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明確提出到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經歷了10年多的時間。這10年中，有兩個方面的改革比較突出：一是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同10年前比，有相當大的突破。這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在這10年當中，有些改革離人們期望的目標尚有明顯差距。主要是政府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農村改革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SARS危機後，人們對改革問題的思考更為現實，更為深刻。與此同時，改革環境的複雜性應該説比10年前大大增強。在這個大背景下，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把握以人為本、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思路，深入研究改革基本層面的重大問題。
一、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徵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國的實踐，我國的創造。這兩年，我去北歐、東歐做過考察，我認為北歐的某些制度安排對我國改革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目前，北歐中等收入群體大概佔到80%左右，比如在芬蘭，低收入群體不到10%，問他們真正的窮人有多少，他們説有114個，這114個窮人大都是酒鬼。80%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只有3—5倍。10%左右的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就相當大，有數百倍。北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他們不認為有階級和階層。我問他們，你們的政黨代表誰呢？他們的回答是：爭取多數，誰能爭取多數誰就做執政黨。由此我想到，我們搞改革追求的目標，不正是多數人能夠共同富裕，使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嗎？我認為，北歐獨特的經濟社會制度安排很值得我們借鑒。
我們搞市場經濟的目的是什麼？也就是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何在？大家知道，在SARS危機中，我國的“人文關懷”的矛盾和問題相當突出。我認為有兩個大的問題，一是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社會方面的發展注重的不夠。二是在追求GDP指標的同時，忽略了人的安全、人的健康、人的發展。SARS危機以後，我們應該自覺地把以人為本、把“人文關懷”作為改革發展戰略中基本性的問題。就是説，改革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改革也要衝破各種阻礙以人為本、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政策和體制障礙。
幾年前，我提出人民市場經濟的觀點。什麼是人民市場經濟？就是使廣大老百姓的利益和市場競爭機制相結合，走出一條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共同富裕之路。按照一般概念，市場經濟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最初我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公有制加市場經濟，現在看，這個概括沒有準確、全面地反映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基本、最深刻的本質特徵。我們在探索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成功的，但是如何使廣大老百姓作為利益主體同市場競爭機制相結合，在這方面路徑不多，還沒有自覺地把它作為市場經濟最基本、最本質的內容。我理解，人民市場經濟的主要特點是：第一，産權主體的社會化。我認為，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一個最基本的制度缺陷是國家作為單一的産權主體，我們搞改革，就是要從國家作為單一的産權主體走向廣大的老百姓都能夠成為産權主體，真正實現産權主體的普遍社會化；第二，社會分配的公正化。初次分配、微觀分配講求效率，再分配、社會分配講求的是公正；第三，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生活中強調廣大勞動者的參與機制；社會生活中強調廣大公民的參與和監督機制；政治生活中強調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機制。
二、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是什麼？按照一般的理解，是國有經濟，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裡就提出了兩個應當討論的問題：第一，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改革的實踐證明，民營經濟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大有可為。民有、民營，實現資本的社會化，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第二，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討論來討論去，我認為提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比較客觀。從市場化改革來講，國有經濟比重有所減少是個大趨勢。事實上這兩年國有經濟的比重在明顯下降，2002年全國固定資産的投入中，國有經濟只佔到了44.8%。浙江等省國有經濟的比重大大減少，民營經濟成為主體力量，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廣大百姓安居樂業。這為我們思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提供了重要的案例。
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正是由承認非公有制經濟、到發展混合經濟、再到鼓勵和支援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每一步所有制的改革都同時伴隨著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尤其是近五年來，依據黨的十五大報告關於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的精神，實現了由發展多种經濟成份的混合經濟向以股份制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到1999年，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各類所有制經濟成份中所佔比例已達到33%，大大高於1990年9.8%的比例。近兩年，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得更快。改革的實踐充分證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是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的重要標誌之一。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並逐步提高它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對於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最具重要作用。十六大提出的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觀點，是十分重要的。由此，我們要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問題。
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放膽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在於它具有其他所有制經濟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混合所有制經濟突破了單一公有制或單一私有制等傳統所有制的界限，實現了公有或私有兩種或兩種以上基本所有制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合作。其次，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實現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具體形式。它打破了“純粹公有制”的束縛，找到了以現代公有制為主體的實現形式，構建現代公有制主體的多元化和多層次性。第三，混合所有制經濟促進了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的轉化。以股份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促進了國有資産的資本化運作。它在有利於發揮國有資本吸納社會資本的同時，打破了國有企業單一所有制形式。從1998年到2002年7月底，國有、國有控股企業的比重下降了14%，僅佔各類所有制形式的24.8%。逐步減少國有企業的比重，既有利於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提高資産的運作效率，又有利於減少各種行政干預，真正實現政企分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由於它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反映了現代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我們應當按照現代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方面實現改革的新突破，以形成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長久動力。
三、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政府轉型
政企分開，政府改革，一直伴隨著我國改革的全過程。從現實的情況看，改革的一個主要難點，仍是政府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政府轉型直接聯繫在一起。就是説，政府轉型對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決定性的影響。
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是政府轉型面臨的重大課題。這些年有一個提法，叫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我把它理解為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有人還把這種市場經濟模式概括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點。但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東亞各國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暴露出嚴重的問題。政府、大企業和金融財團糾合在一起，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從我國來説，政府與國有企業、國有銀行的關係不真正理順，政府職能轉變不了，政企分開解決不了，國有銀行的呆帳、壞帳率也降低不了。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我國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已為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第一，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並且主要是民營企業，政府不應當也不可能再充當經濟建設的主體力量。第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是不成功的，日本也好，南韓也好，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趨勢。第三，政府是市場經濟的服務者而不是審批者，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市場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宏觀調控。為此，從審批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是一個需要儘快解決的重大問題。第四，政府不是國有企業的“婆婆”，也不能充當國有企業的“老闆”，國有資産市場化是實現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的正確途徑。
經濟建設型政府與公共服務型政府。經濟建設型政府，比照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職能，是一個進步。從改革的要求説，這又只能是一個過渡。經濟建設型政府有兩個嚴重的誤區：一是長期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起主導作用；二是不恰當地把本應由政府或政府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産品，例如農村公共衛生和醫療，推向市場，推向社會。從SARS危機中吸取教訓，最具實質性的行動步驟是政府改革，即加快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社會不確定因素的逐步增多，政府就要強化其公共服務的職能。
經濟發展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長期以來，我們雖然提出了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並把它作為重要方針之一，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卻常常把社會事業發展擺到一個“配角”和“服務”的地位。SARS危機給我們一個警告，這就是改革要更多地關注民生問題，要把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利益、保證人們的健康和安全作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溫家寶總理説得好，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時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利益關係的調整和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前提。政府著力解決好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社會秩序問題等，就會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四、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城鄉關係
城鄉關係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越來越突出的嚴重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關係問題就突出地反映出來：一是農民來自農産品的收入逐年減少，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就要突破傳統的辦法，尋求新的出路；二是農村的富裕勞動力要逐步向城市轉移。城市中能不能“消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是農村發展的一個大前提。當前，我國的農村改革已進入以城鄉協調發展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新階段。要打破城鄉分治的基本格局，必須加快改革城鄉嚴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就是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打破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障礙，首要的是改變城鄉分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僅是新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出路，而且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從現實的矛盾和問題出發，統籌城鄉關係，重要的措施是為農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的公共産品供給一直實行城鄉分割的“雙軌”制。為農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有利於打破城鄉分治的基本格局，有利於推進城鄉協調發展，也有利於黨的農村基本政策與改革發展的進程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黨在農村出臺了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重點的基本政策，對實現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歷史性突破，産生了重大作用。進入90年代，隨著市場機制的確立，農業作為弱質産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因而，應當因勢而變，不斷打破城鄉分治的既有格局，實行城鄉統籌發展，鼓勵和支援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否則很難解決農民增收、農業發展、農村穩定等問題。並且，經過20多年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國家也初步具備了解決這一問題的能力和條件。政府有責任、有義務為廣大農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
傳統的城鄉分治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是以“市民”與“農民”嚴格分開為基礎的。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實際上，農民由於“身份”的制約，沒有真正享受到國家應當為他們提供的基本公共産品。尤以農村公共衛生為甚。1993年，農村衛生費用佔全國衛生總費用34.9%，1998年為24.9%，5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為3776億元，其中政府投入為587.2億元，用於農村的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佔政府投入的15.9%，5億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投入是8億農村人口的6倍。為農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就是要以人為本，優先解決廣大農民生存、發展面臨著的基本問題。
五、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建設社會文明
應當承認，改革開放20多年來，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文明建設有嚴重差距：一是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遠未發揮出來，尚未形成政府與社會之間協調互動的良性關係；二是全社會公共衛生建設和公共衛生習慣同建設現代文明社會有很大的差距；三是城鄉二元斷裂，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處在社會的“懸空”狀態。舉例來説，SARS危機中人們要捐款、捐物，但渠道很窄，只有兩個，一個是各級民政部門，一個是紅十字會。我們看到，美國9·11以後，社會是一個什麼狀態呢？有一套機制，把全社會都動員起來。這套社會動員和參與機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今天，在改革已進入到以調整重大利益關係為主要任務的攻堅階段，社會轉型也到了關鍵時期。積極發展非政府組織，就是新時期社會轉型面臨的重大課題。非政府組織同政府、企業共同構成了現代社會結構的三大支柱。發展非政府組織既有客觀需求，又有現實的緊迫性。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同改革開放有著直接的內在聯繫：一方面我國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就是根本改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包攬經濟、社會事務的過程，是市場和社會發育及形成的過程；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的充分發展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和形成的重要標誌之一。伴隨著20多年的改革進程，具有中國特色的各類非政府組織有一定的發展。但是，按照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相對滯後，對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實際進程也會産生某些不利的影響。根據有關統計數據，我國的各類社會團體由1978年前的6000多個增加到1998年的16.5萬個，民辦非政府企業單位從零發展到70萬個左右。但是，目前我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還是初步的。例如，上海解放初期各類工商協會有410家，與此相比較，2001年底才有123家。作為目前我國行業協會發展最快最好的地區之一，上海與解放初期相比還有相當明顯的差距，由此可以分析全國行業協會發展的現狀。
我國改革進入新階段，政府和社會、企業和政府、農民和城市居民、富人和窮人等各種重大利益關係的調整成為改革的最根本、最具實質意義的內容。改革的新階段對各類社會組織的發展提出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能否直接反映和代表自己應當代表的那部分人或那部分群體的利益？與過去10年不同，今天，無論是經濟全球化，還是經濟與社會發展已將社會組織的發展問題提上了重要日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能夠主動、清醒、客觀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加以積極推動，就有利於化解不斷增長著的各種社會矛盾，有利於社會穩定。
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結構性改革
在改革進入全面調整利益關係的新階段後，單純哪一單項的改革都難以解決問題，因此，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我把結構性改革簡要地概括為三條：第一是經濟體制改革內部關係的調整。比如説最突出的是銀行和企業的關係。嚴格講，我國企業與銀行的結構性問題仍很嚴重；第二是經濟體制改革同社會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社會體制改革要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積極穩妥地發展各類社會組織，使之能夠反映和代表不同利益主體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應當更多地著眼于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需求，即全面調整利益關係的需求，人們及社會全面發展的需求；第三是改革同政策調整的關係。這些年我們的某些政策調整與改革有某些不相一致的地方。
我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政策的出臺應該和改革的取向相一致，或者有些改革需要通過政策的調整來達到目標和目的。比如，現有的政策規定“誰投資誰所有”。黨的十六大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參與分配的原則，如何把“誰投資誰所有”的政策規定同改革的基本方向相結合，還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解決。再比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有一個同改革相結合的問題。如果大部分國債用以對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參與重點建設項目的政策杠桿，積極財政政策就會起到“乘數效應”，從而解決好投資主體和投資的中長期效益問題，並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本文根據2003年8月10日在海口“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友會第一屆理事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講錄音整理，中國改革論壇網供稿）
中國網 2003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