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國寶回歸?我以為當務之急是要從保存有流失海外中國文物最多的國家和地區著手,進而普及全世界,認真如實地調查、登記每一件文物,編製成目錄後公之於世。目錄還應該包括附錄,即明確肯定流出中國而目前還不知去向的文物清單
●有了這樣一份目錄,就大致查明瞭海外中國文物的家底,不僅能隨時進行監控,防止它們繼續毀損或消失,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有人利用“國寶”進行欺詐。並能根據輕重緩急實施“國寶工程”,爭取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效益
●中國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數量極大,價值懸殊。即使是被帝國主義直接搶劫去的文物,也不能一概稱之為“國寶”。如果什麼都能當“國寶”,實際上反而降低了真正的國寶的地位。還要防止有人肆意炒作“國寶”,或奸商利用國人的“國寶”情結牟利
最近,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髮布《“國寶工程”宣言》,宣告該工程正式啟動。據報道,“國寶工程”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為實現國寶回歸而提出的全面、系統、長期的社會工程。它將廣開國寶回歸之路,促成國寶不斷回歸,從而實現中國人民的百年夙願。
這是我們盼望已久的盛事,因而也要提出幾點希望。
我以為當務之急是要從保存有流失海外中國文物最多的國家和地區著手,進而普及全世界,認真如實地調查、登記每一件文物,編製成目錄後公之於世。這份目錄應該包括文物的名稱、規格和特徵、等級和意義、流出中國的經過、目前的保存和收藏情況等等,一時無法落實的項目可以暫缺。目錄還應該包括附錄,即明確肯定流出中國而目前還不知去向的文物清單。
據我所知,日本政府曾投入鉅資,資助學者全面調查流入歐洲的日本文物。對留存在中國的日本文書的調查,日本文部省也曾立項資助,我就曾多次去日本參加過有關的研討會。中國比日本在外文物更多,影響也更大。但迄今為止,還沒有聽説有這樣全面系統的調查和編制計劃,因此究竟中國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特別是如何流失的,不僅公眾不知道,就是有關專家也心中無數。以至動不動有什麼“國寶”“驚現”。這項工作肯定要花很長時間和大量經費,但與購買一件“國寶”動輒數千萬以至上億相比,應該不成太大的問題。
但這項工作也是緊迫的,因為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直接經辦這些文物出入(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的人已經屈指可數,了解流傳過程的人也越來越少。由於這些文物大多是非正常流出中國的,在國外往往已幾經易手,目前的主人未必了解其來歷和價值,而一旦口頭線索斷絕,或許就會永遠銷聲匿跡。目前有資格有能力對這些文物進行鑒定的老專家已成鳳毛麟角,而年輕一代也不可能在短期間達到他們的水準。因此,時間越晚,進行的難度越大。
有了這份目錄,我們就能根據這些文物的價值和意義,分別等級和目前狀況,有計劃有選擇地促成“國寶”還家。應該承認,中國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數量極大,價值懸殊。即使是被帝國主義直接搶劫去的文物,也不能一概稱之為“國寶”。近年來,無論海外出現什麼文物,國內的傳媒往往不加區別都尊為“國寶”,其實有些是夠不上格的,有的只是很一般的文物。但學者礙于政治、感情或輿論壓力,往往不願或不敢糾正。如果什麼都能當“國寶”,實際上反而降低了真正的國寶的地位。還要防止有人肆意炒作“國寶”,或奸商利用國人的“國寶”情結牟利。
當然由於文物的情況極其複雜,有的文物已知的資訊很少,調查和著錄時不可能非常準確。而且隨著情況的變化,如同類其他文物的失傳,某類文物價值的提高等等,有些文物的等級和價值會發生變化。但無論如何,有了這樣一份目錄,就大致查明瞭海外中國文物的家底,不僅能隨時進行監控,防止它們繼續毀損或消失,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有人利用“國寶”進行欺詐。並能根據輕重緩急實施“國寶工程”,爭取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效益。
有了這份目錄,我們還能根據這些文物流出中國的具體情況和過程,區分哪些屬於正常的文化交流,哪些屬於帝國主義的掠奪,哪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屬於合法出口,哪些即使在當時也屬非法。在此基礎上才能確定,哪些應該理直氣壯地要求收回,哪些只能盡可能爭取,哪些需要找機會購回,哪些應該協助外國的機構和個人妥善收藏。即使是國寶,也不是都應該還家的。
一個國家的文物能出現在世界各國,能夠受到各國的機構或個人的重視和收藏,本身就説明瞭這些文物的價值。中國悠久的歷史、發達的古代文明、燦爛的民族文化,使中國的文物自古以來就受到世界各國的愛好,其中一部分還是當時的政府和民眾主動輸出的。例如,自秦漢以來,朝鮮、越南、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不斷通過各種途徑輸入中國的商品和文物,中國歷代王朝也通過“賞賜”、互市等辦法輸出商品和文物。當時的一般商品若能保存到今天,都已是珍貴的文物了。如在日本福岡出土的東漢金印“漢倭奴王印”,已被日本奉為“國寶”,這完全是正常流入日本的。又如,唐宋元明清都有大量中國瓷器通過正常的貿易輸出,其中的珍品和早期製品今天完全可以進入國寶之列,難道也應該還家嗎?近代還有一些外國漢學家或鍾愛中國文化的人也收羅了大量中國文物,而且並未違反當時的中國法令(除非他們的繼承人自願捐贈或出讓)。這些文物就像中國的文化使者,也像中國文化嫁出去的女兒,成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這是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光榮,當然不應也不必還家,可或者通過舉辦展覽短期還家,或者通過複製、出版、上網等方式供國人了解。
日本明治維新後,漢籍與漢文文書一度被視同廢紙,以隨員身分出使日本的中國學者楊守敬獨具慧眼,大量收購,及時運回國內,其中既有在中國早已散佚的珍本秘籍,也有日本平安時代的文書,其中不乏日本國寶。當我陪同日本學者翻閱這批文書時,他們嘆為奇跡,久久不願離開。在一次研討會上,我向日本學者指出:當年要沒有楊守敬的收藏,這些日本國寶早已化為烏有,楊守敬是保存日本國寶的功臣。應該承認,在中國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對外國的“楊守敬”我們也應肯定他們為保存中國國寶所作的貢獻。這類流落海外的國寶,既是中華民族永久的傷痛,也是我們應該世世代代記取的教訓,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類似的現象再次發生。
(作者葛劍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文匯報 2003年7月31日