後再用。這樣，減少了政府配置的資源，也就同時擴大了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

    不僅如此，中國的財政體制應當從目前的政府直接投資加快向公共財政轉型。財政職能和財政行為是政府的基本職能和基本行為，也是其他政府職能和行為的支撐，集中體現了政府的目標，政府的職能在於營造發展環境，彌補市場缺陷，而不是充當市場主體，替代市場力量，這也是公共財政的基本定位。政府投資也只能局限在這個範圍之內，政府投資的擴大也只能發生在經濟衰退的時期，而且有些基礎設施民間也可以投資和經營，很多公用事業完全可以民營化。這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只是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充分認識和積極支援這種體制上的重大變化。一國的經濟增長如果要靠政府的投資來支撐，一國的經濟平衡發展如果要靠政府配置資源來實現，該國的經濟運作和經濟發展不可能是正常的和健康的，其經濟運作也肯定是低效率的。只有減少政府替代市場的功能，才能擴大公共財政的作用，只有減少財政的直接投資，才有力量支援和解決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弱勢群體、社會保障以及“三農”問題。不僅如此，政府從直接投資轉向公共財政，財政體制本身的一系列改革也能夠加快推進，如改生産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等。轉向了公共財政，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才有可能改變。

    ２，以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

    在一季度的經濟運作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出人意料的“異常”現象，即在進出口高速增長的同時，發生了１０美元的貿易逆差。在傳統貿易觀點看來，出口就是為了創匯，因而，順差是好事，逆差是壞事。這一觀念長期主導著我們的貿易實踐。於是逆差的出現，一些人就緊張起來。其實，順差和逆差都很正常，從長期來看，貿易應當是基本平衡的。

    目前出現的貿易逆差既有短期和臨時性因素的作用，也有長期和趨勢性因素的影響。石油價格上漲和進口增加是短期因素，當然，買漲不買落的背後有長期的和體制性因素存在；巨大的加工貿易規模，其進口剛性越來越大，是長期性因素，而經濟增長的加速，國內需求的擴大，更是趨勢性因素的作用。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順差較小的年份。不僅如此，儘管貿易出現逆差，但資本流入加快，外匯儲備繼續增加，整個國際收支情況依然良好。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長期的雙順差並非好事，不僅意味著一部分資源沒有利用，而且加大了貿易磨擦，增加了貨幣升值的壓力。因此，有一點逆差對中國經濟是有利的。

    隨著逆差的出現，有人再次提出了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問題。我們曾經指出，按凈出口計算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許對發達國家是適用的，而對高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不一定恰當。其實，凈出口是個核算概念，不是個運作概念，從動態過程來看，出口增加必然帶動相關産業增長，不僅會提高出口産業的競爭力，而且會促進結構的變遷和升級。而前述進口擴大與經濟增長加速相關，也為增長貢獻的計算問題提供了另一種説明。

    在貿易問題上，我們不僅應當徹底轉變觀念，放棄出口創匯，以追求順差為目標的傳統觀念和做法，確立以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的政策，綜合權衡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而且要加快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轉變，從數量擴張為主轉向品質和結構提升的軌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貿易取得了的迅速發展，１９７８年，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只有２０６．４億美元，佔世界貿易額的比重只有０．７８％，位居世界第３２位，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為５．６％，在世界３０個國家和地區的統計排名中居於末位。經過２０多年的跨越式發展，２００２年的進出口總值達６２０７．７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１５．２％，遠高於世界平均６％左右的水準，佔全球貿易增長的比重達到了２９％，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有可能從上年的第６位上升到第４位，利用外資的規模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國際貿易大國。然而，中國還不是一個貿易強國，中國貿易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競爭力有待進一步提高，貿易條件也待進一步改善，在技術和品質上應當逐步向世界一流水準看齊，高技術含量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比重也要達到較高的水準，對外開放的程度要進一步提高，對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本流動的限制也要相應減少和取消，對外部衝擊的應對能力也要大大增強。這樣才能進入貿易強國的行列。

    ３，建立反危機系統和實施危機管理，減少和平抑各種過大的外生衝擊

    去年１１月，在原國家計委召開的“十一、五”發展規劃座談會上，我們曾經提出了研究和建立反危機系統，實行危機管理的建議，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此事並未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最近，政府只是針對“非典”的流行，提出了“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並沒有綜合考慮整個反危機體系的問題。

    其實，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性永遠存在，重大的危機事件是隨機發生的，就我們所及，有石油危機、戰爭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自然災害如地震造成的危機，再加上傳染病帶來的危機。中國有幸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但卻成了這次“非典”危機的重災區。雖然危機的直接影響有大有小，如伊拉克戰爭對中國直接帶來的經濟損失，估計有數百億美元，但其間接影響不可小視，就以此次“非典”事件來説，其直接影響主要傷及旅遊、餐飲、娛樂、交通運輸等第三産業，這些産業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不大，直接影響也許不到半個百分點， 但是，不確定性的影響大大高於事件本身的影響，“非典”對人們信心的影響卻很大，如對外商投資的影響就很明顯，特別是對危機的處理，更是對政府的一大考驗。據説，“非典”的發生在去年１１月，廣東的發現也在今年初，但我們到了３月份才予以公佈，而一旦公開，又連篇累牘，鋪天蓋地，無形中放大了恐慌情緒，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急劇下降。這種情況的發生與我們目前實施的新聞管制密切相關。

    事實證明，在現代資訊技術條件下，新聞管制弊大於利，而且也管制不了。其實，政府的效能不僅表現在平時的辦事效率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危機時期的處理上，即表現在能否採取恰當而堅決的措施，迅速擺脫危機，儘快恢復正常秩序。

    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機管理體制，包括組織決策和指揮系統、資訊傳輸和處理系統、物資準備和調度系統、人員培訓和技術儲備系統，並先行開展反危機的理論研究、經驗學習和方案設計等。這樣才能有備無患，立於不敗之地。（張曙光 趙曉 高輝清）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