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加速的態勢已經形成,但從今年一季度近10%的增長出發,斷言經濟已經過熱則依據不足。首先,經濟是否過熱,主要不是看增長速度,而要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係,中國經濟運作長時期處在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狀態,目前尚未根本改變。其次,應更多地看支援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哪些,有無持續性。前述三大因素的迭加效應,共同推動經濟發力,具有相當的持續性。這一點結合企業的經濟效益看就更加明顯。三是看經濟運作是否超過潛在增長水準,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有可能接近現階段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上限,但當前的經濟高漲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恢復性質。
不過,應當清醒地看到,目前的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其內在缺陷也很明顯,體制性過熱的因素依然存在,特別是地方新一屆領導比較年輕,創造政績的期望很高,勁頭很大,局部過熱的苗頭開始顯現。一個可供參考的情況是,現在公佈的經濟增長率不僅大大低於各地上報匯總的數據,而且也與工業和CDP增長之間的歷史趨勢不符,二者增長率相差一般不超過5個百分點。因此,在經濟運作出現轉折的關頭,如何保持經濟穩定有效的增長,既不使局部過熱的苗頭擴大,又不使經濟高漲熄火,就成為問題的關鍵。
1,積極財政政策加速淡出和退出,積極向公共財政轉換
在過去的五年中,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擴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一方面對穩定經濟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改變了基礎設施發展長期滯後的狀態,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然而,作為宏觀政策,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在短期內有拉動作用,但對市場化的發展和長期發展內生機制的形成有不利影響,在經濟衰退時是必要的,在經濟已經復蘇並進入高漲以後,就要立即設法退出。財政工作的基本方針應當是收支大致平衡,在經濟不景氣時,擴大赤字,增加支出是正確的,而在經濟恢復並加速發展的情況下,就需要也能夠縮小赤字,企圖借助赤字支援經濟增長和平衡經濟發展,是一種錯誤和危險的做法。因此,今年計劃發行的1400億國債沒有發行的部分可以暫時不發或者少發,留待以後再用。這樣,減少了政府配置的資源,也就同時擴大了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
不僅如此,中國的財政體制應當從目前的政府直接投資加快向公共財政轉型。財政職能和財政行為是政府的基本職能和基本行為,也是其他政府職能和行為的支撐,集中體現了政府的目標,政府的職能在於營造發展環境,彌補市場缺陷,而不是充當市場主體,替代市場力量,這也是公共財政的基本定位。政府投資也只能局限在這個範圍之內,政府投資的擴大也只能發生在經濟衰退的時期,而且有些基礎設施民間也可以投資和經營,很多公用事業完全可以民營化。這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只是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充分認識和積極支援這種體制上的重大變化。一國的經濟增長如果要靠政府的投資來支撐,一國的經濟平衡發展如果要靠政府配置資源來實現,該國的經濟運作和經濟發展不可能是正常的和健康的,其經濟運作也肯定是低效率的。只有減少政府替代市場的功能,才能擴大公共財政的作用,只有減少財政的直接投資,才有力量支援和解決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弱勢群體、社會保障以及“三農”問題。不僅如此,政府從直接投資轉向公共財政,財政體制本身的一系列改革也能夠加快推進,如改生産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等。轉向了公共財政,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才有可能改變。
2,以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
在一季度的經濟運作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出人意料的“異常”現象,即在進出口高速增長的同時,發生了10美元的貿易逆差。在傳統貿易觀點看來,出口就是為了創匯,因而,順差是好事,逆差是壞事。這一觀念長期主導著我們的貿易實踐。於是逆差的出現,一些人就緊張起來。其實,順差和逆差都很正常,從長期來看,貿易應當是基本平衡的。
目前出現的貿易逆差既有短期和臨時性因素的作用,也有長期和趨勢性因素的影響。石油價格上漲和進口增加是短期因素,當然,買漲不買落的背後有長期的和體制性因素存在;巨大的加工貿易規模,其進口剛性越來越大,是長期性因素,而經濟增長的加速,國內需求的擴大,更是趨勢性因素的作用。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順差較小的年份。不僅如此,儘管貿易出現逆差,但資本流入加快,外匯儲備繼續增加,整個國際收支情況依然良好。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長期的雙順差並非好事,不僅意味著一部分資源沒有利用,而且加大了貿易磨擦,增加了貨幣升值的壓力。因此,有一點逆差對中國經濟是有利的。
隨著逆差的出現,有人再次提出了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問題。我們曾經指出,按凈出口計算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許對發達國家是適用的,而對高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不一定恰當。其實,凈出口是個核算概念,不是個運作概念,從動態過程來看,出口增加必然帶動相關産業增長,不僅會提高出口産業的競爭力,而且會促進結構的變遷和升級。而前述進口擴大與經濟增長加速相關,也為增長貢獻的計算問題提供了另一種説明。
在貿易問題上,我們不僅應當徹底轉變觀念,放棄出口創匯,以追求順差為目標的傳統觀念和做法,確立以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的政策,綜合權衡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而且要加快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轉變,從數量擴張為主轉向品質和結構提升的軌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貿易取得了的迅速發展,1978年,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只有206.4億美元,佔世界貿易額的比重只有0.78%,位居世界第32位,出口占GDP的比重為5.6%,在世界30個國家和地區的統計排名中居於末位。經過20多年的跨越式發展,2002年的進出口總值達6207.7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15.2%,遠高於世界平均6%左右的水準,佔全球貿易增長的比重達到了29%,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有可能從上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4位,利用外資的規模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國際貿易大國。然而,中國還不是一個貿易強國,中國貿易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競爭力有待進一步提高,貿易條件也待進一步改善,在技術和品質上應當逐步向世界一流水準看齊,高技術含量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比重也要達到較高的水準,對外開放的程度要進一步提高,對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本流動的限制也要相應減少和取消,對外部衝擊的應對能力也要大大增強。這樣才能進入貿易強國的行列。
3,建立反危機系統和實施危機管理,減少和平抑各種過大的外生衝擊
去年11月,在原國家計委召開的“十一、五”發展規劃座談會上,我們曾經提出了研究和建立反危機系統,實行危機管理的建議,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此事並未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最近,政府只是針對“非典”的流行,提出了“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並沒有綜合考慮整個反危機體系的問題。
其實,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性永遠存在,重大的危機事件是隨機發生的,就我們所及,有石油危機、戰爭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自然災害如地震造成的危機,再加上傳染病帶來的危機。中國有幸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但卻成了這次“非典”危機的重災區。雖然危機的直接影響有大有小,如伊拉克戰爭對中國直接帶來的經濟損失,估計有數百億美元,但其間接影響不可小視,就以此次“非典”事件來説,其直接影響主要傷及旅遊、餐飲、娛樂、交通運輸等第三産業,這些産業在GDP中的比重不大,直接影響也許不到半個百分點, 但是,不確定性的影響大大高於事件本身的影響,“非典”對人們信心的影響卻很大,如對外商投資的影響就很明顯,特別是對危機的處理,更是對政府的一大考驗。據説,“非典”的發生在去年11月,廣東的發現也在今年初,但我們到了3月份才予以公佈,而一旦公開,又連篇累牘,鋪天蓋地,無形中放大了恐慌情緒,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急劇下降。這種情況的發生與我們目前實施的新聞管制密切相關。
事實證明,在現代資訊技術條件下,新聞管制弊大於利,而且也管制不了。其實,政府的效能不僅表現在平時的辦事效率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危機時期的處理上,即表現在能否採取恰當而堅決的措施,迅速擺脫危機,儘快恢復正常秩序。
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機管理體制,包括組織決策和指揮系統、資訊傳輸和處理系統、物資準備和調度系統、人員培訓和技術儲備系統,並先行開展反危機的理論研究、經驗學習和方案設計等。這樣才能有備無患,立於不敗之地。(張曙光 趙曉 高輝清)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