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0日至14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五次部長理事會將在墨西哥著名旅遊城市坎昆（Cancun）舉行。在世界經濟增長的三大火車頭普遍動力不足、全球經濟因遭受伊拉克戰爭、“非典”疫情和美元貶值的影響而增長緩慢的背景下，WTO成員一方面迫切希望通過坎昆部長理事會來推進已經遲延的多哈新一輪談判，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對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與多哈談判的命運缺乏足夠的信心，舉棋不定。隨著會議日期的迫近，坎昆峰會越發成為當前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

WTO四次部長理事會回顧

自1995年1月1日成立至今，WTO共召開了四次貿易部長理事會，以繼續發揮其作為多邊貿易談判場所的功能。

WTO第一次部長理事會于1996年12月9日至13日在新加坡召開。在那次會上，123個成員就範圍廣泛的問題達成了普遍的共識，通過了《新加坡部長理事會宣言》（簡稱《新加坡宣言》）和《關於資訊技術産品貿易的部長宣言》（即《資訊技術協定》）。

1998年5月18日至20日，WTO第二次部長理事會（即“日內瓦部長理事會”）在全球紀念多邊貿易體制建立50週年的重要時刻舉行。此次會議通過了《日內瓦部長理事會宣言》和《全球電子商務的決定》，並決定在1999年召開第三次部長理事會，以期發動WTO成立以來的第一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

根據日內瓦部長理事會的安排，WTO第三次部長理事會于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國的西雅圖舉行。然而，這次會議因當時聲勢浩大的“反全球化”遊行抗議活動和各成員方的意見分歧，最終不歡而散，既沒有發表部長宣言，也未實現啟動“新千年回合”的夢想。

WTO第四次部長理事會于2001年11月9日至14日在卡達首都多哈舉行。多哈會議上，WTO各成員表達了恢復世界經濟的共同願望與信心。會議正式批准中國和中國台北加入WTO；通過了《多哈部長理事會宣言》（簡稱《多哈宣言》），全面啟動新一輪全球多邊貿易談判（即“多哈回合談判”）；通過了《與執行有關的問題與若干考慮》、《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産權協定（TradeRelatedInterlecturalProperties，簡稱TRIPs）與公共健康宣言》等四個具體事項的決定和宣言，使各成員在一些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上進一步形成共識。這次會議是繼新加坡部長理事會後又一次卓有成效的盛會。

從《新加坡宣言》到《多哈宣言》，透過四次部長理事會，我們可以看出，WTO成立以來在其發展和運作上體現出如下幾個明顯特徵：

第一，WTO繼續朝著“規則為基”（rule-based）的方向闊步邁進，通過多邊談判的方式為全球貿易制定新的規則。

第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服務經濟時代和資訊技術時代的到來，WTO談判的領域不斷豐富，涉及21世紀國際經貿的新發展，WTO的宗旨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延伸和拓展。

第三，WTO的談判議題越來越涉及各國傳統的主權管轄領域，即一些根本的制度性問題，涉及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利益直接衝突的事項，並不斷逼近各國經濟管理的核心。因此，今後WTO談判每向前邁進一步，都將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

第四，發展問題，尤其是與發展中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相關的發展問題越來越成為推動談判的關鍵。而對發展中成員與最不發達成員的關注與照顧，也由原來的注重“優惠措施與差別待遇”，逐步轉向注重“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問題。

上述四大特徵與趨勢是四次部長理事會所傳遞的重要信號，也是繼續推進WTO談判所應當秉持的基本定位。

多哈新一輪談判的議題與進展

整體而言，多哈部長理事會召開以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一波三折地在曲折中前行，目前已陷入嚴重的遲延狀態。這是我們對多哈回合全面啟動一年半來進展情況的整體評價。

在多哈回合進展到現在的談判中，如下四個議題的談判格外引人注目：TRIPs與公共健康、農産品、非農産品市場準入以及爭端解決諒解的澄清與改進。這四個議題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們都屬於上述第一類議題，並且在坎昆部長理事會之前都有具體的階段性目標，更因為許多WTO成員都將這些議題的談判作為繼續推進其他議題談判的前提。但十分遺憾的是，目前這四個議題的談判全部陷入延遲狀態，均未能按既定的時間節點實現階段性的目標。

在多哈發展議程的19項談判議題中，要論最緊迫、最尖銳的議題，首先當數“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議題的談判。根據多哈部長理事會《TRIPs與公共健康宣言》第6條的要求，TRIPs理事會應當在2002年年底向總理事會提交如何解決“沒有或缺乏藥品生産能力的WTO成員在使用TRIPs協定下強制許可措施所遇到的困難”的方案。雖然多哈部長理事會已定下基調，即有關協議應支援成員保障公共健康及在緊急情況下使貧窮國家獲得藥品，但此原則在談判中卻引發了一系列爭論：（1）大規模的傳染病究竟包括哪些疾病？在這一問題上，發展中國家目前的要價已超過了多哈部長理事會，除艾滋病、肺結核、瘧疾等幾種疾病外，他們要求在更多的疾病上可以行使強制許可權。不但如此，有些發展中國家還要求允許他們出口假冒藥品。

（2）哪些國家和地區在傳染病爆發時可被豁免藥品專利約束？中國認為自己顯然屬於“沒有或缺乏藥品生産能力的WTO成員”，事實上，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認為自己屬於該類成員。而美國等制藥業發達的國家則認為，如果豁免的範圍過大，新藥研製將失去積極性。因此，有必要對《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宣言》中該類成員的資格進行進一步界定。

根據《多哈宣言》的安排，新一輪農業談判的模式應當在2003年3月31日前確定，以便各成員在第五次部長理事會前提交各自的總體減讓表草案。減低農産品的國內補貼、出口補貼和下調進口關稅是農産品貿易談判的“三大支柱”。根據談判議程的安排，WTO農業委員會談判特別會議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圍繞這三大焦點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會議主席夏秉純于2003年2月12日以主席名義提出了農業談判模式提案初稿。提案的主要內容包括農産品市場準入、出口競爭和國內支援三個方面，要求發達成員5年內將農産品關稅最低削減25%~45%，平均削減40%~60%；在6年內削減50%的出口補貼，10年後全部取消；削減60%的國內農業補貼。“主席提案”出臺後，立即引起各成員方的強烈反應。不管是美國、凱恩斯集團等極力主張農産品貿易自由化的出口國，還是歐盟、日本等推行農業保護主義的進口國，均發表聲明提出批評意見。由於各方意見分歧，導致今年2月14日至16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WTO部長非正式會議，以及2月底在瑞士日內瓦WTO總部召開的農業談判特別會議，均不歡而散。2003年3月18日，夏秉純根據各方意見提出了提案的修改稿。2003年3月31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18次農業談判特別會議上，修改後的提案再次被否決，WTO農業委員會未能如期就新一輪農業談判模式達成一致，農業談判陷入僵局。

非農産品市場準入談判主要涉及工業品與水産品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問題。根據《多哈宣言》，WTO成員將首先確定談判模式，然後就削減和取消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展開談判。2002年8月至2003年5月，非農産品市場準入談判小組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談判涉及的原則性問題及實質性談判的模式。2003年5月16日，非農業市場準入談判小組主席皮埃爾·路易斯向成員方政府發放了第一份非農業市場準入談判的協議草案。該草案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素，以期為5月26日至28日進行的談判提供框架。十分遺憾的是，非農産品市場準入的談判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由於各成員意見分歧較大，同時受農業談判失敗的影響，WTO成員最終未能如期在2003年5月31日以前就談判模式達成協定。2003年7月，非農産品市場準入談判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但許多WTO成員的貿易官員認為，在坎昆部長理事會之前就非農産品市場準入的談判模式達成一致是相當困難的。

“爭端解決機制”被譽為“WTO體制皇冠上的明珠”。WTO成立8年多來較為成功而平穩的運作（尤其是其管轄權與強制力的加強），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一體制的巧妙設計與成功實踐。由此，關於爭端解決機制的完善雖然不直接涉及具體的貿易領域，但卻受到WTO成員的廣泛關注和重視。根據1994年《馬拉喀什部長會議的決定》，在WTO成立後四年內（即1999年1月1日以前），應對《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式的諒解》（DisputeSettlementUnderstanding，簡稱“DSU”）進行審議。由此，自1997年開始，爭端解決機構就DSU的修改展開了一系列磋商，但直至1999年7月也未形成完全一致意見，最終隨著西雅圖部長理事會的失敗而告終。2001年的多哈部長理事會再度提出DSU談判的問題，並將其作為唯一的一項“所有承諾”以外的談判議題，要求對DSU的改進和澄清的談判“必須建立在原有工作及成員進一步的提案基礎上，以期在2003年5月以前對DSU的改進和澄清達成一致意見，並採取相應步驟確保其結果儘快付諸實施”。自多哈會議以來，各成員就此輪談判共提交了40多個提案，涉及到

DSU27個條款中的24個，4個附件中的2個，還有提議新增加的條款和附件。提案的內容涵蓋了爭端解決的時間框架、第三方權益、透明度、程式、機構設置、執行、發展中成員特殊和差別待遇等問題。從2003年1月起，談判已進入法律文本磋商和澄清階段，談判主席原計劃在3月底完成法律文本磋商和澄清工作，以期在4、5兩個月集中就尚未達成一致意見的問題進行討論，並最終在5月底完成談判。然而，由於這一議題的談判將最終影響各成員在WTO其他所有協議項下的利益，相關成員在關鍵問題上的談判進展緩慢，最終還是與5月31日的時間節點失之交臂。

受上述四大主要領域談判遲延的影響，其他領域的談判也是步履維艱，紡織品與服裝産品的談判、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問題、補貼問題、反傾銷談判等都錯過了談判的底線。可以這麼説，多哈部長理事會以來，幾乎所有領域的談判都未能如期完成，談判失敗的陰影籠罩著WTO。

WTO坎昆部長理事會展望

分析多哈新一輪談判全面陷入遲延的緣由，我們認為，如下幾個因素是阻礙新一輪談判取得進展的關鍵所在。而這些因素的存在，也將制約今年9月WTO坎昆部長理事會的順利召開：

1、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主要經濟體面臨巨大的內部壓力。2002年以來，世界經濟呈現出緩慢復蘇的態勢，整體上仍然處於週期性的調整階段。作為世界經濟的三大“火車頭”，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經濟回升乏力，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長率分別為2.4％、2.6％和0.8％。美國經濟在經歷了長達10年之久的以IT産業和虛擬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高速增長之後，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多年來沉積的大量泡沫需要較長的消化和吸收時間，這就造成美國投資和生産的持續疲軟：到今年一季度，美國的非住宅投資已連續8個季度下降；目前美國的産能利用率只有74%左右，處於戰後較低水準，僅次於1982－1983年經濟危機；與此同時，持續增長的勞動生産率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國就業狀況的不斷惡化。目前，美國的失業率高達6.1%，為9年來的最高水準。就歐元區經濟而言，目前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失業率居高不下、財政赤字巨大以及區內需求疲軟等因素對歐元區經濟發展形成掣肘。此外，歐元升值對出口增長的抑製作用正日益顯現，而鉅額的“擴盟”費用則進一步加大了現有成員國本來就十分沉重的財務負擔。因此，歐元區的經濟復蘇前景暗淡。日本經濟同樣遇到了結構性難題，而且較之歐盟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經濟增長中的結構問題積重難返使日本經濟復蘇的道路崎嶇坎坷，甚至不排除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伊拉克戰爭和“非典”疫情的爆發也給復蘇中的世界經濟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雖然伊拉克戰爭本身持續時間較短，但戰爭前後國際石油市場、股市、匯市的大幅波動卻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世界經濟復蘇的進程。相比之下，“非典”疫情則給亞洲、歐洲和北美部分國家的經濟（尤其是東亞經濟）造成了較大衝擊。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非典”在全球至少造成近300億美元的損失。疫情爆發後，世界銀行將2003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從3.4％下調為2.3％。在世界經濟曲折回升、同時還受到諸多非經濟因素干擾的情形下，WTO主要成員希望通過新一輪談判推動經濟的復蘇和增長，但整體而言，他們對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表現出非常謹慎的態度，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更是無暇顧及。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多哈議程的進展。

2、在目前的多哈議程中，WTO主要成員方缺乏談判的興奮點，缺乏足夠的利益驅動。回顧多邊貿易體制50多年的歷程，美國、歐共體等在世界貿易額中佔有較大份額的WTO成員，始終是多邊貿易談判的主導者和推動者。而這些WTO主要成員是否有推動多邊貿易談判的意願，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其在談判中是否具有“興奮點”。20世紀70年代，當服務業逐漸成為美國的支柱産業時，美國人希望推動服務業的市場準入；上世紀80年代後，當資訊技術産業成為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時，美國人又全力以赴推動智慧財産權的談判。烏拉圭回合的最終成功與美國在這一談判中的興奮點和利益驅動是密不可分的。在1999年的西雅圖部長理事會上，美國極力主張啟動新千年回合的談判。其重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美國新經濟蓬勃發展，克林頓政府希望通過啟動新一輪談判在電子商務、轉基因産品貿易等方面為美國獲取新的利益。然而，對於多哈回合的談判，除了對投資問題的談判似乎有較大的興趣外，目前尚難看出美國在該回合中新的興奮點：其一，西雅圖部長會議流産後，美國新經濟泡沫開始破滅；其二，多哈部長理事會已將新一回合的談判定位為“發展回合”，而這並不是美國所關心的問題；其三，美國國內“反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這就使政府在對待多邊貿易談判時顯得更為慎重。因此，儘管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Zoellick）在不同的國際場合都表示，美國將百分之百地推動多哈談判，但實際上，美國的熱情已經不如1999年西雅圖部長會議時期那麼高了。WTO主要成員對於新一輪談判缺乏興奮點，未能竭盡全力地推進談判，甚至還會故意拖延或者阻礙談判的進行。這正是造成多哈回合嚴重遲延的直接原因。

3、新一輪談判中，各方利益相差懸殊，形成嚴重分歧。較之烏拉圭回合，多哈新一輪談判涉及了當代國際貿易中更為廣泛、更為深入的問題，逐步逼近了各成員的心理承受底線，因而必然遭遇錯綜複雜的利益衝突與矛盾。例如，在農産品談判中，美國和凱恩斯集團的觀點與歐盟和日本的觀點針鋒相對；在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的談判中，美國的觀點與發展中國家的觀點亦是相去甚遠；而在爭端解決機制的澄清與完善的談判中，更是觀點眾多，莫衷一是。其中，既有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的矛盾，也有發達成員之間的衝突，還有發展中成員中不同集團的利益衝撞。在缺乏政治誠意的前提下，觀點的衝突不可避免地阻礙了多哈回合的談判進程。

4、多哈新一輪談判議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客觀上也增加了談判的難度。從1948年GATT臨時適用至今，前五輪談判僅涉及貨物貿易的關稅問題，第六輪和第七輪談判開始涉及一系列非關稅壁壘。烏拉圭回合談判的議題空前廣泛，共涉及15個議題，但真正意義上的新議題也只有“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和“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産權”等3個。然而，多哈新一輪談判涉及的議題達19項之多，其中烏拉圭回合結束後提出的新議題便有10項，新加坡部長理事會以後才提出的新議題就有4項，而且許多新議題相當具有前瞻性，甚至超出了傳統的國際性貿易組織所應管轄的範圍。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多哈回合是多邊貿易體制有史以來談判議題最為廣泛、最為複雜的一輪談判。談判議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一方面是WTO旺盛生命力的表現，但同時也增添了談判的難度，甚至會給新一輪談判蒙上陰影———這一點在坎昆峰會以後的談判中將更為明顯。

5、日益盛行的區域貿易安排對多邊貿易主義構成了嚴重挑戰。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進和交替發展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基本特徵。當多邊貿易談判受挫時，許多WTO成員往往另辟蹊徑，在雙邊談判和區域談判中尋求突破口。據統計，截至2002年3月，曾在GATT/WTO登記的區域經貿組織已達255個，其中現在仍發揮作用的有173個。進入新世紀，區域貿易安排（RegionalTradeAgreements,簡稱

RTAs）主要依靠三條途徑不斷向縱深發展：其一，是深化和升級現有組織；其二，是擴展現有組織的成員；其三，則是締結新的區域貿易協定或重新啟動沉寂多年的區域經濟組織。在這三股浪潮中，由兩個主權國家或具有超國家性質的區域集團締結而成的雙邊自由貿易區發展最為迅速。2002年1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和到訪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從而使新加坡成為第一個與日本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10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後，將形成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産總值、1.2萬億美元貿易總額的經濟區，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今年5月6日，美國與新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議，這是美國首次與亞洲國家簽訂這類協議，開創了美國與亞洲間的商業新紀元。此外，美國目前與澳大利亞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談判正進入第三輪，美國還在積極探索並推進與中東和哥倫比亞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日本和東盟的高級官員正在商討雙方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的協議框架問題。而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四國也緊鑼密鼓地進行建立統一經濟區的談判，從而標誌著獨聯體經濟一體化進程步入新的階段。雖然GATT第24條對如何引導區域貿易與多邊貿易並行不悖進行了規定，但日益增多的、林林總總的區域經濟安排無論如何都將對多邊貿易主義和多邊貿易談判構成嚴峻掣肘：（1）區域貿易安排中對區內外歧視待遇對WTO非歧視原則構成挑戰，即使在區域貿易組織不降低對非成員的待遇標準的情形下，非成員方的利益也會由於“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果而發生減損。因而，區域目標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目標具有潛在的干擾性。（2）區域國家集團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容易形成對峙格局，難以妥協，增加談判的難度，並有可能最終使談判陷入僵局。（3）區域貿易安排先試先行的“實驗室”效應一方面可能使多邊談判産生“路徑依賴”，另一方面還可能導致一些WTO成員因寄望于區域一體化成果而在多邊進程中有所保留，從而削弱多邊規則的吸引力。

正是上述諸因素的共同影響，釀成多哈回合全面啟動以來四面楚歌、障礙重重的窘境。然而，隨著坎昆峰會的迫近，越來越多的WTO成員（尤其是WTO主要成員）認識到，必須在坎昆部長理事會召開之前打破多哈僵局，否則，不僅多哈新一輪談判無法在2005年1月1日以前順利完成，而且各成員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以及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都將遭受嚴重的減損。因此，近兩個月來，陷入僵局的多哈新一輪談判呈現出了一些積極的跡象：

1、世界經濟有望在下半年加快復蘇，這將有力推動談判朝著積極的方向進展。今年6月25日美聯儲再次降息，這是自2001年1月份以來美聯儲第13次降息，目前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只有1％，是45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同時，美國政府的3300億美元減稅方案於今年7月1日生效，預計將對下半年美國經濟的復蘇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外，伊拉克戰爭結束後，國際原油市場價格回復平穩，逐步從戰前的每桶35美元回落到目前的每桶26美元正常價位；美元貶值的積極影響也正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顯現。基於這些積極資訊的存在，國際組織普遍估計，今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將加速增長，並將於明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增長週期。國際權威預測機構ConsensusForecast（該機構的預測結果經常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採用）預測，今年第三、四季度美國經濟將增長2.2％和2.8％，歐元區經濟將增長0.5％和0.7％，全年世界經濟增長2.0％，明年將達到2.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增長（以市場匯率計算）2.2％，明年增長3.2％。就國際貿易而言，今年世界貿易擺脫了2001年以來的低迷徘徊局面，出現了明顯回升態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預測都表明，今年世界貿易總額的增幅有望超過6％。國際貿易的回升將為世界經濟的進一步復蘇提供新的動力。毫無疑問，世界經濟的復蘇將有助於緩解WTO成員的內部壓力，推動多哈談判的進展。

2、WTO主要成員近期在一些重要談判領域的立場出現了鬆動，表現出積極姿態。首先也是最為關鍵的是，歐盟在農産品問題上表現出靈活的立場。今年6月11日至12日，歐盟15國在盧森堡召開了歐洲農業部長理事會，這是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簡稱CAP）改革談判的第三個回合。會上，法國向歐盟提出了農業談判新方案，立場有所鬆動。此前法國一直是反對歐盟CAP改革的強硬派代表。經過15天的艱苦談判，歐盟農業部長會議于6月26日以15票對1票通過了關於CAP改革的協議。此次改革是CAP實施40多年來的首次重大突破，也是各方面妥協的結果。CAP的改革為歐盟參加多哈回合的談判增加了重要的籌碼，也為農産品談判和整個多哈回合打破僵局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為了換取歐、日在農産品問題上的讓步，美國近來在投資議題上的立場也體現出向歐、日靠攏的傾向。今年6月初在日內瓦召開的WTO投資工作組會議上，就擴大直接投資開放領域問題，美國方面表示應體現“進一步推動談判”的精神，體現出對歐、日中間派利益的考慮，立場有所軟化。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開始有限度接納投資議題。在6月初的APEC貿易部長會議上，考慮到綜合利益平衡問題，發展中國家強硬派代表馬來西亞對投資協定談判的反對聲音已有所減弱。雖然分歧仍十分嚴重，但WTO主要成員與利益集團在重要談判領域的相互妥協與相互謀和必將為多哈談判打破僵局奠定堅實的基礎。

3、WTO秘書處和相關的工作機構為多哈談判的順利進展和坎昆峰會的成功舉行作了精心準備。或許是對1999年西雅圖部長理事會的失敗仍心有餘悸，或許是對多哈談判的艱巨性有了充分的認識，多哈新一輪談判全面展開以來，WTO秘書處、談判委員會和下設的談判小組為推動談判的進展作了不遺餘力的努力。特別是在許多重要的談判節點接二連三地錯過後，為了能在坎昆峰會前或坎昆峰會上挽救深陷遲延的談判，WTO連續兩個月召開了兩次非正式部長會議，以利於成員在一些關鍵的談判領域交換和協調立場：在6月21日至22日于埃及紅海旅遊城市沙姆沙伊赫舉行的非正式部長會議上，與會代表由於缺乏誠意且分歧嚴重而未能就農産品問題達成實質性成果。然而，埃及部長會議在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獲得廉價藥品的問題上取得了進展，美國不再堅持WTO必須詳細羅列廉價藥物所針對的種類。7月28日至30日，WTO小型部長級會議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市舉行。在這次被譽為“挽救坎昆會議的最後機會”的會議上，與會25個WTO成員的貿易部長或農業部長就“多哈回合”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進行了磋商。在農産品這一關鍵問題上，雖然分歧依舊嚴重，但是歐盟和美國所表現出的靈活性立場大大增加了WTO在坎昆峰會上就該問題達成協定的可能性。除此之外，WTO秘書處為坎昆會議《部長宣言》的起草開展了深入細緻的工作。早在今年6月初，WTO就通知其職員縮短今年夏天的假期，以便使貿易專家能有更多的時間來起草部長會議的決議，以期在7月下旬完成《部長宣言》草案的第一稿。6月25日在日內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WTO總幹事素帕猜宣佈了坎昆部長理事會的“衝刺”時間表：從8月11日起至26日，他將親自主持召開各成員駐WTO使團團長會議，每天討論一個議題，爭取在8月22日拿出供坎昆會議討論的協議草案文本，遞交8月26日的總理事會會議討論。不可否認的是，WTO秘書處的細緻工作以及總幹事的個人魅力有時對於打破談判僵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對坎昆峰會進行了最為直接的推動。在坎昆峰會召開前夕，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7月22日至24日在中國大連召開。作為當今全球三大區域合作機制之一——亞歐（首腦）會議（AsiaEuropeMeeting，簡稱ASEM）的重要組成部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對於協調和指導亞、歐之間的經貿合作與交流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此次經濟部長會議上，來自亞洲10個國家和歐盟15個成員國的經濟、貿易和工業部長共同商討了多哈談判中所出現的問題，相互交換立場和看法，並努力在某些問題上達成共識。此次會議顯示了亞歐成員共同推動多哈談判的政治誠意，並“呼籲所有WTO成員顯示出更大的靈活性和責任感，以積極的方式參與實質性談判，確保在坎昆會前和會上能夠就諸如農業、非農産品市場準入、智慧財産權和公共健康、特殊和差別待遇、執行、爭端解決機制、環境、地理標誌、所有四個新加坡議題和工作計劃中其他內容作出必要決策”。目前，亞歐會議成員國的人口有24億，約佔世界人口的40％，其國內生産總值佔全球的一半，在WTO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重要的影響力。亞歐經濟部長會議上，以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以亞洲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所發出的共同呼聲，勢必向坎昆會議發出積極信號，對坎昆會議的成功舉行産生積極的影響。

既存在諸多導致談判失敗的消極因素，又存在一些打破僵局的積極信號——這便使即將在坎昆召開的WTO第五次部長理事會越發顯得撲朔迷離、扣人心弦。在坎昆部長理事會上，WTO擬對多哈新一輪談判全面啟動20個月來的進展情況進行中期評審；就一些關鍵領域的談判進一步交換觀點、謀求共識；同時還將對未來15個月的多哈談判進行全面的部署。可以説，坎昆峰會是多哈新一輪談判的重要轉捩點，多哈回合的成敗在此一舉。而現在已到了劍拔弩張、箭在弦上的關鍵時刻。

坎昆峰會能否挽救多哈回合，使多哈談判峰迴路轉？雖然分歧仍然十分嚴重，但是人們對此寄予了厚望——因為歷史已經證明，沒有一項政治決策能夠比多邊貿易體制的有效運轉更能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大的收益。多哈談判的失敗打擊的不僅是具體領域的國際貿易，更是全球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

以下五方面因素將是決定坎昆峰會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第

一，也是最為重要的，是WTO主要成員的政治誠意。在這一時刻，只有各WTO主要成員都表現出高度的政治誠意，才可能求同存異，相互妥協，彌合分歧，最終達成彼此互利的協議。

第二，是歐美在農産品問題上能否達成一致意見。在7月30日結束的蒙特利爾部長會議上，歐盟已在農産品談判上作了讓步：根據其

CAP的改革方案，歐盟同意把對農産品的國內補貼下調60%；同時將下調或取消部分農産品的出口補貼。但是，在降低農産品關稅問題上，歐盟表示難以滿足美國等要求將農産品進口關稅下調到平均25%的水準，而只同意將其下調到36%。歐盟同時提議可以採取下調關稅和引入關稅配額制的“雙軌制”解決方法。據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佩蒂格魯30日透露，美、歐已同意私下開始就農産品貿易問題舉行雙邊談判，以期在8月11日日內瓦恢復舉行會議前就農産品貿易問題達成妥協。農産品是整個多哈談判的基礎，這一議題談判的成敗直接影響著整個多哈議程的進展。在蒙特利爾會議期間，凱恩斯集團的9個成員聯合發出威脅，聲稱如果美歐不能就農産品貿易取得進展，他們將退出多哈談判。由此可見，歐美能否在農産品問題上儘快達成妥協意見對於坎昆峰會的成敗至關重要。

第三，是美國在廉價藥品市場準入問題上的能否最終讓步。雖然在6月份的埃及部長會議上，美國已同意在允許窮國獲得廉價藥品的問題上做出讓步，但直到蒙特利爾會議期間，美國仍未在這一問題上最終“鬆口”。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一直以來被發展中成員用來檢驗發達成員是否真正具有談判誠意。因此，美國在坎昆峰會召開之前在廉價藥品市場準入問題上作出讓步，也將成為制約坎昆峰會成敗的重要因素。

第四，是發展中成員的利益是否得到充分的考慮與照顧。多哈新一輪談判一直以來被譽為“多哈發展議程”（DohaDevelopmentAgenda，簡稱DDA）。因此，發展中成員迫切要求在新一輪談判中要充分考慮發展中成員、最不發達成員的特殊需求和特殊利益。在多哈回合中，發展中國家更關心執行問題、特殊與差別待遇問題，關注發達成員對其的技術援助和其自身的能力建設問題。發達成員只有充分考慮發展中成員的利益與需求，多哈回合才能回歸到“發展”這一主旋律上來，發達成員要求發展中成員擴大市場準入的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第五，是“所有接受”方式能否再次成功發揮作用。在多哈回合的談判中，不同的WTO成員有不同的利益訴求。要使不同利益訴求的成員統一到共同的利益上來，就必須擺脫單個議題的束縛，在諸多議題的相互平衡中求得妥協。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中，正是這種將諸多議題捆綁的“所有接受（takeitorleaveit）”方式，才使得不同利益訴求的成員接受了作為23個協議整體的WTO協議，使烏拉圭回合談判獲得巨大成功。在多哈新一輪談判中，仍應重視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關係和互動關係，通過綜合平衡使WTO成員達成妥協方案。在坎昆峰會及今後的多哈回合談判中，所有談判方式能否成功運作，至關重要。

坎昆峰會，是WTO的八年大考。對於坎昆部長理事會的前景，誠如WTO總幹事素帕猜所言，我們目前僅能保持“最為謹慎的樂觀”。一位WTO的官員在形容目前“多哈回合”談判的狀況時打了個形象的比喻，説：“談判就像一個正方形，美國、歐盟、新興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各自佔領正方形的一個角。如果大家都往外走，‘多哈回合’談判必然失敗。但如果在坎昆會議前或坎昆會議上，大家都往正方形的中心走，那麼四方將在正方形的中心匯合，坎昆會議就能取得成功，也能為在明年年底前全部結束‘多哈回合’談判打下基礎。”真是一語道破天機。其實，這大概也是目前我們所做的所有預測。有時談判本身比談判的結果更為重要。

（周漢民：現任中國駐國際展覽局代表，2010年上海世博辦副主任，中國法學會WTO法研究會副會長，WTO上海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法學教授；邱一川：現工作于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辦公室，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法學院在職研究生）

解放日報 200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